追溯一個小說的源頭，都可追溯到作者起心動念，或者靈感乍現的剎那。坦白說，我寫《抵達》，起初只是為了解決我寫作的疑難，或許還有精神的疑難。這看似有些不可思議，在我卻是不折不扣的實情。

說來我和文學結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后來斷斷續續寫過一些躺在抽屜里的習作，到了2017年，我開始寫小說，寫得還算順暢，可寫到十五六萬字以后，就因為一些現實的狀況中斷了，這一停就是五年。等到終于有心回來繼續寫那個長篇，卻是嘗試了多次都找不到狀態，也就很是納悶，我這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干的凈是南轅北轍的事情，明明想寫作，卻總是寫不了，算是開始吧，卻怎么都寫不下去，于是禁不住感嘆，我這輩子跟寫作是徹底沒緣分了。

感嘆歸感嘆，實際的情況是，我跟文學的緣分還在，這緣分還頗有些悠長。我“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地寫著《抵達》，剛開始也就想寫個中短篇，我做著快節奏、碎片化的工作，時間上也不允許我往長里寫，卻是越寫越長，寫到了近三十萬字，而且開篇談到寫作，又是以對寫作的某種釋懷作結，我還讓敘述者“我”和他的堂兄原游為寫作做了些爭辯。因此，雖說寫一部長篇只為解決個人疑難，未免太過奢侈，但誠實起見，也還是得說實話，我還得實話實說，因為為的是克服自身的難題，小說里的“我”和藍羽——亦即男女主人公，還有他們的情感旅程，等等，反倒像是因我的這一迫切需求而召喚出來似的。

這自然是小說式的說辭。實際上，敘述者“我”身上，無疑有我個人的印記。“我”是跑文藝條線的記者，我曾經也是；“我”是從浙中鄉村里走出來的新上海人，我當然也是；“我”的某些觀察和思考，也可以說是我的現身說法。但“我”與我也有著很多不同，比如，“我”是85年生人，我雖然沒有刻意設計他的年齡，但后來想到，1976-1985年出生的一代，曾被認為是“過渡一代”，“我”生于1985年，也就有了趕上過渡末梢，但依然在過渡中的意思。而我是78年生人，是原游的同齡人，藍羽則是88年生人。所以從代際上看，這個小說可以看成是獻給80后——實際上還包含70后，乃至更廣泛代際——的心靈之歌。既然敘述者“我”身上有我的印記，小說難免有點自敘傳色彩，這沒什么可覺得奇怪的，如果從作者發表的第一部小說里都看不到個人的影子，反倒是有些超現實了。

那小說里的藍羽呢？我得坦白，這可是個百分之百虛構的人物。我居然能徹頭徹尾虛構出一個形象，還能讓朋友們讀了覺得真實可信，我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但仔細想來，小說人物縱使全然虛構，說到底也還是時代的產物。在寫作過程中，我并沒有在意，但寫完以后回望卻也想到，我大概把我愛人身上的一些可貴品質賦予了這個人物。我和我愛人相識于汶川地震災區，我們結婚了。那時沒房沒車，除了支付房租和日常生活開銷，也沒多少結余。何況那時我們彼此的工作也不是那么有保障，我們在一起以后，也和大多數夫妻一樣，會為一些瑣事發生分歧，讓我頗感難為情的是，我的生活習慣帶著小時候艱苦的印記，對她的要求近乎苛刻，她認為我太重物質細節，忽略了情感生活的溫度。她覺得，生活本沒那么糟，不能為雞毛蒜皮的物質生存所縛，更不能因此亂了方寸，丟了尊嚴，失了良心，而愛足以抵擋一切風雨。她看見路邊的流浪者，照樣和從前一樣慷慨相助，從我初識她到現在，依然沒變。而我大約更傾向于魯迅說的“人必須活著，愛才有所附麗”。但現在看來，我覺得她的理念和堅守是對的。我們經過一起努力，可算是從風雨里走過來了，到現在也都生活得好好的。

既然這樣，我何不以我愛人為原型塑造一個女性人物？這當然沒有問題，我也相信，即使在普遍功利的當下，在現實生活當中，我們也還是能找到女性出于緣分，或為了愛情，甘愿和男人一起奮斗的例子。但我想，像這樣的情況并不多見。到了近些年，只怕是更為少見。畢竟我和我愛人在一起后的最初幾年，大家普遍相信未來的日子只會越來越好，而生活成本，尤其是房價也還不是那么高不可攀。到了后來，生活就變得更不容易了。作為寫作者，我不能不正視這個現實，而我也更傾向于寫出當下絕大多數人都無可回避的，更為真實，也更具普遍性的生存困境。

也因此，這部小說包含了一個愛情故事，但它在某種意義上說，是有些反浪漫的。買不起房等現實問題，就像揮之不去的影子一般，在“我”和藍羽的情感旅程中如影隨形，即使他們在經歷離別之后復合，也還是沒能無視這個問題。也就是說，藍羽有精神追求，但也有現實糾結，她并不是為愛甘愿付出一切的女性，她有她的復雜性，但她又無疑是善良的。我與其說是按我構造中的樣子塑造她，不如說是她自己在小說中慢慢長成了這個模樣。但不管怎樣，有朋友讀完小說后感嘆，藍羽是個飽滿、迷人，有多面性，卻也不失美好的女性形象，我很感欣慰，我該是欣慰于這個人物身上反映了我的一些猶疑，也包含了我的一些期望吧。

如此這般，從小說敘述上推敲，我最需要解決的問題是，男女主人公如此缺乏物質基礎，他們的戀情如何可能？其實也簡單，因為他們性情喜好相近，思想精神上有不少共通之處。他們受困于城市生活，身心難以舒展，于是通過漫游讓自己從凡俗日常中暫時抽離出來，由此有了一些天南海北的交談和對話，而漫游過程中移步換景、觸景生情，追憶隨之而來，也就讓小說有了層層深入的空間。

也因此，我在寫這個小說的過程中，便隱隱約約覺得，它同時還觸及在當今這樣一個信息過載而意義匱乏的快捷時代里，人與人之間是否還有深度交流的可能的主題。事實也是這樣，當下人與人之間聯系更加方便了，但深度交流卻似乎變得更加困難了。近些年，這個問題正變得越來越嚴重。好在這部小說的時間背景設置在2017年到2019年，那時微信、短視頻等媒介還沒有那么來勢洶涌。

就這樣說著說著，我大致明白了，我在小說里寫“我”的生活經歷，“我”和藍羽的情感旅程，“我”與原游的對話與交往，與其說是要塑造人物，不如說是要書寫這個時代。所以小說開頭會有這么一句：“我只是想講一個故事，還是想再講點別的什么，我現在并不知道，但也許講著講著就知道了。”有一次采訪賈樟柯導演，他說的一句話，我至今記憶猶新。他說他對表現當代有不吐不快的內驅力。我或許沒有那么強大的內驅力，但也著實想寫寫當代，而這個小說隱含了兩個時間維度，故事時間是2017-2019年，“我”的寫作時間則開始于三年疫情之后，從時間線上說，也算是比較當下了。我當然知道，寫當下是困難的，難就難在時間離得太近，我們來不及看清很多事物，但與此同時，因為離得近，我們對時代的感知也或許是最真切的。我總覺得，對于生存于世的大多數人來說，時代與社會是我們須臾不離的晴雨表和體溫計，天氣、體感的每一點變化，都會對我們的身心、情緒乃至思想，帶來或細微或巨大的影響。考驗寫作者的是，寫出人物生命遭際的同時，如何寫出這種很多時候為我們所習焉不察的影響。

從這個意義上講，如果說我在這個小說里寫出了與時代、社會的連通性，大概是因為我多少寫出了這種影響。我也關注男女主人公瞬時的情緒轉換，因為這不只是關聯人物的性情，實際上還連通時代的情緒。而在寫故事的同時，我也注重寫故事背后的情境與邏輯，像男女主人公在地鐵里相遇之類的場景，實在是沒什么可以覺得離奇的，甚至算得尋常，大千世界無奇不有，再離奇的相遇，我們都會覺得不過爾爾。眼下層出不窮的微短劇，更是為我們制造出數不勝數的戲劇性橋段，只是我們如果不圖一時觀看的快感，而是細究背后的情境與邏輯，便會發現其中大多經不起推敲，也不過是從表面上看很時代，很社會，很當下，但從深層看，恰恰與此游離，或說是脫節。我用一些篇幅寫了和場景關聯的情境與邏輯，只是奔著看故事情節的讀者，或許會覺得有些鋪排，但我覺得寫深寫透這一點是重要的，因為只有穿透這些情境與邏輯，我們才能看清時代真實的面影。

當然換個視角看，因為長鏡頭式的書寫，也因為注重細節、氣息、氛圍、情境，決定了這是一部相對慢節奏的小說，或是如有朋友所說的“辨識度挺高的普魯斯特式小說”。我也便需要面對另一個難題，以慢速寫這個一切都在加速的時代，是可能的嗎？要解決這個問題，也便需要回答諸如此類的問題：時代在加速，是不是小說敘述也要隨之加速？是不是時代加速到什么份上，小說就得加速到什么份上？是不是當下小說缺失讀者，也得歸因于敘述沒有加速？我們似乎還有必要進一步問問，是不是小說加速了，就能與加速發展的時代同頻共振了？

我想這是難以做到的，我們也沒必要這樣做。因為小說這種文體，或者說是文學，它本身就包含了緩慢的特點。小說，尤其是長篇小說，從根本上說就是慢的。畢竟，作家寫作從來就不是簡單地抓取素材、記錄事實，寫長篇小說，尤其需要時間的沉淀，也需要和切近的當下拉開一些距離，這樣寫作者才能看得更加明白，才能在反芻中深化自己的感受，也才能讓那些素材和事實在慢慢發酵中產生更多的化學反應，這樣寫出來的作品才得以水到渠成、渾然一體。而讀者如果不只是把閱讀純粹當成消遣，而是多一些要求，也未必那么想讀可以一次性消費的小說，畢竟我們看報道看視頻看直播就能快速了解信息，何必費心費力讀小說？退一步講，就算能與時代同步，那小說的氣息也定然是紊亂，并且帶著喘氣的，而且敘述很有可能會被速度吞噬，就好比從手電筒里射出的光被日光吞噬。

也算是推己及人吧，我止不住想，面對這樣一個加速的時代，我們大多數人的身體和心靈已然有些不適，我們何苦讀美其名曰與時代同頻的小說來再遭一次罪。這大概也是如今我們依然要讀《追憶似水年華》的原因所在。普魯斯特以他的凝視，把我們忽視的，或者視而不見的細節和過程細致無遺地呈現了出來。而過于追求速度，不免少了凝視，過于追求結果，也就忽略了過程。

還真是，如果能用個新概念，我倒是覺得這個小說，可以稱之為過程小說，因為男女主人公比較多行走在路上，目的反而顯得有些縹緲了。而這個小說，我是曾經想命名為《飄搖》的，這多少受了周迅演唱的歌曲《飄搖》的影響，也因為我覺得，這個詞能貫通小說透出的一些氣息和情緒，也能體現我自己那些年里身處上海不時冒出來的，或者說是男女主人公在情感旅程中不時體會到的，仿若“無根的野草”般的心緒、情愫，這其中或許還反映出了時代的某種情緒，諸如我們多數人都可能面臨的由生活巨大的不確定性引發的不由自主的無力感，身居都市扎不下根遙望故鄉又發現回不去了的撕扯感，以及身心總是難以自洽引發的不適感，等等。而這個詞本身，還隱含了一種以無能的力量艱難跋涉，從而讓板結的沉重現實，得以有一點點松動的美學意味，這近乎一種理想主義情懷。

但話說回來，這個命名或這個詞更多指向一種情緒狀態，一種任何時代、任何個體都會有的情緒狀態，它對我們這個時代缺少概括力。何況再是飄搖在路上，也終究會抵達某個地方，男女主人公也好，現實中的我們，也不會甘于一直在路上。所以命名為《飄搖》，雖然確切，但總還是覺得缺點什么。看我為命名困惑，有一天，我愛人忍不住問，這個小說寫了些什么呢？我說，實在是不好概括，兩三句話講不清楚，但有部分內容寫到男女主人公在路上。她問，他們在路上，總該是去一個地方吧。他們抵達了嗎？我說，最后是停留在了山頂上，沒有抵達。她說，哦，那我覺得適合叫《抵達》，你看呢？就像《等待戈多》，而“戈多”永遠不來，這是理想和現實的沖突，正是現代人的困境。她這一說，我覺得太好了。男女主人公雖然在地理標識上最后沒有抵達，但在心靈和精神層面卻無疑指向了抵達。沒有抵達，所以更要抵達么，如此也就叫了《抵達》。

而我確乎可以用本名發表小說，畢竟我在文學媒體工作二十年，在文學圈里有了點兒臉熟，但后來想想還是取一個筆名為好，這至少對自己是個提醒，在寫作這條路上，我還是個新人，沒有人會因為我取得過一點和文學有關的成績對我另眼相看。何況，我如今依然做著和文學有關的工作，似乎也有需要給自己劃一個相對清晰的界限。但得取個什么樣的筆名呢，我一直沒想好。卻是我愛人想到了傅羽這個筆名。她說，有一對羽翼的人，就不會像沙子一般，遇見風被裹挾著跑，他就有定力了，他知道從哪里出發，回到哪里，他有掌控自己身體和思想的能力。我考慮了一下，覺得挺好，也就定它了。

我想，或許小說里“我”和藍羽花很多時間在路上，也無非是想明白了從哪里出發，回到哪里，才有了情投契合的抵達。而無論是對小說中的“我”，還是對現實中的我來說，寫完這個小說，是一次抵達，同時也是重新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