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范今先生是山東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方面的著名學者，曾經發表過許多學術論文。在新世紀第二個十年里，孔范今先生曾經發表過兩篇論文，一篇是《如何認識和評價五四新文化運動》，另一篇是《舍下論學：關于文學》，這兩篇論文都是由孔老師講學的記錄稿整理而來的，也都是孔老師晚年學術思考的最終落足點，具有較高的學術史價值和意義。

在我的印象里，孔老師作為“40后”學者本來還可以在學術研究領地里縱橫馳騁，大展其宏偉的學術抱負。然而，不幸的是，孔老師在2023年5月30日離開了我們。近日，當我翻閱陜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柳青創作論》時，作為作者之一的孔范今老師的名字映入眼簾，有關我與孔老師交往的畫面便似放映電影一樣映照在腦海中的屏幕上。

我真正地接近孔范今老師的學術世界是在1990年代末。他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補遺書系》《20世紀中國文學史》讓我感受到了孔老師在學術上的非凡氣魄，并讓我意識到，孔老師是一位將在中國當代學術史上留下名字的學者，我自然便從心底里升騰起了一股崇敬之情。

孔范今老師作為山東省中國現代文學學會的副會長，每年都要參加學會的工作，我則協助魏建秘書長從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這讓我有了走進孔老師的日常生活的機會。每次召開學會的常務理事會時，孔老師都早早地趕過來，這一點與學會會長、我的博士生導師朱德發先生有著共同的特點。在開會之前，孔老師會點上一支煙，在香煙裊裊升騰的過程中，他會滿臉笑容且饒有興味地講述著一些有趣的文壇故事，從而一下子縮短了師生之間的距離。

2011年，我在擔任山師學報主編后便開始向孔老師約稿。沒有想到的是，孔老師是一位極為嚴謹的學者，他對那些自己還不滿意的稿子并不會輕易地拿出來，而是要等到自己有了滿意的稿子再給我。但為了能夠約到孔老師的稿子，我便有事沒事地給孔老師打電話，也利用山師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論文答辯或者召開學術會議的機會，主動地當起了孔老師的司機，負責接送孔老師。也許，我的這種執著感動了孔老師，在2014年，孔老師終于把他的一篇稿子通過郵箱發給了我。他還非常客氣地說，我看看方便刊用否，不方便便作罷。我從孔老師那里獲悉了這一消息后自然非常高興。一是因為孔老師自從2008年在《小說評論》第2期發表了《重識現實主義》一文之后，便幾乎沒有在期刊上發表論文，經過了這么多年的學術沉潛后，孔老師拿出來的論文肯定不是急就章，而是在他經過了多年的沉思之后發出的獨立聲音。二是因為這一時期的山師學報并不是CSSCI來源期刊，許多作者、尤其是體制內的作者并不愿意把自己點燈熬油寫出來的論文輕易地投給普通期刊。這也難怪，大家身在體制之內，只能按照體制的評價標準行事，似乎也是無可非議的事情。但孔老師則不然，他似乎并不看重核心期刊和普通期刊，他看重的是一份學術期刊既要有學術的堅守，又要有學術的品味——畢竟，一份沒有堅守和品味的學術期刊也會連累作者精心創造出來的學術論文。

在認真研讀了孔老師的論文之后，我覺得這篇文章應該是他集一生的體悟和學術思考而整理出來的，單就這篇文章昭示的孔老師的學術理路來講，其學術史價值和意義就不可小覷。在經過了一道道審稿編輯等程序之后，我們便把孔老師的論文優先發了出來。這便是山師學報2015年第6期以頭題的形式刊發的《如何認識和評價五四新文化運動》這篇長文。

嚴格講來，孔老師是一位學者，更是一位思想型的學者，這可以從他學術的雄心壯志看出來。孔老師主編的“補遺書系”是對中國現代文學學科既有的被遮蔽歷史的還原，這本身便沉潛著一種獨立的學術思想，而他主編的那套四卷本的《百年大潮汐——20世紀中國思想解放運動文錄》則帶有鮮明的思想啟蒙的色彩，表明了他已經超越了中國文學之一隅而走進了更為廣闊的社會思想領域，顯示了孔老師作為學者心系社會風云的特有風采。正因為他在論文中注入了不少自己的獨立思考，他對自己的文字便特別珍視。為此，他對編輯專門提出了一條特別的要求，那就是不要輕易地改動他的意思，為此，他還特別鄭重地向我作了交代。我自然滿口答應。畢竟，孔老師作為山東大學中文系的主任，對學術論文的政治要求還是非常高的，起碼不會出現什么原則性的問題。不過，即便這樣，我們還是進行了認真的編排，這主要源于孔老師的論文是根據他在家里為自己畢業的碩士和博士講學時的錄音整理而來的，口語化的色彩比較濃郁，我們在不改變原文意思的基礎上作了必要的編輯。

退休之后的孔老師之所以在舍下掛帳講學，一方面是他的眼睛已經大不如以前，這主要由于他血糖偏高，從而影響到了眼睛。其實，這個時期的孔老師已經70多歲了，他本可以借著眼睛不是很好而心安理得地從學術研究的前沿地帶退到休養生息的大后方去，從而像他的許多同齡人一樣頤養天年。孔老師腿腳也不大靈便，以致于他此后來山師開會便開始柱拐杖了，走路時也變得小心翼翼起來。在我的記憶中，如戰士一樣神采飛揚的孔老師說什么也無法與“老態龍鐘”這四個字聯系在一起，但現實的確是非常殘酷的。時光猶如侵蝕人生命力的一臺永動機，正在不緊不慢地把許多中年人變成了老年人，這恰如秋冬季枝干上的樹葉，從翠綠逐漸地變黃，然后再在某一場風雨中凋零。想到這一切，我的眼睛不禁開始變得潮濕起來。

孔老師在生命的后期之所以舍下講學，除了彌補眼睛帶來的某些不便之外，還與他那根深蒂固的學術情結分不開。孔老師把學術視為自我安身立命的根本，離開了學術他便似乎步入沒有依傍的荒原，這對一位學者而言無疑是最令人慨嘆的。至于孔老師為什么非要用舍下講學的形式，而不是采取自說自話的敘述方式，這也許與孔老師身為孔氏后人有關。2500多年前，孔子便杏壇講學，其言論由其弟子整理成了《論語》。不管孔老師當年基于哪些考慮，我在聞聽孔老師舍下講學時腦海中自然閃過的一幕便是孔子的杏壇講學。不管怎樣，一批身擔文化使命的人似乎注定離不開寫字臺，即便手不能寫眼不能看也要拼盡最后的一點力氣口述出來。

2017年1月，孔老師在講學的基礎上逐漸地孕育出來的《舍下論學：關于文學》的定稿發到了我的郵箱，孔老師的這篇論文便是他對文學的最后思考。這篇論文是學生根據錄音記錄整理出來的，洋洋灑灑2萬字。由此可以看出，孔老師的學術研究一方面注重回到原點上進行思考，另一方面又注重發出自己獨到的聲音，既有思想性，又有方法論意義。

孔老師作為從曲阜的孔氏家族走出來的學者，已經回歸于家族所在的孔林里了，這未嘗不是一個很好的象征。作為從曲阜走出來的“40后”學者，在中國社會發生翻天覆地大變動的百年大潮中，他以特立獨行的文化姿態，對文學、人生、歷史和現實作出了自己的回應，恰如曲阜那些千年古松在新的歷史風雨洗禮下生長出來的新的枝干。也許，這恰是古老的文化之所以生生不息的緣由吧。每每念及于此，我的腦海深處便幻化出這樣的一幅畫面，在寧靜安謐的孔林深處，孔老師依然在新的“舍下”向先哲發問、向定論詰問，然后從容淡定且又悠然自得地“講學”。遺憾的是，在熙熙攘攘這一俗世之中的我們，再也無法約到孔老師“舍下講學”的新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