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乾隆至道光年間，是清王朝由盛轉衰的急遽變化時期。士風敗壞，官場墮落，無數廟堂祿蠹，不斷侵蝕著帝國大廈的根基。近日，河南文藝出版社出版卜鍵著作《廟堂之蠹：欽辦案件中的清代官場生態》，作者抽絲剝繭，真實還原二百年前一系列震驚清廷的案件，亦可窺見盛世容顏下的千瘡百孔。經出版方授權，中國作家網特遴選書中部分內容發布，以饗讀者。

《廟堂之蠹：欽辦案件中的清代官場生態》，卜鍵 著，河南文藝出版社，2025年11月

秋闈春闈，鄉試會試，科舉制度曾關乎一代代學子的命運。常見有人批判貶刺八股取士，自有一番道理，但也應考量其在等級社會的“穿越”意義，應算是一個推重讀書、崇尚知識的相對公平的人才選拔體制，今日之高考即脫胎于此。而在窮餓困乏中發奮苦讀的士子不知凡幾，以之為改變人生的唯一出路，卻也是幸運的少，失意者多。緣于此，考場自來都不平靜，清代對兩闈的管制監察極為嚴苛，可仍會鬧出些大小事端。小的很快過去，大的則釀成政治風波，將一些人吹得東倒西歪，甚焉者萬劫不復。

乾隆六十年（1795）乙卯科會試，照例在當年三月中旬考完，張榜之際，第一名會元與第二名竟然是親兄弟。于是議論叢生，傳聞四起，有些落第舉子前往都察院請愿，呼喊主考官作弊。而因風吹火，唯恐事情鬧不大的，便是朝中第一寵臣、大學士兼軍機大臣和珅。

一、誰在推波助瀾

清代科舉沿承明朝制度，通例于丑、辰、未、戌年舉行會試，乙卯并非會試之年。為慶祝行將到來的禪讓大典（乾隆曾多次提到在位六十年后舉行內禪，以表達對皇祖康熙的尊崇），早在兩年前，弘歷就專發諭旨，預定鄉會試恩科：本年乙卯科是乾隆“歸政”會試恩科，明年丙辰科則是新帝登基的會試恩科。清廷入關后，為收服讀書士子之心，常常將皇室之事與科舉相挽結，遇有新帝登基或皇室重大慶典（如皇太后、皇上高齡整壽）舉辦的恩科即此。不管怎么說，仍是一種嘉惠學林之舉，眾多士子奔走相告，然后就是認真備試。丙辰本來就是例行的會試年，屬于“恩正并科”，只有乙卯才是名副其實的恩科。而所謂的“歸政”，是乾隆從周公那里借來的專門用語，以代稱自己的禪讓，雖不準確恰切，卻也攜帶出其自視“圣人”“完人”之心態。歸政后作為太上皇帝的弘歷照舊掌握軍政大權，嗣皇帝見習備位；至于歸政恩科，則是乾隆帝號下的最后一科會試，是以予以格外的重視。

禮部會試是一個程序復雜、操作精細的系統工程。先要選定禮部滿漢侍郎二人（或由都察院正副都御史中選用）知貢舉，總理科場場務，督察受卷、彌封、謄錄、對讀等執事人員；更為主要的是選擇正副主考官，尤其是正考官，負責閱卷錄取的是他們。每一屆的主考官都由皇帝降旨欽定，該科正考官為左都御史竇光鼐。

竇光鼐（1720—1795），字元調，山東諸城人，自幼有“神童”之譽，十五歲舉鄉試第三名，乾隆七年（1742）中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在朝五十余年間多次擔任學政和典試，素有“識才”“得人”之美譽。兩年前的癸丑科，正考官為吏部尚書劉墉，為避嫌實行分省閱卷，正副主考回避本省之卷。即便如此謹慎，仍遭到嚴旨申飭，責備他逃避責任，賦予房考的權力過大。這次選擇竇光鼐總裁會試，乾隆一是看重其學問人品；二是認為他敢于承擔，敢于堅持己見。禮部侍郎鐵保和副都御史方維甸知貢舉，內閣學士瑚圖禮與禮部侍郎劉躍云任副主考，資歷名望雖不如光鼐，卻也都是滿漢大員中學養深厚、做事較為認真者。

參試舉子要在試卷上開列姓名、籍貫與父祖三代之名，但為防止舞弊，試卷在揭榜之前封固甚嚴，閱卷官僅能知曉考生屬于哪個省，以與“中額”（各省的錄取名額）相合。最后一道環節為排出取中者名次，竇光鼐所定第一卷、第二卷都是浙江人，副主考等認為不妥，建議將第二名向后面調一下，避免招致物議。老竇偏來了書生意氣，對這些慎重圓熟之詞根本不想聽，慨然道：“我論的是文章，不論試子是哪個省的。”

禮部會試開榜，會元是浙江湖州舉子王以铻，第二名是他的親哥哥王以銜。老竇也有些意外，可已無法更變。因他曾在浙江做過學政，有些落榜舉子以為不公，呼喊過市，聚集在都察院外鬧嚷不休。和珅緊急向皇上奏報，說竇光鼐曾三次任浙江學政，不能不讓人懷疑是借主考之權，將兩兄弟定為卷頭；且在排序過程中一意孤行，根本不聽同考各官勸告，很可能是接受了請托賄賂。

乾隆皇帝的好大喜功，也體現在晚年的反貪上。那是一個贊歌嘹亮的時代，可皇上也對各級官員的貪腐嚴重略知一二，是以一經發現便出重拳打擊，以儆效尤。今人所說的大貪官和珅，曾是一個熱衷反貪、勇于也擅于辦案的干員，被乾隆倚為股肱。遭到查處的不少督撫藩臬，與和珅都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也沒有見他為哪個遮掩辯解。大學士、云貴總督李侍堯深受皇上賞識，被譽為封疆大吏中第一，接到告發，乾隆即派和珅率員趕赴昆明，領銜查辦，很快將之查清定罪。那次辦案后和珅由侍郎升為尚書，李侍堯在京的大宅子也被皇上賞賜給他，這次又看準時機，要出手了！

對于竇光鼐的執拗簡傲，乾隆過去曾多次降諭申飭，內心卻有幾分喜歡。光鼐的學識與詩文，他的持正敢言，包括那種認死理兒，在皇上看來，都與一般唯唯諾諾之輩不同，而聽和珅添油加醋地一番講說，也不由得大起疑心。老皇帝自視天縱聰明，的確也是一生英察，然身邊寵臣自有“導引之術”，推波助瀾，遂下旨將所有榜上有名者加試一次。

二、復試與廷試

清代科舉史上，由皇上決定的復試并不罕見。順治十四年丁酉鄉試，先是十月間北闈科場案發，同考官李振鄴、張我樸與行賄舉子田耜等七人傳諭立斬，同時命所有舉人至京復試。考場設在中南海瀛臺，順治帝圣駕親臨，語氣溫和，諭令考生不必驚惶，安心答卷。他還說自己并非喜歡這樣做，因為發現了考試不公，為選拔真才實學者，只好如此。一番話使士子心緒稍定。后有八人被革去舉人，其中有冒濫者，但也有發揮不正常考砸了的。

一個月后，江南科場案爆發，落榜士子鬧得更兇，“哭文廟，毆簾官”，甚至編了一本《萬金記》傳奇，將主考方猷、副主考錢開宗作為受賄主角。順治震怒，傳旨將兩主考立斬，葉楚槐等十六名房考處絞，并再次在瀛臺設場復試。但凡輿論洶涌，必有推波助瀾者；而駢誅之下，自也不乏冤獄。素有“江左三鳳凰”之稱的才子吳兆騫被人誣告，剛到京師即被捉拿，押往瀛臺參試，“試官羅列偵察，堂下列武士，鋃鐺而外，黃銅之夾棍，腰市之刀，悉森布焉”（《鶴征錄》），“每舉人一名，命護軍二員持刀夾兩旁，與試者悉惴惴其栗，幾不能下筆”（《柳南隨筆》）。兆騫戰栗難以握筆，未能終卷，草草一審即流放寧古塔。雖有吳梅村等大文人為之聲冤，但仍被遣發極北之地，二十三年后才得友人援助赦還。清初查辦的科場案，一則被民間輿論脅迫，再則欲借以打壓漢族文士，故處置極為酷烈，如吳兆騫之類蒙冤者不在少數。

會試與鄉試不同，還要經過廷試、朝考，才算功名落定。乾隆傳旨，命在廷試前先行復試。傳聞飛布，禁衛環列，王氏兄弟當然知曉復試的原因，驚懼之下，發揮都有些失常。哥哥以銜列二等第四名，弟弟以铻居然成了三等第七十一名。疑點大增！王以铻的會試卷被專門提出，再加磨勘（由多人逐字逐句復核試卷），參與磨勘者為翰林院官員，怎敢不從嚴挑剔？卷中如“一日萬幾”“一夜四事”等語被指粗率，整篇試卷被斥為“膚泛失當”。乾隆也調閱了試卷，倒也未認定其中有弊偽，僅罰停廷試四科，諭曰：

朕辦理庶務，往往天牖朕衷，幾先洞燭。本年會試榜發，第一名王以铻系浙江人，二名王以銜亦系浙江人，朕披閱之下，以各直省應試舉子不下數千人，豈無真才足拔？王以铻、王以銜同籍聯名，儼然兄弟，恰居前列，殊覺可疑！茲據欽派大臣將復試各卷分別等第進呈，第二名王以銜復試列在二等第四，高下尚不相懸；其弟王以铻，竟列在三等七十一名。朕親加披閱，疵颣甚多，派出大臣校閱甚為公當。且據磨勘大臣奏稱，王以铻會試中式之卷，第二藝“參也魯比”內用“一日萬幾”“一夜四事”等字樣，于先賢身分尤為引用不切。似此膚泛失當之卷，何以拔置第一？且所擬策題，紕繆處甚多。該考官等于掄才大典漫不經心，殊非慎重衡文之道。（《清高宗實錄》卷一四七六，乾隆六十年四月癸巳。）

漫不經心，是竇光鼐的罪名，兩年前的劉墉也是這個罪名，都有些冤枉。兩人為小同鄉，一出寒門，一為官二代，然對主持會試都嘔心瀝血，煞費苦心。和珅本意要搞出一些作弊情節，找不到材料，就弄出個“漫不經心罪”。以乾隆之聰察，豈不知其間之差別？但晚年的老皇帝，的確格外重視臣下的忠誠和認真，喜歡從日常細事中抉發隱曲，將態度升格為品性，劈頭蓋臉便是一通責斥。和珅順勢那么一撥，自個兒的烏龍球仍算射入對方網窩。

與此同時，乾隆命大臣搜閱落卷，以免遺失有真才實學者。皇上發話，臣下也是個個用心，挨卷檢讀排查。老竇主持的會試閱卷實在是認真的，經過仔細復勘，也只有蕭山傅金、天津徐炘、山西李端三卷尚可，得授內閣中書，后來皆不見有什么作為。

廷試之日，和珅為讀卷官，王以銜獲準參試，得中第一名。這次是在保和殿應試，閱卷大臣以前十卷進呈御前，拆開第一卷彌封，乾隆吃了一驚，問：這不就是原來的會元嗎？和珅也有些訝異，更有幾分尷尬，回稱是會元之兄。問：誰取的？紀曉嵐說是自己判的卷子。又問由誰核定，和珅答曰“臣定”。乾隆不由得哈哈大笑，問：“爾二人豈有私者？外間傳聞固不足信。”（《清朝野史大觀》卷六，兄弟同榜）如此折騰了一大通，居然還是王氏兄弟之一做了狀元，也印證了光鼐主考的公正無私。

三、主考官竇光鼐

由于落榜舉子的請愿，和珅盯上這場會試，將矛頭指向主考官竇光鼐，掀騰出一場政治風波。有人說老竇曾經得罪過他，倒也沒找到根據，應只是和大人想出政績罷了。

竇光鼐出身于山東諸城一個清貧農家，因稟賦極高、讀書勤苦而踏入宦程。他曾有過一陣子“春風得意馬蹄疾”的順境，復因意氣用事，性情急躁，難為官場所容。性格就是命運。光鼐的人生故事，也是清中期朝政的一個映像，具有對書生懷抱的警示作用。作為朝野公認的飽學之士，他曾六任典試、四掌學政，最后擔綱禮部會試總裁官，何等榮耀，本人志向卻不在于此；他居官廉直清正，目光如炬，敢于講出一些實情，常也偏狹固執，與人爭鬧不合。二十六年秋讞（秋審，三法司堂官合議各地報來的死刑監候案件，分別“實、緩、矜、留”，最后由皇帝批行），光鼐時任左副都御史，因對兩個案件的定性意見相歧，又爭不過通曉律法的刑部與大理寺官員，羞怒之下竟然破口大罵。他衡文甚嚴，對翰林晚輩評鑒較為苛刻，對下屬更是動輒羞辱。乾隆南巡時，某縣訓導要往御前獻詩，先呈送學政大人閱看，期望得到鼓勵支持，竇光鼐看后嗤之以鼻，禁止其進獻，令此人銜恨入骨，數年間誣告不休。他在官場的幾上幾下，翰詹大考曾列于第四等，似都與鋒芒過盛、得罪人太多有些關聯。

而作為復雜個性的另一面，竇光鼐一生都在努力博取皇上好感，認真做好皇上囑辦的事情，恪盡職守；也不斷撰文題字，獻詩獻頌，對皇上極盡吹捧之能事。其《省吾齋古文集》大量收錄頌圣之作，如《平定西域頌》《恭請皇上八旬萬萬壽頌》《恭跋御制新樂府》等，篇什甚長。表露忠心兼賣弄才學，是那時許多文臣的通病，只是光鼐病得較重些。他的《省吾齋詩賦集》，也是連篇累牘的奉和御制之作，了無情致。乾隆一生愛惜人才，器重學識淵博者，對光鼐多有關注欣賞，兩次欽賜詩章，擢為內閣學士，命入直南書房……古代將帝王對臣子的關懷，稱為“特達知”。若說光鼐為乾隆帝的“特達知”，應無大錯。試拈幾例：

十三年（1748），他在翰詹大考時考砸，依例必須降級調離翰林院，乾隆傳諭留任，次年升為左中允。

二十二年（1757），他被訓導章知鄴訐告，皇上驗看其詩賦后，贊同光鼐的說法，命將纏控不休的章知鄴遣發新疆。

二十六年（1761），他與刑部官員發生秋審爭端，口吐芬芳，實屬有失體統，“部議降三級調用”，皇上“命銷去二級仍降一級留任”。

三十五年（1770），順天府地面出現蝗災，光鼐時為府尹，奏報皇莊旗莊不派田丁滅蝗，以“偏執邀名”被革職，又很快用為通政司副使，晉升光祿寺卿、宗人府丞……

老竇性情堅執，疾惡如仇，敢于硬碰硬，在貪腐滋蔓、人情往還的社會顯得有些異類。他指控旗莊之舉，開罪于不少王公大臣，也加重了乾隆對其性格偏狹的印象，厭煩他的“嘵嘵置喙”，但對其學問人品的看法并無改變。之后，命他往吉林告祭、主持福建鄉試、再次督學浙江，也在南巡時再次賜詩與他，寵眷不衰。

五十一年（1786）正月，竇光鼐在浙江學政任上升為吏部右侍郎，有旨詢問地方虧空實情。時浙江前后兩任巡撫因貪贓接連被正法，一省中官心惶懼。老竇得圣上指名垂詢，很快列舉數款上奏，如說新任浙撫伊齡阿出行排場很大，所到之處，家人收受門包；藩司盛住回京時帶了許多銀兩，行囊沉重，招致物議；知縣黃梅母親已死，還要借慶壽演戲斂錢；等等。此類信息大多出自傳聞，即使有也很難落實，“風聞奏事”僅限于科道官，光鼐是有些不夠審慎。皇帝派出戶部尚書曹文埴、侍郎姜晟前往“清查嚴參”，也請光鼐具體舉證，結果是老竇舉不出來，調查也不屬實：伊齡阿家人收門包之事，經逐地查詢無法認定；盛住所帶銀兩，系進京應繳官項，已由內務府收納；所稱各縣虧空與黃梅母喪期間演戲等情，也以查無實據駁回。竇光鼐科名早于文埴十八年，根本不把這個翰林晚輩放在眼里，當場怒喝咆哮。再命大學士阿桂前來審理，而老竇心中不服，干脆跑到千里之外的平陽去搜集證據。這些場景都被奏報上去，各大員行文有別，卻都寫到竇光鼐之偏激荒唐，繪聲繪色。皇上很生氣，先降諭申飭，再降旨革職，后來干脆命“拿交刑部治罪”。而就在這時，竇光鼐的密奏到了，附有黃梅派發苛捐雜稅的官印田票，證據確鑿！光鼐在這場政治角力的最后出奇制勝，黃梅被正法，總督福崧、布政使盛住被革去翎頂，阿桂、曹文埴、伊齡阿、姜晟皆“交部嚴加議處”。可誰都能看出這是一次“慘勝”。老竇回任宗人府丞，他所得罪的阿桂仍是內閣首輔，盛住乃皇十五子颙琰福晉喜塔臘氏（后來的孝淑皇后）的親兄，在他這里栽了面兒，日后也會找補的。

竇光鼐何嘗不愿意與皇帝身邊人搞好關系，比如阿桂，然而一旦較上了勁，也就不管不顧了。至于和珅，在朝野雖聲名不佳，光鼐也很樂意與之交往。昭梿《嘯亭雜錄》卷九：

余幼時聞韓旭亭先生言，當代正人以竇東皋為最。時閱其劾黃梅匿喪奏疏，侃侃正言，心甚欽佩，以為雖范文正、孔道輔無以過之。后入朝，聞成王言公迂暗不識政體……其議論殊為怪誕。又晚年以仕途蹭蹬故，乃拜和相為師，往謁其門，至琢姓名于玉器獻之，以博其歡……

這位王爺敘述了對竇光鼐認識的改變，后面還舉了兩例，有些妖魔化：說他希望皇上能賞賜“紫禁城騎馬”，每日在家中跨在馬扎上練習；又傳說他喜歡占卜，算得諸城應出兩位大學士；聞知劉墉降黜，“大喜過望，置酒歡宴終日”。而最損害竇光鼐形象的，是說他極力巴結和珅，竟要拜和珅為師。這件事傳聞甚廣，甚至在光鼐病逝后仍不放過。洪亮吉于嘉慶四年的奏折中，羅列朝中大員趨附和珅之種種丑態，“十余年以來，有尚書、侍郎甘為宰相屈膝者矣；有大學士、七卿之長，且年長以倍，而求拜門生，求為私人者矣”，求拜門生者，指的應是竇光鼐。

其實洪亮吉與光鼐頗有幾分相近，學問均優，生性皆傲，都是自視甚高、耿直敢言之士，又都有些小心眼。亮吉曾遭竇光鼐當眾責斥，耿耿于懷，此時似有報復之嫌。光鼐弟子秦瀛詳記親歷情形，力為駁正：

公自浙江學政以左都御史召還，一日富陽董公手執公所書金字扇，大學士和珅見而語董公曰：“寫金字，善用金，無如竇東皋者。”遂取一扇屬董公乞公書。余適趨過，董公曰：“秦君固善東皋先生者，盍屬之？”因以屬。余請于公，公書就授余還之，書款稱“致齋相國”，自稱“晚生某”，蓋遵舊例。致齋，和珅號也。又一日，和珅召見出，語余曰：“子見東皋，告以有御制文命其制序，散直后即來領。”是日，公隨詣和珅宅領歸，謹撰序文，越日進呈。公沒后，編修洪亮吉上書言事，以前在尚書房被公指斥，附劾公交結和珅，書扇，稱師相，身稱門生，其誣公實甚。此事關系公生平大節，不可以不辨。（《碑傳集》卷三六，都察院左都御史竇公光鼐墓志銘，第1053頁。）

兩件事似能讀出一些關聯：先是和珅以扇求字，老竇不光是認真書寫，題款也恭謹有加；接下來和珅傳旨命為御制文書序，就有些投桃報李的意味了。秦瀛曾長期任軍機章京，所記遠比洪亮吉的道聽途說可信，但也反證了光鼐與和珅的確有所過往。乾隆晚期，和珅備受寵信，執掌樞機要密，拍馬溜須的爭先恐后，是他找上門來，老竇豈有拒絕的道理？然這種泛泛之交對和珅本也算不得什么，需要的時候，變臉也快得很。

倒是乾隆對這位相隨五十余年的老臣始終評價如一：早年就曾責斥其偏激，晚年亦然；早年即稱許其學問嚴正，經過許多波折后亦無改變。五十七年五月，竇光鼐擢為左都御史、上書房總師傅；五十八年四月，為殿試讀卷官；五十九年八月，為順天鄉試正考官；六十年三月，命總裁禮部會試。這種信任依賴，當朝有目共睹！或也正因為如是，皇上對會試發生風波很生氣，諭曰：

竇光鼐人本拘迂，不曉事體。朕夙聞其于時藝一道尚能留心講習，是以派為正考官，不意其糊涂錯謬一至于此。且初九日主考出闈復命，召見時竇光鼐不特奏對不明，跪起兼至傾跌，是其年老昏憒，豈可復膺風憲之任？除副考官劉躍云、瑚圖禮及薦卷不當之同考官等即照和珅等所請交部嚴加議處，余著照所擬分別辦理外，竇光鼐著即解任，聽候部議。（《清高宗實錄》卷一四七六，乾隆六十年四月癸巳。）

圣上惱怒之下，連光鼐的衰憊老態都覺得厭憎，但畢竟與科場弊案不同，命以四品銜休致。對夸張渲染其事的和珅，乾隆也略示責備。

“詎意中陽照，偏榮小草心”，是老竇早年所寫紀恩詩。這位心高氣傲的學者把皇帝比作中天紅日，自喻為一棵小草。他與乾隆的關系大致相類，半個世紀中，不管經歷幾多風雨，天子的輝光總能時弱時強地照臨，直到小草變為老草，直到那最后的枯黃萎滅。

五個月后，竇光鼐在京師病逝。

四、王氏兄弟的人生余緒

中國科舉史灑下一路悲喜劇，也灑下不少精彩故事。如“連中三元”“三代五進士”“一秋二解元，一科十五舉”等，這次的親兄弟聯袂會試榜首，也屬于一個典范。乙卯恩科出現這個結果，本由試卷決定，毫無情弊，應是科舉史上一段佳話。設若從正面渲染烘托，論為盛世祥瑞，老皇帝必然歡欣，或賦詩以賀之，那就是另外一種走向了。

平正而論，竇光鼐還是有些迂。科舉考試自然首先看試卷，最后排序則要斟酌各種因素，要懂政治。乾隆二十六年辛巳恩科，皇帝欽命將第三卷改為第一，原來的狀頭趙翼降為探花，來自陜西的王杰成為狀元，省籍便是重要因素。一則清朝立國以來大西部尚未出過狀元，二則西域新定，故有御制詩云：“西人魁榜西平后，可識天心偃武時。”副主考等雖不知二王為兄弟，但以省份相同為由，建議做一些調整，是有道理的。而老竇那句“論的是文章，不論試子是哪個省的”，就有些逞能使氣的意思了。

廷試閱卷完畢，例將前十卷進呈御覽，雖已排出名次，皇上要改則理所當然。和珅提議將王以銜的名次往后面調一下，乾隆不同意，認為屬于天意。老皇帝的精神境界，畢竟與一肚皮機巧詭詐的和珅不同，愛惜人才，衷心為之高興。乙卯榜風波終于塵埃落定，王以銜做了狀元。

后來，王以銜授修撰，入庶常館，散館留在翰林院。他也同許多狀元郎一樣，踏入仕途后庸庸碌碌，做過日講起居注官，入直南書房，終是無所建樹，最后在禮部右侍郎一職上病逝。同鄉兼同僚姚文田為他撰寫墓志銘，除敘說其仁厚謹慎外，印象較深的就是“公素善啖，飲食常兼人，體豐碩不能任勞苦，故心亦頗安之”。呵呵，就是一個知足常樂、愛吃能吃的胖子。

更讓人牽掛的是那位鎩羽而歸的弟弟。說來他已算是幸運之人，卷入這樣一場政治風暴，復試卷子又答得不好，擱在順治朝早被拿下，遣發尚陽堡甚至寧古塔去也。而他遇上的是有書生情結的弘歷，僅予停止廷試四科，給他保留了做進士的機會。嘉慶親政后，受過和珅欺凌壓抑者多予翻案，竇光鼐不在此列，對王以铻卻未忘懷。六年春，是原定的太上皇帝九旬恩科，父皇雖已長逝，颙琰傳旨恩科仍然舉行，王以铻直接進入廷試。

六年前的失利已成揮不去的噩夢，以铻的居鄉歲月應多有煎熬，在考場上或止不住心猿意馬，考列三甲第一〇三名。不知是皇上的憐惜，還是出于讀卷官力薦，王以铻雖名次甚后，仍選為庶吉士。然一年后散館考試，他再次考砸，列在三等之后，不要說入翰林與分部任主事，就連做知縣也不可以，只能是等待分配（“歸原班銓選”）。這時又是皇上發話，《清仁宗實錄》卷九七：

朕恭閱高宗純皇帝實錄，乾隆十六年考試戊辰科散館庶吉士，內有林明倫一員，曾再留館教習三年。因思此次散館之庶吉士王以铻，考列名次在后，引見時著歸原班銓選。但念其會試中式第一名，平日文理尚優，昨日散館試卷，只系字畫拙率，文義尚無大疵，王以铻著加恩仍以庶吉士留館教習三年。

皇恩浩蕩！然而“佛度有緣人”，王以铻終是命運不濟，僅數月便故去。什么病癥？什么時日？一概失詳，史籍中只有“尋卒”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