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上海大學當代文學讀書會

王瑋旭（主持人）：

各位同學好，今天我們來討論蘇童的《好天氣》。這部小說的寫作跨越十多年，今年首發在《收獲》長篇小說專號春卷，后由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出版。小說以某個江南城郊地區的“咸水塘”為背景，聚焦塘東塘西三代人在1970至1990年代的命運糾葛，借 “好福” 失蹤之謎等懸疑線索，以童年視角與魔幻筆法，書寫城鄉變革中人性的迷惘與堅守，堪稱其“南方敘事”的集大成之作。小說篇幅較長，鬼魂的敘事是其中十分有魅力的元素，然而在鬼魂的面具之下，小說實際上糅合了傳統文化、性別、現代化、生態等文化與社會議題，頭緒眾多卻又娓娓道來，采用超現實的筆法編織了一段當代社會史的“變形記”。下面我們來分享各自的閱讀感受和問題。

一、對立與統一的咸水塘世界

李則霖：

在我看來，《好天氣》處理的一個關鍵詞是對立，這一詞語關聯了對比、競爭等一系列內容。不過，《好天氣》中當然關注到了“對立”所具有的動態性——這部小說存在一種矛盾觀，矛盾雙方既對立又統一。塘東、塘西的狀態是一種對立，但是又共同分享咸水塘這一地域，兩個招娣的狀態對立，但是她們又分享同一種命名，當然她們也共同分享同一種文化，這是統一的一面。

對立統一還表現在雙方相互轉化的過程，“歷史”（或者更為準確地說是“記憶”，因為記憶帶有更強的主觀色彩、情感意味）負責給雙方開玩笑。比如，黃招娣早年生活困苦，但是在他們不被重視的女兒嫁給商人后獲得改善，無論是人還是事、抑或是一個村集體這樣的存在都能從弱勢的一方轉化為強勢的一方。我們當然能夠看到這之中存在一種歷史的構造，比如曾經的共和國長子東北地區的衰落，早年棚戶區改造帶來的新貴群體，似乎都映襯了這種歷史隱喻。

另外，小說中的“對立”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被抽象化，被認為具有普遍性。蕭好莉和鄧東升的私奔是一種對立狀態的解決，這種結合在塘東、塘西兩家的對立下，似乎難以進行，因此，只能采取私奔的形式。但是他們二人最終回來，同樣制造、并加強了一種新的對立結構，即“咸水塘就是咸水塘，跟上海沒法比，跟深圳沒法比，跟香港更是比不了”。這種對立的網羅下，遠景難以想象，短暫和解后馬上就是新的對立。

蔣柯聰：

咸水塘天然地從地域上被劃分為塘西和塘東，同時在人們的心中被劃分為鄉村與城市，這種分割看似鮮明，實則體現了一種對刻板印象的反諷。蘇童通過這種設置揭示了一個深刻悖論：只有當兩個事物極度相似時，我們才需要設定標準將它們截然分開。在整本書中，塘東與塘西看似對立，卻共享同一套價值體系：重男輕女的傳統、對鬼神的敬畏、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這種“似是而非”的城鄉關系，正是中國社會轉型期的縮影。

首先是黃招娣與蒲招娣之間共享的重男輕女的傳統。蒲招娣（塘東）第一次與黃招娣（塘西）見面被問及“你招來弟弟了嗎”，在并未思考這個問題的目的時，她的回答是“招來了三個”。但后來蒲招娣一番思考后開始強調自己與黃招娣的不同——“我這個招娣和你的招娣是不一樣的，我是城里人，我父母更加寵愛我而不是我的弟弟們”。無論蒲招娣如何與黃招娣拉開距離，她都無法擺脫“招娣” 這個名字本身對于女性的詛咒和利用，是重男輕女思想的產物。蒲招娣在對蕭家兩個女兒講述塘西被扔女孩的故事時的那種熟悉感，略帶驚異地談到黃招娣會帶女兒去看病，以及她在好福丟失時說出“是兩個女孩把蕭好福弄丟了”的預言，暴露了她內心深處重男輕女觀念的深度浸潤。

除了觀念上，也要談到塘西和塘東的經濟差距。不斷出現的黃招娣閃耀的金耳環似乎在暗示著塘西的整體經濟狀況其實是不錯的。而就整本書而言，作者把敘述重點也放在了塘西上，似乎塘西是更加能夠體現和代表“咸水塘”的區域。除了對于塘西民俗的展示，也展示了塘西對于地方產業的堅持，進入新時期后先富起來的也是塘西。塘西和塘東看起來像是一種刻意制造的矛盾，而非真實存在的矛盾，它們彼此像影子一樣，而非一個事物的兩面，這都是郊區的雜糅性所造成的。

顧驪榕：

柯聰用“差距”來處理這個“對稱”的問題，我想到的詞則是“斷裂”。咸水塘看似是一個對稱的世界，但呈現出來的是兩個“斷裂”的世界。塘東似乎是一個更文明的、更好的世界，市民都是文雅的，塘西則是鄉下，是一個問題地帶。不過，在塘東得到發展之前，跟塘西沒有什么差別，它們本身的文化基因、底層記憶是相同的，所以我們才會看到塘東的鄧奶奶“變成鬼”以后在塘西那么神通廣大。

所以我還是想用“發展”來理解這種斷裂。塘東和塘西本來也可以是對等的兩個世界，但是通過“發展”造成了一種價值上的差距。塘東人得到發展以后就覺得塘西人是愚昧的，是封建的，他們沒有想到其實塘西也有成為塘東的可能，反而是去擴大這種斷裂。通過呈現這種斷裂，蘇童在《好天氣》里其實處理了“發展”的主題。

譚美玲：

關于鄧東升、好福與好莉三人關系的設置，暗藏著作者精妙的敘事巧思。三個孩子本是同時同地降生，卻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成長軌跡：鄧東升在塘東長大，好莉在塘西扎根，而好福的失蹤，恰好為其預設了“既非塘東也非塘西”的第三種生存境遇，三人由此形成一組鮮明的對照關系。好福失蹤后，塘東與塘西的對立逐漸凸顯，小說的核心敘事也轉向了兩家人之間接連不斷的矛盾糾葛。值得注意的是，鄧東升始終稱黃招娣為“副媽媽”，黃招娣也一心想認他做干兒子，盡管這一認親計劃最終落空，卻讓塘東與塘西始終維系著若即若離的牽絆。而隨著情節鋪展，好莉對鄧東升那份“莫名其妙的愛意”促成了二人的結合，他們婚后誕下孩子，讓塘東與塘西的聯結徹底具象化——曾經的地域隔閡，最終通過血緣紐帶消弭，兩地真正融為了一體。

二、天氣中的“女子”

李叢杉：

《好天氣》通過對塘東蒲招娣與塘西黃招娣兩位同名女性命運的并置書寫，完成了一幅關于中國社會轉型期女性生存境遇的畫卷。在家庭生活的舞臺上，兩位招娣是受傷最深、犧牲最大的女性個體。蒲招娣為家庭糾紛“忙前忙后”，而黃招娣的人生在獨子蕭好福失蹤后坍縮為一場漫長而絕望的尋找。與此形成尖銳對比的是，小說中男性的聲音與形象被刻意淡化或置于次要位置。這種敘事上的“缺席”并非疏忽，而是一種強有力的沉默控訴：它凸顯了在傳統家庭結構中女性的付出往往被視為理所當然，其主體性則在“男主外”的宏大敘事下被悄然遮蔽，她們的“瘋狂”恰恰是其承擔了過載的、且無法轉移的文化使命后，情感與心智在高壓下的必然變形。

她們的困境遠不止于身體的勞累。蒲招娣深陷于由他人不幸所引發的、充滿宿命論色彩的輿論場，當黃招娣之子失蹤后，這份積怨在較為封閉的城鄉環境中，發酵為一種指向蒲招娣的、模糊而沉重的道德猜忌與輿論壓力，使她不得不為守護家庭而陷入更孤立的掙扎。黃招娣則被“傳宗接代”的壓力徹底摧毀，失子之痛成為吞噬她生命的黑洞，她執拗地將鄧東升認作親子，這是一種外向的、潰散式的瘋狂——她的精神世界因失去了那個定義自身價值的唯一支點而徹底崩塌，試圖通過幻覺性的移情來黏合破碎的生存意義。這些困境并非偶然的個人不幸，而是由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吃人”的社會輿論與冰冷的現實利益共同編織的羅網。

更令人心碎的是，為了守護家庭中那個被珍視的男丁，女性有時甚至會被逼至互相傷害或自我犧牲的境地，這在兩位招娣身上體現得格外明顯。而好英好芳兩姐妹的選擇是一種絕望的、畸形的“復仇”或“自救”，是以毀滅家族希望象征（即兒子）的方式，來報復那個否定她們價值的家庭體系。悲劇不再源于偶然的“丟失”，而是源于必然的“出賣”。這直接將批判矛頭從個體道德的淪喪，引向了催生這一切的、窒息性的文化結構。

蘇童并未止步于展示苦難，他更賦予了筆下的女性一種源自生命本能的“狠勁”與韌性。無論是蒲招娣在糾紛中毫不退讓的強硬，還是黃招娣數十年如一日的執著尋子，這種“狠”是一種被壓迫到極致后的生存抗爭，是她們試圖沖破命運牢籠的原始力量。好英與好芳逃離鄉土最終以“投資人”的身份榮歸故里，與母親深陷于家庭倫理困境而無法自拔的命運形成了鮮明對比。這標志著一種歷史性的進步：新一代女性開始掙脫身份的枷鎖，通過掌握經濟自主權來重新定義自我價值。蘇童以此寄托了對未來的審慎樂觀。

王真赫：

小說中有一段專門描寫好英第一次的笑容，“當好英扣上最后一個扣子后，她側轉身子，對著鏡子笑了一下。好英從來不笑，那是多年來春花第一次看見好英的笑容，她的笑容那么隱秘那么燦爛，帶有一種風暴的氣息”。好英和好芳用她們賣弟弟的錢，買了一塊好布料，當時父母出去尋找好福，她們趁著在家的這段時間用這塊布為自己縫制了一件衣服。作家在這里透過她們的堂姐春花的眼睛，第一次看到了好英的笑。作家說好英從來不笑，一個人從來沒笑過，這是不太可能的；但這里好英試穿衣服時候的“笑”是第一次被人看到的“笑”，是能夠給人帶來情感上的觸動的“笑”，是真正的快樂的“笑”。好英看到鏡子中穿上親手所做的衣服的自己，完成了一次對自我的確證和再認識，因此她的笑容是“隱秘”的。她背負著道德上的壓力和惡名，但某種意義上又因此獲得了短暫的自由，壓抑了太久的情緒在看到新的自己后釋放，因此她的笑容又是那么“燦爛”。這一刻，好英在精神上拋棄“道德”的包袱，從父母、弟弟，尤其是重男輕女的歷史傳統那里把自己取回，還給自己，只為了自己而活。作家又進一步形容她的笑容有一種“風暴”的氣息，這一方面為后面兩姐妹的出走做了鋪墊；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好英發出的這個笑容不是單純的，不是柔美的，而是“風暴”一樣的，包蘊著席卷的力量，傳遞出女性在逼仄的生存空間中爆發出的強烈的生命力。

張丹丹：

祖母這個形象也塑造得很有典型性。“我”曾提到生前的祖母是一個極其和藹和氣的人，從不會和別人發生矛盾。但是祖母死后，變成鬼魂，卻一直在報復別人，這構成了被壓抑的女性主體性的隱喻。

祖母變成鬼魂是因為生前的愿望沒有被滿足，她沒能在死后住進自己心心念念的棺材，而是被燒成了一把灰，這已經夠讓人失望了。他們甚至連她的“愿望”都不能容忍，直接將她這輩子最后的愿望給拆了，做成了桌椅板凳。生前她不能或是不敢反抗，導致積怨頗深，在她化成鬼魂之后，成為人類害怕或者敬畏的一類個體，她就開始了自己的報復或者宣泄。不論是剛開始好英發現祖母的鬼魂在打掃自己的棺材，還是后面每天夜里板凳逃離現場來看，“她”都在用這樣的方式表達著自己的憤怒和委屈。當棺材被拆成桌椅板凳捐給學校以后，大家的凳子每天都會逃跑，但是“我”的不會。甚至還很“通人性”，根據“我”的需要自動調節溫度。所以，祖母就算是變成了鬼魂也仍然愛著我，可想而知祖母生前對我的疼愛程度。

另外，祖母的形象也可以被解讀為咸水塘的代表，祖母的離去也代表著咸水塘的舊時代的生活模式即將過去。而祖母的鬼魂一直和咸水塘的村民發生拉扯，或許也意味著舊時代的離去沒有那么容易，新時代的到來需要一個陣痛的過渡階段。

三、現代工業背景下的“蒸汽魔幻”

王真赫：

蘇童在《好天氣》中描寫了兩個世界，首先是生命的世界，指向人們日常的生活；其次，比較特別的是，還寫到了一個鬼魂的世界。當代小說中涉及現代性問題的文本并不少，但是大家普遍關注的是現代性語境中人的生存的問題，而不會專門去談死亡。蘇童在這里著重塑造祖母鬼魂的形象，她因為沒有能夠按照自己所信任的方式被安葬，所以一直陰魂不散，無處可去，處于一種游離狀態。作家對此刻意的書寫，重新提起了死亡的敘事性，并且表現出一種對現代性的反思——現代科學的進入只是否定了過去人們賦予死亡的那些不合理的解釋，但是這些所謂的“迷信”能幫助人們對抗死亡的虛無和焦慮，科學對此卻無能為力。因此一直以來，死亡的問題就被懸置起來，始終沒有辦法去解決，甚至針對解決方式的思考也很欠缺。作家在這里的書寫，觀照到了現代社會中的一種死亡焦慮，意識到死者也是需要被尊重的，死者也是有權利的。而且死亡并不應當僅僅被看作是一種簡單意義上的結束，人們需要重新找到一種看待死亡和解決死亡遺留問題的方式。

王瑋旭（主持人）：

通常談到鬼魂敘事，我們總認為它與現代世界是一種對抗性的關系。現代科學、政治經濟制度及思想文化所帶來的理性的普遍化，擠壓了文學中的鬼怪想象，而書寫鬼怪因此就是對現代性的一種抵抗。一些有關恐怖小說（比如哥特小說）的研究告訴我們，現代小說中的恐怖、怪誕恰恰是一種常見于都市的現代焦慮的征候。不過，在《好天氣》中我們看到了一個十分有趣的場面：現代工業的發展通過污染環境、繼而使人的感官遭受疾病的方式，反而促成了鬼怪及其它怪異現象的產生。在小說中，隨著工廠而來的白蝴蝶、夸張的彩色天空、黑天氣、白天氣、酸天氣、綠眼淚……在塘西人的眼中都是依照傳統的鬼怪想象模式而得到理解的。鬼怪與現代工業的交融使得小說呈現出一種十分特別的“蒸汽魔幻”色彩。

胡群淑：

小說開頭對天空色彩的描寫十分動人，這種看似單純的色彩描述其實是暗含有反諷意味在里面的，作者借助兒童視角勾勒出這種看似夢幻般的彩色天空景象，引發讀者對工業文明的反思，一方面，這種“絢麗”反映出工業化進程對自然環境的污染與侵蝕，另一方面這種色彩本身也構成了工業社會一種獨特的景觀。

王瑋旭（主持人）：

小說對待現代工業的態度也十分復雜。從整體上來看，對于工業發展給咸水塘人帶來的種種疾病、痛苦，小說自然是持批判態度的。然而在小說的敘述過程中，我們同樣能夠鮮明地感受到一種懷舊：一方面工業給咸水塘人帶來了生計的希望，高聳著的煙囪是一個社會向前發展的符號；另一方面這些疾病分明又給人的精神帶來了神秘的體驗，賦予了這個逐漸理性化的世界某種詩意，彩色天空更是構成了幾代咸水塘人引以為傲的地方認同。這樣，《好天氣》就和我們通常想象的那種生態主義文本完全拉開了距離，打破了那種單純批判現代性、呼吁保護生態的閱讀期待。不過，小說對現代工業的這一別致想象所賴以成立的基礎，是小說中人物們的疾病似乎都并不重大，甚至咸水塘還生活著不少高壽的老人。彩色天空的代價如果是——實際上，也更可能是——人們的死亡呢？不得不說，這也使得小說難以完全擺脫浪漫化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