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海洋文學的淵源
中國的海洋文學,其來有自。《尚書》有“四海之內,咸仰朕德”的字句,孕育了國人的四海之思。《詩經·沔水》中的“沔彼流水,朝宗于海”發其端,乃有曹操的《觀滄海》,有李賀的“黃塵清水三山下,更變千年如走馬。遙望齊州九點煙,一泓海水杯中瀉”。莊子的“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凝結了數千年間的鯤鵬意象,李白道“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里”,讓歷代的意氣風發之士,向往著長風萬里,弄大潮,翔九霄。孔子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則為后來的失意者留下關于海外烏托邦的精彩想象,杜牧半生落魄,“欲把一麾江海去,樂游原上望昭陵”,蘇東坡落難黃州而吟出“小舟從此逝,江海度余生”,明人何景明的詩句“乘桴浮海意,擊楫渡江心”彰顯出人生兩顧之間的張力。《山海經》中的精衛填海與海外奇觀,讓表面上淡泊悠遠的陶淵明拍案而起,“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讓魯迅老來還憶少年時,稱長媽媽買給他的《山海經》是“我最初得到,最為心愛的寶書”。凡此種種,構成了豐富多彩的海洋文學的淵源,構成了獨屬于中華民族的海洋意識。
中國海洋文學的發現
在全球視野和文明互鑒視角下,中國的海洋文學不必對標歐美海洋文學理論和標尺,而應從中國本土的海洋文學實況出發,去構建中國海洋文學自主知識體系。中國有數百萬平方公里的海面、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以漫長遼遠的海岸線與更為漫長遼遠的內陸地區為地理特征,關于海洋,會有多少現實的驚奇和浪漫的遐思?登臨遠眺的海面拓展了國人的視界與想象,漁鹽之利厚實了民眾以及國家的財富。跨海巡行和海上絲路的貿易打通了中外交流的途徑,鋪陳出一條連接中國與世界的友好之路。
世界上不是缺乏美,而是缺乏發現美的眼睛。換一種眼光進行審視,我們會發現許多被遮蔽的盲點。單從航海故事來講,徐福東渡、鑒真遠行、海上絲路、崖山海戰、鄭和下西洋,還有明代以來以中國為焦點建立起來的朝貢兼貿易的“東部亞洲海域”,成了一個相對自足的東海南海“大交易”商圈的歷史世界(葛兆光語),這些都是國人面朝大海的情懷激越時刻,亦在文藝作品中有林林總總的描寫。
蓬萊的文化景觀與文學書寫
讓我們以一樁學案來充實本文的論題:立足于中國海洋文學視野下的蓬萊文化景觀和文學書寫。蓬萊的文學書寫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蘇軾開創的,千余年間經中外文人雅士的反復皴染而歷久彌新,至今仍然鮮活地融入了當下的旅游熱和蘇東坡熱之中,但是,鮮有人從海洋文學、海洋與國際文化交流的角度去切入審視。這是一個非常令人遺憾的缺失。
蓬萊仙島,典出《列子·湯問》。春秋戰國時期的蓬萊屬于齊地,由于齊桓公實行富民強國政策,包括蓬萊在內的膠東半島經濟發達,漁業和航海業都相當先進。更引人矚目的是蓬萊海面上出現的海市蜃樓,觸發了人們對海外仙山的奇妙聯想。為祈求長生不老,秦始皇兩次行經蓬萊,派遣徐福率領龐大船隊出海求藥尋仙。漢武帝下令修建蓬萊城。唐代將登州州治設在蓬萊,登州港、泉州港、廣州港等皆為唐代外貿大港,其繁榮從唐代一直延續到明代。日本、朝鮮等國的歷代使者多從蓬萊港入境。北宋年間,地方官在丹崖山上建立蓬萊閣,成為人們臨山觀海的著名景點和文化地標。1085年,蘇軾被任命為登州知府,他在此僅停留短短20余天,卻留下了為數可觀的詩文作品,為蓬萊文化和文學敘事確立了審美標準。
遭受冤獄與流放,復經東山再起,蘇軾陶醉于山風海韻,揮灑出淋漓墨香。他目睹秋冬之際難得一見的海市蜃樓:“東方云海空復空,群仙出沒空明中。蕩搖浮世生萬象,豈有貝闕藏珠宮?”(《登州海市》)他飽啖聞名已久、“一枚何啻千金值”的登州鮑魚,撫腹嘆息:“膳夫善治薦華堂,坐令雕俎生輝光”,“割肥方厭萬錢廚,決眥可醒千日醉。”(《鰒魚行》)他還寫下了精短的散文佳作《蓬萊閣記所見》:“登州蓬萊閣上,望海如鏡面,與天相際。忽有如黑豆數點者,郡人云:‘海舶至矣。’不一炊久,已至閣下。”他稱贊蓬萊諸島“多美石,五采斑斕,或作金色”(《北海十二石記》)。他淘撿海浪啄剝的碎石做盆景,贊美其經風浪沖蝕而英姿不改,令人常有山海之思:“蓬萊海上峰,玉立色不改。孤根捍滔天,云骨有破碎”,“我持此石歸,袖中有東海。垂慈老人眼,俯仰了大塊。置之盆盎中,日與山海對”。他還把他的墨寶《海市詩》《書吳道子畫后》留在臥碑亭內。
蘇軾為蓬萊文化和文學書寫開了一個好頭。此后歷代文人墨客,登蓬萊閣而思坡仙,望滄海而有出塵之想。明代文壇領袖王世貞就有詠蓬萊閣組詩:“綺色中天徐散盡,空青一點是扶桑”,“漢兵飛度下朝鮮,十萬旌旗鴨綠懸。烽戍祗今寒月色,可聞楊仆將樓船。”(《蓬萊閣后六絕》)清人張弓詩曰:“賴有公來官五日,三山萬古重蓬萊!”以《蓬萊閣記》為名的同題散文,歷代皆有之,沈括、朱彝尊等皆有名作,季羨林的《登蓬萊閣》、楊朔的《海市》《雪浪花》《蓬萊仙境》都是文學史上的散文名篇。
蓬萊作為唐代以來的重要港口,是朝鮮使臣入華的路徑之一,尤其是明代始末兩端,由于遼東戰事未平,登州成為唯一通道。因此,蓬萊成為中朝文人詠唱與交流的勝地。這也是一種文明互鑒,源遠流長。蘇軾的《鰒魚行》中有“三韓使者金鼎來”的詩句,涉及友好交流的往事。元末明初朝鮮使者李崇仁的《登州蓬萊閣感懷》欲與蘇軾隔代唱和,對蘇軾的仰慕溢于言表:“征鞍初卸郡城西,又向峰頭杖瘦黎。旸谷波翻看日出,蓬萊云近訝天低。坡仙絕唱誰能和,島客幽魂每欲迷。自是登臨多古意,非關游子獨悲凄。”朝鮮使者權近的《登蓬萊閣》,全詩記載的是在蓬萊閣上舉杯歡宴,意氣橫生:“雄檐杰檻跨崢嶸,席上風云指顧生。千里勝形歸俎豆,七州和氣入簫笙。人游晚岸朱樓遠,鳥度晴空碧嶂橫。今夜請看東越分,藩星應帶少微明。”明末登錄登州的朝鮮使者崔有海的三卷本《東槎錄》,大量記錄了他與登州文人豪客的詩文交流,還輯入了中國學者張可度、宋獻、張燾等為其所作序、評等。《東槎錄》材料豐富、題材多樣,可謂中朝文化跨海交流的一隅佳話。
當下海洋文學創作焦點
回到當下,近年來的中國海洋文學取得了相當重要的成就,老中青三代作家共同努力,描繪出遠洋近海、山海相連的宏闊場景。不同于以英國擴張疆土、掠奪海外殖民地為背景的笛福《魯賓遜漂流記》和康拉德《黑暗的心》,不同于揭示人性之卑污與海洋之狂野的麥爾維爾的《白鯨》,有別于以近現代科學技術帶來的海洋知識大爆炸為底色的凡爾納《海底兩萬里》和《八十天環游地球》,中國的海洋文學是在農業文明古國的現代轉型期間民族覺醒與奮起的文學,現代海洋與古老土地的關聯、現代海洋意識的建構、海洋生態問題的關懷、通過海洋的橋梁搭建世界各民族溝通橋梁等,成為當下海洋文學創作的焦點。趙德發的《大海風》、林森的《海里岸上》、許晨的《第四極:中國蛟龍號挑戰深海》等讓我們對中國海洋文學的未來充滿期待。
(作者系山東大學人文藝術研究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