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年輕詩人，盲人瞎馬也勝過過早地在既有的規定下寫詩。他一旦按照既有的概念和形式開始寫詩，此后就會很難形成自己獨立的個性和表達。寫詩，寧可試錯，也不要盲目崇拜地把自己交出去。你可以那樣去研究詩，但是切不可就那樣開始寫作。

把玩，如今聽起來好像是一個貶義詞。但是，詩語是真的需要把玩，至少需要有把玩的心情，要揣摩，要品味，否則，就成實用的快餐了。古人詩文，講究一字不可易、一字不可增、一字不可減。今天還講這個的有誰？刻字、寫字、打字，就是不一樣啊。

漢語里“聽見”這么簡單常用的一個詞，它其實是運用了通感的，聽覺與視覺合一。也可以說，將聽隱喻為看。英語里，聽是listen而聽見是hear，這就少了點兒意思。互聯網時代，到處都是信息，聽和聽見是完全不一樣的。信息泛濫的結果是：聽和看實在方便多了，真正聽見和看見卻變得稀罕了。

一個優秀的詩人總是憑著提高寫作的難度，從而降低或消除閱讀的難度。反之，拙劣的詩人人為制造閱讀的“難度”，從而掩飾寫作的無難度。

有的詩人借以顯示自己高人一等的東西，無非就是自認為掌握了詩歌的某種獨門秘籍、至高法則。然而，在我看來，詩歌本身恰恰是反對這個東西的，反對唯我獨尊，反對自以為是。東西方哲人無不告訴過我們這點，人在顯示自己卑微的時候最偉大，在標榜自己的時候很渺小。若從詩歌直指人心這點來說，也是相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高深莫測的獨門秘籍就跟這點格格不入。但是，事情復雜的一面在于，同心同理也有限度，不然也就沒有“雞同鴨講”這回事了。

詩人寫他不知道的，業余詩人寫他知道的。詩人想，已經知道的東西，有什么好寫的？業余詩人想，我知道一個東西，我要告訴你。于是他寫了，急不可耐地發表。但是，別人其實也早知道——喜劇性就在這里。

我常常覺得，自上世紀90年代后，漢語詩歌在個人性與日常性這兩方面走得太“遠”，結果是：（1）個人性的迷途越來越深，一種打著個人性旗號的“唯我性”日益囂張，不知反省，于是乎，從來沒有見過的“內衣外穿”的尷尬局面漸成惡劣氣候；（2）日常性的神話似乎包打天下，佐以被狹隘化與庸俗化的民間立場、民間敘事，于是乎，紛紛以瑣屑為能事、拿肉麻當有趣、以崇低為光榮、以寫“小”為借口。如此這般，終于落得，詩歌從來沒有這么廉價過。

可以斷定，凡是在文學史上地位很高而且經久不衰的外國詩人，如果其漢譯作品讀起來讓人莫名其妙，甚至想要打人，無一例外，都是被翻譯糟蹋了。大詩人，每個詞都是實心的，每個詞都是穩穩當當地落在它該在的地方的。說到底，沒有哪個真正的大師是浪得虛名。也就是說，大師都是經得起翻譯的，就看怎么翻譯。

當此時，應給詩人下一個定義：詩人是以身作則活出熱情并給人信心的人。

隨筆寫作不是隨隨便便的寫作。這個詞的早期翻譯就成問題。沒有專業的人是寫不好隨筆的，隨筆恰恰應該是某個領域的專業人士，在專業基礎上的發言，或在研究過程中，溢出本專業而發出來的文字。我不相信一個沒有專業性的人能把隨筆寫好、寫得有價值。不過，有人只有一個專業，有人多專業或者認知廣泛一些。但是，再怎么廣泛，也只能是由點及面、由面及體。有博學的人，絕沒有無所不知的人。現在AI給人無所不知的印象，仿佛一個活字典。

寫作本質上是謙卑的，批評本質上卻是驕傲的——你不能因為我批評你，你就說“你行，你上”，我可以不行，但你必須行。我不能放棄批評的驕傲，你也不能放棄寫作的謙卑。這不是為了保全你我的面子，而是為了各自專業的尊嚴。

（作者系湖北詩人、翻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