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作家吳泰昌去世的消息，又重讀了他的“親歷大家系列”里《我了解的葉圣陶》（2014年）一書。他以親歷者的視角，回憶了自己和葉圣陶先生交往的種種往事，寫出了葉老與中國現代文學的淵源。

《閑談五四文學前后》《〈倪煥之〉與侯紹裘》《記葉圣陶與巴金二三事》等隨筆，介紹了葉老的文學創作和文學活動，讓讀者了解了他對現代文學發展所作的貢獻。五四新文學運動初期，葉老是文學研究會的發起人之一，編輯《小說月報》，培養了若干文學新秀，如巴金先生等。他也創作了大量的文學作品，有小說、散文、新詩、童話、文藝雜論，為我們留下了豐富的精神食糧。葉老的創作經驗和對文學的觀點，至今常讀常新，于我們從事文學創作仍不失借鑒。讀完這些隨筆，感覺這是一本別樣的葉老評傳。

文學評論觀：平等尊重，瑕瑜并舉

最近讀了幾篇針對葉圣陶先生小詩《風》的質疑文字，認為這首詩并非葉老原創，而是“以譯代作”的產物。《風》最初發表于1934年的《開明國語課本》上，要想弄清楚這件事，就要看一下這首詩的寫作背景。吳泰昌在《葉圣陶瑣談〈詩〉》一文中，解析了五四時期新詩創作的情況。當時的新詩創作是新生事物，詩人們學習外國自由詩的寫作方式，也翻譯了大量的外國詩歌。作家們在外國詩歌的影響下寫了很多新詩，如徐志摩、胡適、聞一多等，那時的新詩創作正是發軔期，需要作家們不斷地去嘗試，這是一個時代對新詩創作的追求。我們評說五四新詩不能脫離開那個時代，這樣才能客觀地看待關于《風》的質疑。這樣說并不是為葉老開脫，他在編寫《開明國語課本》時也坦陳：“大約有一半可以說是創作，另一半有所依據的再創作。”正是對《風》這類作品的最好注釋。

葉老是如何理解文學評論的，我們不妨讀讀《“不看評我的文章”》，文中記錄了金梅與葉老的相關互動，能直觀感受他的核心主張。金梅是吳泰昌的同窗好友，他所著的《論葉圣陶的文學創作》（1985年），收錄于上海文藝出版社“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書”。這套叢書在新時期可說是開風氣之先，學者們借此契機重新審視現當代文學，產出了一批高水平學術著作，為新時期文學創作提供了堅實的理論支撐，猶如向文學百花園中撒了一把沃土，讓百花得以生長得更加茂盛。我存有這套叢書中的好幾本，如王泉根的《現代兒童文學的先驅》，書中就有對葉老童話和兒童詩的論述，葉老的獨創性童話有其歷史貢獻，童詩洋溢著童真童趣。

金梅在寫作《論葉圣陶的文學創作》期間，與葉老進行了通信交流。在二人的十幾封通信中，葉老談及評者與被評者的關系是平等的，應該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葉老不看評自己的文章，并不是看不起評者，恰恰相反，是對批評者的尊重。他在給金梅的信中說：“我向有想法，評論某人之為人或著作，只須直抒己見，不必交某人過目。評論寫成，刊布于報志，俟讀者辨別其當否。在彼評之某人，此時亦為讀者之一，如覺言之中肯，當然會心一笑。如覺說得欠當，亦宜承認作者有其言論思想之自由，不加責備。”葉老強調，“作者、評者各有其言論思想之自由。”葉老還在復信中多次談到作家如何對待評論的問題。金梅發表了一篇綜論葉圣陶童話創作的文章。葉老在“大略翻閱”后復信說：“知稱譽過甚，使我慚愧無已。以我妄想，評論最宜瑕瑜并舉，則于讀者、作者兩皆有益。”葉老這些關于如何處理作家與評論家關系問題的解說，很有現實指導意義。如果我們的作家和評論家，都能尊奉思想言論之自由的觀點，文壇上就會少些無謂的爭議。我們再反觀對葉老小詩《風》的評論，葉老如果在世的話，定會向批評者致以謝意。

游記散文寫作：以感受為根，以質感為魂

如何寫好游記散文？《“這篇游記散文是篇好的歷史文化散文”》一文為寫作者解惑。1981年，葉老整理《內蒙日記》時回憶起此前的這次旅行——當時有一批歷史學家幾乎與他同時受邀赴內蒙古訪問。葉老特意向吳泰昌推薦了翦伯贊寫的《內蒙訪古》。翦伯贊是著名的歷史學家，曾任北京大學副校長，其《內蒙訪古》發表于1961年12月13日的《人民日報》上。作者用優美流暢的文字，描繪了內蒙古的自然風光、人文古跡和歷史人物。葉老提及翦伯贊是他的老朋友，而《內蒙訪古》正是一篇兼具游記特質與歷史深度的優秀歷史文化散文。葉老說：“寫散文，不管哪種類型的散文，都要從自己的深切感受出發，自然會連帶到歷史文化內容，但這和將散文承擔普及歷史文化知識的任務不同。散文就是散文。作者的文學眼光、感受，以及對思想的觀察、思索和提煉很重要，關鍵是一個度的把握。《人民日報》用幾乎一個版面來刊發這篇散文，除了推薦給讀者看這篇寫得好的散文，也是有點引導這類散文健康發展的意思吧!”如今重讀這篇散文，對我們寫作游記散文，依然有很好的參考價值。

《小記十篇》是葉圣陶于新中國成立后所寫的第一本散文集，所收文章具體生動地反映了1953-1957年間，作者所目睹的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欣欣向榮的景象。吳泰昌在一篇同名的文稿中，既分析了葉老的游記散文，也有對《內蒙訪古》的補充解說。他還通過分析收入語文課本的葉圣陶游記散文《記金華的兩個巖洞》，來解說這一題材的寫作特色。吳泰昌甚至引用了作家蘇雪林《俞平伯和他幾個朋友的散文》中的一段話：“葉氏自己的文字，結構謹嚴，針縷綿密，無一懈筆，無一冗詞，沉著痛快，愜心貴當，既不是舊有白話文的調子，也不是歐化文學的調子，卻是一種獨創的風格，一見便知道是由一個斫輪老手筆下寫出來的，這實在是散文中最高的典型，創作中最正當的規范。”對葉老游記散文的評價相當中肯。讀《小記十篇》對我們的寫作頗具啟迪意義。該書初版于1958年12月，由百花文藝出版社推出，至1962年已累計3次印刷；進入新時期后，出版社又對其進行了重印，足見其持久的讀者認可度。

重讀評傳：葉圣陶堪稱為人為文典范

吳泰昌先生由于工作關系，從20世紀70年代起就和葉老交往。有時候聽葉老聊五四新文學運動的那些事和那些人，有時候翻閱葉老的書信、書籍、照片等實物材料，有時候和葉老的家人們回憶葉老生活的點點滴滴。然后他以生動細膩的文筆娓娓道來，好像我們也在和葉老聊天，感受到生活中葉老的樣子，親切感滿滿，更讓我們不自覺地化身親歷者，沉浸其中。通過了解文學家葉圣陶，以及他的長篇小說《倪煥之》、短篇小說集《未厭集》、散文集《未厭居習作》，還有童話集《稻草人》與《古代英雄的石像》，我們更能深切感受到，葉老堪稱我們為人為文的典范。

《我了解的葉圣陶》一書附有大量珍貴資料，既有葉老不同時期與友人的合影、各版著作的書影，也有他不同時期的書信手跡。圖文互為映照，不僅真實立體地勾勒出葉老的文學創作心路歷程，更飽含著作者對葉老的深切懷念。如今，我再次重讀此書，亦是對吳泰昌先生的一份別樣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