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就“兒童文學是否具有特殊性”這一議題，我們已刊出兩期“學術爭鳴”，四位作者的文章角度不同、持論各異，共同深化了我們對兒童文學的認識。本期“學術爭鳴”，我們延續這一討論，學者崔昕平認為，兒童文學特殊性源自其受眾的特殊性——兒童。文章從兒童文學的理論與歷史、創作的形式與內容等方面展開了細致討論；學者李學斌則認為，所謂“成人文學”和“兒童文學”的區分只能是相對的，二者之間擁有多維度、多層面的共通性，不存在天然的“分野”，要更多關注并彰顯它們作為“文學”的語言品質、審美共性。

哪些“兒童文學”作品對你產生過影響？它們與“成人文學”作品是否存在區別？歡迎廣大讀者參與討論。

兒童文學自有區別于其他文學的特質

崔昕平

在中國文學的現代視野中，兒童文學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文學門類并取得命名，與中國新文學一樣，僅僅百年。自從在文學門類中取得相對獨立性之后，兒童文學區別于其他文學的特質究竟是什么這一問題，就成為文類探討的核心，一路伴隨兒童文學的發展。

兒童文學“文學”特殊性的基點，源自對特殊受眾——兒童的尊重。有觀點質疑文學領域中兒童文學獨立存在的必要性，常見的理由是：優秀的兒童文學作品必然也是優秀的文學作品，好的兒童文學作品必然是“老少皆宜”的。此話在理，強調了兒童文學首先應具有“文學”的品質。但如果因此而模糊兒童文學的邊界，則是有問題的。兒童文學的特質，就在于它是一個復合概念，兼具兒童性與文學性。如果僅提“老少皆宜”這樣的標準，內里仍是一種“成人本位”的立場。在兒童的文學閱讀世界中，除了老少皆宜的作品，還有大量的、適應不同年齡層次兒童認知與審美發展的文學，兒童愛不釋手，但已引不起成人的閱讀興趣，最多只能引起對童年的一種回味。我們能否因此便判斷這些都不是好的兒童文學？顯然簡單粗暴了。少宜，老亦宜，而后老少皆宜；還是老宜，少亦宜，而后老少皆宜，這里有一個主次先后問題。歸根結底，這仍是一個本位觀問題，是以兒童為本位，理解并尊重兒童精神生命成長的不同階段，還是慣性地以擁有社會話語權的成人為本位。兒童文學不是靠“正確”取勝兒童的，而首先要靠“兒童”獲得正確。束沛德先生在2004年就曾呼吁，兒童文學評獎應當充分傾聽小讀者的意見。“兒童喜歡不喜歡”雖然不是“判斷兒童文學優劣的唯一標準”，但卻是一個重要的、不可忽視的尺度。

兒童文學有其特殊受眾，有分別針對幼年期、童年期、少年期三個心智成長階段不同的創作規律與藝術準則。兒童受眾的特殊性，是哲學、人類學、教育學、心理學等領域不斷推動的現代認知，非但不容忽視，還應始終保持高度警醒與自覺。針對不同年齡層次兒童的兒童性追求，是兒童文學在文學性之外的一重“質的規定性”。

一

談這一問題，必須溯源。兒童文學取得相對獨立的文學稱謂與自覺，源自對“兒童”這一獨立人生階段的現代認知。在兒童未被“發現”前，兒童僅被看成“縮小的成人”，沒有獨立的精神世界。

世界范圍的“兒童的發現”源自17世紀啟蒙主義思潮，在科學啟蒙、思想啟蒙、教育啟蒙推動的人類普遍觀念啟蒙進程中，捷克教育家夸美紐斯在《世界圖解》中提出對當時世界而言的“嶄新”認識：兒童并不是縮小的成人，也不是成人的預備；為他們創造的讀物應該遵循一些區別于成人讀物的特殊規律。（韋葦：《世界兒童文學史》，安徽教育出版社）之后，英國教育家洛克在《教育漫話》中，從“教育”層面指出發展兒童文學的重要性。法國思想家盧梭在《愛彌兒》中提出“要尊重兒童”，從“如何教育兒童成長”的問題出發，逐漸生長出“以兒童為本位”的兒童觀，“兒童文學”由此發展。中國兒童文學的自覺，同樣有著“發現兒童”的觀念土壤以及更廣泛關涉的社會文化土壤。周作人寫于1912年的《兒童問題之初解》一文，“可以看作是周作人的‘兒童本位’論的出發點”。（朱自強：《中外兒童文學比較論稿》，少年兒童出版社）

之后，中國兒童文學借助新文化運動，借助中國社會的現代性轉型走向自覺。1920年，周作人在孔德學校演講，使用“小學校里的文學”描述兒童文學；1921年春夏之交，葉圣陶在《晨報》副刊上發表《趕緊創作適于兒童的文藝作品》《兒童的想象和情感》《多多為兒童創作》等文章；1921年11月，嚴既澄在《教育雜志演講號》上發表《兒童文學在兒童教育上之價值》，開宗明義對兒童文學的概念內涵作出說明：“兒童文學，就是專為兒童的文學。它所包含的是童謠、童話、故事、戲劇等類，能喚起兒童的興趣和想象的東西。”（王泉根：《中國現代兒童文學文論選》，廣西人民出版社）這種界定雖然還不盡完備,但作為兒童文學理論草創時期提出的概念，令時人耳目一新。五四運動前后，文學界對兒童文學的界定有了較為清晰和一致的認識，這表現在郭沫若《兒童文學之管見》一文中。郭沫若提出，兒童文學不是“干燥辛刻的教訓文字”，不是“平板淺薄的通俗文字”，不是“鬼畫桃符的妖怪文字”，而是“兒童本位的文字”。（《郭沫若全集》文學編十五卷，人民文學出版社）

兒童本位的觀點，既強調了兒童文學服務于兒童，又強調了兒童對兒童文學的制約作用。一代學人對兒童文學的拓荒性倡導與建設，促進了中國兒童文學本土化發展，也確認了中國兒童文學兒童本位觀。由此，兒童從民間故事、神話傳說中無序擇取閱讀養料的狀況，變為由文人有意識地“為兒童”創作兒童文學。

二

另一個問題是，處于文學家園一隅的兒童文學，是否有所謂的文學之“界”？如果有，這是一個怎樣的“界”，怎樣將其與面向成人的文學區分開來？

從本質上講，兒童文學與非兒童文學，并不是一個用二元對立思維看待的問題，但兒童文學創作，有著“兒童讀者”期待視野的考量，也逐漸形成了一些自有的文學規范。鮮明的目標讀者定位與滋養精神生命成長的文學價值功能定位，是兒童文學區別于面向成人創作的文學的“文學之界”，形成兒童文學獨具的美學特質。歷代兒童文學學者都在努力對兒童文學的美學特質作出描述與界定。21世紀以來，黃云生將兒童文學的美學特質概括為純真、稚拙、歡愉、變幻、樸素；王泉根用“以善為美”作出概括；朱自強概括為現代性、故事性、幻想性、成長性、趣味性、樸素性；方衛平以“輕逸”為關鍵詞論述兒童文學的美學特質；舒偉以“童心童趣”作為兒童文學區別于其他文學種類的顯著特質。學者們的理論闡發各具視角，也同時達成了形式層面和內容層面的共識。

首先，從技法層面，兒童文學創作自具一定的規約性，需符合該階段兒童認知與審美心理發展，利于該階段兒童閱讀接受，并能激發兒童的閱讀興趣與心靈體驗。這要求兒童文學作家把豐富的生活和深刻的真理通過具有“兒童性”的、淺顯生動的形式表現出來。用詞、修辭以及主題、思想等方面的規約性，帶來一定的創作難度。茅盾曾經感嘆：“兒童文學最難寫。試看自古至今，全世界有名的作家有多少，其中兒童文學作家卻只寥寥可數的幾個。”（陳伯吹：《談兒童文學創作上的幾個問題》）茅盾談道：“了解不同年齡的兒童、少年的心理活動的特點，卻是必要的；而所以要了解他們的特點，就為的是找出最適合于不同年齡兒童、少年的不同的表現方式。”“按照兒童、少年的智力發展的不同階段，該喂奶的時候就喂奶，該搭點細糧時就搭點細糧，而不能不管三七二十一，一開頭就硬塞高粱餅子。”（茅盾：《六〇年少年兒童文學漫談》，《茅盾全集〔第二十六卷〕》，黃山書社）

除卻技法層面——技法畢竟是多數創作經驗豐富的作家比較容易調整的一個層面，兒童文學在文學內驅性層面也具有規約性。世界上許多偉大的作家和詩人會在他的創作歷程中，尤其是在中后期，寫一些兒童文學作品。內驅性的兒童文學創作選擇，不僅是因為作家們想為自己的童年留下一點痕跡，為下一代兒童留下一些有意義的文字，同時也是因為有某些思想和感情需要通過兒童文學的形式加以表現。成人世界的思想者，選擇了通過回歸童心燭照初心。這是兒童文學又一重獨特的美學特質。

童年，是成人世界、人類生命持續發展的源頭活水。我國古代老子唱頌赤子“含德之厚”“復歸于嬰兒”，正是“童心”對于人類的價值。“童心”構成一種認知現實世界的獨有方式。兒童文學常取萬物有靈的孩童視角，突破了幻想與現實的界限，回到人與萬物的原初狀態，反思被理性日漸驅離的生命神性。兒童文學常取有限制的兒童視角，構成創作難度的同時，也是別樣的文學表達通道，利于打破思維定式，傳達成人視角下種種“習以為常”中的“不同尋常”，利于以童心重新打量被忽視或被扭曲的現實，喚醒感知的敏感性，也利于營造寓莊于諧、真摯樸拙的兒童文學美學氛圍。不少作家在對生命萬象作出詩化理解與提純之后，選擇以兒童文學的方式展開創作，以童心寄寓詩心。誠如王堯評價張煒的兒童文學創作選擇，是將“童心”作為“方法”，以“童心”觀照自然，借“童心”彰顯道義。

三

有意味的是，我們在當下仍需再論兒童文學的特殊性。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發端期那批積極開拓理論、探索創作的先驅，無不同時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先驅大家。然而進入當代以來，兒童文學的身影在各種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版本中消失了。它在略微取得了一丁點兒學科獨立性的同時，缺失了具有文學整體性視野的溝通與交互。

社會對兒童文學專業的認知比較有限。這與當下高速發展的兒童文學創作、閱讀現場形成巨大落差。兒童文學批評既存在“批評不足”問題，同時充斥大量“批評失當”問題。部分評論架空兒童文學基本理論，或仍糾結于一些最基礎、已界定的問題，或干脆被立場、目的、利益驅動，均可觸發眾聲喧嘩，對兒童文學創作觀與評價觀造成嚴重誤導。文學界內對兒童文學的認知也有待普及。一些作家朋友會表達此類觀點：我小時也沒看過什么兒童文學啊，現在也不是“挺好”？“挺好”的言下之意，不僅僅是挺好，還成了作家。這種基于“沒有兒童文學歷史”的回首，如何能證明，如果“有”會不會“更好”？

這也暴露了我國兒童文學學科發展的局限性。多年來，兒童文學專業學術人才培養的數量極其有限，至今仍隸屬于中國現當代文學，不具備學科獨立性，且僅有極少數院校招收兒童文學方向的碩士、博士。蓬勃發展的中國當代兒童文學創作，需要兒童文學理論更好地發揮指導、引領作用。加強專業建設已成為21世紀以來中國兒童文學發展的重大問題。

（作者：崔昕平，系太原師范學院文學院教授）

讀者固然有別 “文學”終究“無界”

李學斌

眾所周知，文學是以語言為媒介，通過多種審美手段，形象化地再現宇宙自然、反映社會生活、表達思想感情、建構心靈世界的藝術形式。作為審美實踐活動，文學創作既是“精騖八極，心游萬仞”，也是“統攬寰宇，洞幽燭微”。自然萬物迥異，現實生活紛繁，讀者對象不同，于是，文學表達之內容形態、語言方式自然有所差異。但這并不等于文學可絕對化地切分為“成人文學”和“兒童文學”。

原因很簡單：文學是遼闊無垠、生機勃勃的統一世界，它有共同的原則、旨趣，共通的結構、形式，共用的語法、修辭，共在的文化功能和讀者效應，不存在基于“成人”與“兒童”讀者群落的絕對“區隔”和“邊界”。在此前提下，所謂“成人文學”和“兒童文學”的區分只能是相對的。其更多時候僅僅是作家面對不同題材內容、讀者人群的寫作轉換和審美調整。寫出了《夏洛的網》《精靈鼠小弟》《吹小號的天鵝》等經典童話的美國作家E?B?懷特就對強調“兒童文學”特殊性的說辭頗不以為然：“任何人若有意識地去寫給小孩看的東西，那都是浪費時間。你應該往深處寫，而不是往淺處寫。孩子的要求是很高的。他們是地球上最認真、最好奇、最熱情、最有觀察力、最敏感、最靈敏，也是最容易相處的讀者。只要你的創作態度是真實的，是無所畏懼的，是澄澈的，他們便會接受你奉上的一切東西。”E?B?懷特的說法盡管略顯主觀化，但卻道出了不容辯駁的兒童閱讀事實。

國內“跨界”兒童文學創作的當代作家中，持類似看法的也不乏其人。詩人、散文家趙麗宏認為，作家寫兒童題材的作品是很自然的事情。幾乎所有作家都以不同方式寫過自己的童年生活。有的作家寫童年記憶，并不是為了給孩子看，只是以一顆歷經滄桑的成人之心回溯童年時光，傳達的還是成人的看法和感情；有的作家寫童年生活時，老去的童心又復活了，一顆心又回到了童年時光。作品的視角是孩子的，文字中的情感和趣味也是孩子的，人生的喜樂悲歡，在童年的生活中都可以得到體驗。顯然，在趙麗宏看來，上述兩類童年題材文學作品體現的只是“兩種寫法”，而不是“兩種文學”。

當代作家張煒也認為，兒童的領悟力和生命深度，許多時候為成人所不及。不能因為“兒童”這個界定，“兒童文學”就變成了非文學。寫給孩子讀的文學作品應該是“精致的平易、深刻的淺顯、復雜的簡練”。張煒的觀點從另一個層面闡釋了面對“成人”“兒童”不同讀者群體，文學所應該葆有的內容與形式之審美統一性。

如果再以此來比照趙麗宏、張煒兩位作家的童年題材文學創作，就會發現，無論是趙麗宏的抒情詩、散文、兒童小說、童話，還是張煒的長篇小說、散文、兒童小說、童話，盡管內容結構、表達方式與目標讀者有所差別，但其內在的價值取向、審美旨趣和藝術品位一以貫之、一脈相承。當作家以回望、緬懷、審視，乃至反思的目光聚焦童年時，他們的激情、理性和才情就凝聚為一首首抒情詩、一篇篇散文、一部部小說；而當他們以童心、愛心和詩心三重視角觀照童年時，他們心中綿綿不絕的情感、記憶和想象就融合為一首首明朗純凈的兒童詩以及一部部形質兼美的兒童小說、童話、幼兒故事。

這也充分表明，就人類語言藝術而論，文學是統一性審美存在，不存在絕對化的“成人文學”“兒童文學”兩種文學形式。給孩子讀的“兒童文學”與以成人為目標讀者的“成人文學”并非隔海相望的兩方天地，或一墻之隔的兩個院落，而是星空燦爛的同一片天空，同宗同源的同一個世界。二者之間擁有多維度、多層面的共通性，不存在天然的“分野”。

其一，“求真”的審美立場同出一轍。

文學以語言形式呈現給讀者的是真實而完整的世界。這就要求作家以“絕假存真”的真性情、真體驗、真情感、真思索對審美對象進行生活提煉、形象塑造、思維熔鑄、意義建構。換言之，對文學寫作者而言，大千世界，百味人生，盡管寫作手法不同、語言風格各異，但描摹、揭示“真相”，袒露、抒寫“真情”，闡發、表達“真思”，構建、生成“真義”卻殊途同歸、一脈相承。而且，鑒于少年兒童是人類群落中最單純、自然、熱情、細膩、敏感、好奇、感性、多動的人群，因此，任何虛假、造作、麻木、遲鈍、敷衍、輕慢的情節編織、形象勾畫、情感表達、思維構建都逃不過他們的感知，都會招致他們的排斥、憎惡。基于此，無論以成人為讀者對象的“成人文學”，還是專門寫給孩子讀的“兒童文學”，以真相、真情、真思、真義為內核的“求真”傾向都是執守不變的審美立場。這構成了作家與讀者雙向交流的認知基礎、情感紐帶與心理趨向。這一點，早已為現當代兒童認知發展和審美能力研究等相關成果所印證。

從這個意義上說，那種“為了適應兒童不完備的認知、辨別能力而需要對現實生活進行‘提純’‘過濾’”的說法、做法，某種程度就等于打著“為兒童”的幌子“肢解”“遮蔽”，甚至“扭曲”生活，這無異于變相“造假”，公然“欺瞞”小讀者。這實際上無形中已經違背或懸置了文學“求真”的審美立場。

這么說，倒不是主張“兒童文學”可以像“成人文學”一樣直面“迷離的世相，駁雜的人性”，甚至將生活中諸多光怪陸離、黯淡蒼涼的陰暗面毫無顧忌地展示給小讀者，而是應在“求真”立場上，運用多種文學審美手段將“生活真實”提煉、鍛造、升華為“藝術真實”，從而使文本內容結構、形式表達以更契合兒童思維特征和情感心理的方式呈現出來。

“兒童文學”呈現的同樣是真實而完整的世界。只不過，考慮到兒童的思維、情感特征和閱讀接受心理，這里的“真實”更多應該是“審美化”了的“藝術真實”，而不是原生態的“現實真實”。在此前提下，對于“兒童文學”而言，題材內容層面的“寫什么”并非關鍵，藝術表達上的“怎么寫”才至關重要。

其二，“向善”的價值取向一脈相承。

文學作為社會上層建筑中的一種審美意識形態，其本質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在作家審美視野中的符號化體現、形象化表達，是作家所代表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審美化、結構化語言顯現。文學作為人類發展的產物，其與自然資源、社會變遷息息相關。在此前提下，盡管各民族有民族之文學，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但民族與時代文化場域中占主導地位的主流文學總是表征著特定民族、時代社會意識形態所倡導、秉承的體現廣大人民普遍愿望和根本利益的核心價值觀。也由此，“向善”就成為千百年來，人類文明發展所昭示的不同民族、時代、文化所共通的審美價值取向。在這一點上，無論“成人文學”，還是“兒童文學”，莫不如是。

其三，“尋美”的藝術準則同源同構。

就本質而言，“美”既是“自然主觀化、審美化”的結果，又是“人客體化、社會化”的體現。作為人類的直覺愉悅感知或理念形象表達，“美”不僅是“人之為人”的主體性表達，更是人類文明視若圭臬的生命發現和文化創造。也正因如此，包括美景、美物、美形、美質、美言、美行、美人、美事、美情、美德等在內的一切美好事物，都成為人類文化孜孜以求的藝術準則。在此基礎上，作為語言審美藝術的文學，自然而然承擔著發現美、捕捉美、描述美、反映美、表達美、創造美的藝術使命。就“尋美”而論，“兒童文學”相較“成人文學”并無特殊性，兩者在這一點上同源同構，遐邇一體，聲氣相投。

其四，“化育”之社會功能一以貫之。

在人類社會文化結構中，文學通常葆有化育人心、培根鑄魂的普適性社會教育功能。中國文學歷來有“載道”傳統，當此文學觀念融入創作實踐，就會生成為一篇篇、一首首、一幕幕、一部部蘊含或寄寓著治國之道、經世之道、修身之道、為人之道的文學作品。而當這些作品擺上書架、入選教材、進入千家萬戶，并為大讀者、小讀者所閱讀、接受時，其滋育心靈、潤物無聲的“化育”社會功能已然水到渠成、落地生根。當此時，如果還去糾結其究竟屬于“成人文學”，還是歸屬“兒童文學”，顯然已經毫無意義。

綜上，竊以為，文學是共通性、普適性的語言審美藝術，它有共同的審美立場、價值取向，共通的藝術準則、社會功能，不存在絕對差異和天然分野。那種所謂“兒童文學創作應貼近兒童的語言習慣、認知水平和智力水平，故而應對復雜的現實世界進行一定程度的簡化，以便于兒童的理解和接受”的觀念無疑是對“兒童文學”的曲解。現實中，這樣的觀念一旦落實到創作實踐中，必然會帶來“兒童文學”審美標準、藝術品位上的妄自菲薄與“降格以求”。這不啻是對“兒童文學”的審美“矮化”，更是對少兒讀者的輕慢和誤導。這種觀念和做法對“兒童文學”審美品質的提升有百害而無一利。換言之，真正優秀的兒童文學必然超越年齡界限，老少皆宜。它首先是“文學”，其次才是“兒童文學”。

基于此，面對中國文學的當下和未來，我們不應該刻意強調“成人文學”和“兒童文學”之間的界限和差異，而是要更多關注并彰顯它們作為“文學”的語言品質、審美共性。唯有如此，中國當代兒童文學作家的才情才可能盡情揮灑，充分釋放；也唯有如此，中國當代兒童文學的未來才能夠春光無限，繁花似錦。

（作者：李學斌，系上海師范大學教授）

項目團隊：

中華讀書報記者 陳香 本報記者 饒翔、陳雪

（本文大標題為本網編輯自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