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祖孚（左一）與張友漁等在一起

昔讀葉祖孚《燕都舊事》，唯留心市井瑣事；此番重讀細品，方覺其中還藏著未曾深察的文脈余韻，張伯駒病榻的手書、琉璃廠書肆的殘卷、古藤書屋的藤影等等，那些被葉先生以史家之筆實錄的碎影，竟比初讀時更顯鮮活。而逐頁展閱，又恰似穿巷而過，舊人風骨、市井煙火皆從字間漫出，遂拾掇這些浮現在字里行間的人與事，草成小文，以存重讀溫故之感。

浸潤在筆墨中的精神氣節與文化赤誠

張伯駒乃民國“四公子”之一，其風流倜儻至今仍為不少人稱道，我對他的逸聞趣事也向來頗感興趣。葉著中所記張伯駒先生絕筆事，讀來心折。一九八二年二月，伯老離世前數日，應北京市政協文史委征稿之請，抱病撰《北京國劇學會成立之緣起》，稿成旋即歸往道山，華章終成遺作。此文述北伐后中華戲曲音樂院創辦始末，庚子退款多撥作建院之資，分院設北平、南京兩處，梅蘭芳掌北平，程硯秋主南京。葉祖孚暗引《北平國劇學會章程》殘稿，謂李石曾偏倚程硯秋，北平分院常遭經費克扣，伯老乃聯合同人發起北平國劇學會，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傳習所開學，梅蘭芳等名角反串《八蠟廟》，梅先生飾褚彪戴髯登臺，一生僅此一回。文中隱涉兩院不和之由，實系張嘉璈與馮耿光各擁一方、政客爭權所致，并稱伯老以筆墨載史，不添褒貶，唯藏赤誠，晚年病榻猶念國劇傳承，這份執念，堪當文人對文化最深沉的守望。

書中也寫了邵飄萍、林白水事。邵、林二公皆筆鋒凜凜，見骨見筋。邵飄萍創辦《京報》，以“鐵肩辣手”自勵，恪守“新聞為國民喉舌”之責，筆鋒直抵世事真偽。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六日晨，攜改定社論出門，竟成永訣，一腔熱血灑于亂世。其夫人湯修慧未墜其志，于京華印書局復刊《京報》，沿用邵先生舊鉛字，油墨續承舊香，報頁不絕文脈薪火。林白水文風凌厲，《官僚之運氣》一文直指權勢虛弊，無所避諱；一九二六年八月六日赴刑場時，囊中尚藏遺囑，文字從容坦蕩，浩氣風骨長存。三月之間兩位杰出報人相繼殉道，宣南筆墨的銳度雖稍減，卻永遠記下了他們以筆赴義的決絕，亂世良知，本就有滾燙底色。而這份浸潤在筆墨中的精神氣節與文化赤誠，并非孤懸于世，在琉璃廠的書肆間，它便化作了另一種溫厚綿長的模樣，那里正是承載千年文脈的重要場域。

乾隆三十四年（一七六九年），山東進士李文藻入京謁選，五月有余竟日日流連琉璃廠書肆，抄書覓籍，離京后作《琉璃廠書肆記》，詳錄街面格局，為燕都重要街道立傳，遂成研究北京地方史之珍籍。后繆荃蓀作《琉璃廠書肆后記》，孫殿起補《三記》，雷夢水續《四記》，四書串聯數百年書街變遷，文脈流轉清晰可循。后來的琉璃廠聞名天下，或也有賴此“四書”的廣播。

《琉璃廠雜憶》一文，多記書肆中人風骨。孫耀卿精版本目錄之學，所編《販書偶記》一書，曾聞名遐邇，一版再版。昔年大先生及周知堂、鄭西諦、朱自清等皆因買書與他結為友人，其間多有護籍之舉，自不待言；王晉卿著《文錄堂訪書記》，記覓書藏書點滴，字里行間皆是對古籍的珍視；松筠閣劉際唐有硬骨，昔年日本人強迫辭退學徒，他寧棄生意不逐人，擲書拒售，墨濺衣袖亦不讓步。古玩商多具匠心，邱震生辨書畫真偽眼光獨到，黃百川、黃鏡涵通曉銅器與封泥，張樾臣開同古堂制墨盒，工藝精湛，嘗與齊白石、陳師曾、姚茫父友善，這些畫師為其繪稿，經其巧手鐫刻墨盒，便成精致藝術品。琉璃廠匾額多出名家手筆，孫貽經題“翰文齋”，祁雋藻書“隸古齋”；翁同龢所題最受推崇，“寶古齋”舊匾原為“賞古齋”，翁帝師改“賞”為“寶”沿用至今，一塊木匾亦是街史印記。葉先生記自己逛廠肆舊事，一元購殘本《金瓶梅詞話》，數角收《麻姑仙壇記》碑帖、同治舊墨、清初殘紙，偶遇青田石章、雞血石便滿心歡悅，市井細碎之樂，藏著最純粹的文化溫情。今琉璃廠經修復仍存古意，其書香未散，文脈綿長。

文人故居 雖歷經變遷仍留存治學雅韻

這種對文脈的堅守，更藏于宣南深處的尋常巷陌，那些文人故居，雖歷經變遷，仍留存治學雅韻。葉祖孚在“舊地”單元里，記述諸多會館和名人故居，我偏愛的，是寫王漁洋和朱彝尊故居的兩篇。王漁洋故居在太平巷，葉先生引戴璐《藤陰雜記》所載：“廠東門內一宅，相傳王漁洋曾寓，手植藤花當存，近程魚門晉芳移居”，云此院先后住過王漁洋與《四庫全書》副編纂程晉芳，程氏居住時作《太平巷新居四首》，“薛荔為墻槿作門”之句，可想院落清雅；一九一九年徐石雪購得此院，建樓而居，石雪擅畫蘭竹，為中央文史館館員，一九五七年辭世后，遺孀徐夫人將其作品、收藏盡數捐贈故宮，連未刊手抄詩集四冊亦獻出，一片無私之心，側映其亡夫的文人本真。葉祖孚嘗親往踏勘并拜訪徐夫人，見藤花已謝，唯古樹尚存，遂生文脈悄然接續之慨，其所述當多可信。

朱彝尊古藤書屋在宣武門外海波寺街。康熙初年，朱竹垞自嘉興入京，一六七九年應博學鴻詞科入翰林院修《明史》，一六八四年因私攜小吏入宮抄書遭彈劾被降級，謫居于此。院中兩株紫藤蒼勁虬曲，宛若游龍，遂名“古藤書屋”。貶居兩年間，竹垞采輯一千六百余種典籍，編撰《日下舊聞》，為燕都留存下珍貴地方文獻；又于書屋對面建曝書亭，晴日攤書于亭下，墨香裹著日光，乃竹垞治學的日常。晚年歸鄉嘉興，仿建曝書亭，曹寅為刊《曝書亭集》，集中多記宣南歲月。今古藤雖無，曝書亭毀于動亂，然匾額尚存，蒙塵的字跡里，似仍可見其淪謫不改的治學初心。

而這份書香的流轉，在虎坊橋的一棟舊樓中，得到了另一種延續，京味書樓的磚墻，也刻著文脈相傳的痕跡，《京味書樓的歷史沿革》篇專記此事。葉先生說此樓與康有為、梁啟超淵源頗深。康、梁變法失敗后于琉璃廠開長興書局，不久因故歇業，資產歸通學齋、直隸官書局；直隸官書局因不景氣轉售給上海商務印書館并改名京華印書局，印書局復于一九一八年建四層鋼骨水泥樓，一九二O年落成，遂棄木版用鉛印、石印，后涉彩色石印，鼎盛時職工四百余人，承印清華、北大書刊及故宮畫刊，印刷機聲響遍宣南。抗戰后衰落，解放后復蘇，“文革”中并入工廠，后歸中國書店作書庫，終成京味書樓。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中期，書樓每兩周設文化講座，作家義務授課，讀者盈門，延續了葉圣陶、朱自清等文人親近讀者、傳布思想的傳統，書香愈發醇厚，所承載的始終是文化傳承之責。

我于此處所以不憚辭費復述葉祖孚文中內容，乃因京味書樓也曾給我留下美好體驗。上世紀九十年代我住香廠路，而單位在西安門大街，書樓不僅距家較近，其所在的路口也是我騎車上下班的必經之地。日記顯示，三年內，我曾二十余次踏入京味書樓，選購了好些心儀的書籍，差不多配齊了已出版的“北京古籍叢書”，此外如金受申《老北京的生活》、周一民《北京現代流行語》、徐城北《品戲齋夜話》、施連方《北京街巷地名趣談》等等也于此處淘得。后來我搬了家，距離遠且俗務繁雜，便再未前往，惟念及此樓今已列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正修繕為承載近代印刷史與新文化運動史的文化空間，也算不負昔日書香傳承之諾。

不妄增一字褒貶 只以平實筆墨鋪陳人事

扯遠了，繼續說書。葉祖孚記賽金花生平凡四篇，大致拼綴出她浮沉人生的本真樣貌。她早年淪落風塵，后嫁狀元洪鈞為妾，隨夫出使德、俄、奧、荷四國時習得德語，眼界自此跳出市井風塵的局限。八國聯軍侵占北京之際，因與聯軍統帥瓦德西有舊，她挺身居中斡旋，為城中百姓減免了不少侵擾；時人熱議的“瓦賽情案”滿是流言，葉先生卻不避爭議，將這段史實如實載入文中。這種不避流言的實錄，恰與劉半農的存史之心相呼應：劉半農感其生平跌宕足資存史，遂與商鴻逵合力搜集她的事跡，撰成《賽金花本事》，讓這段亂世往事從流言中抽離，有了可考的具象載體。賽氏晚年寓居陜西巷榆樹巷的陋室，生計窘迫卻始終守著體面，言語間既無當年隨使歐洲的鋒芒，也無遲暮落魄的怨懟，只剩歲月沉淀后的平和淡然，仿佛以半生際遇默默回應著世間的褒貶與好奇。葉先生這四篇文字，剝盡坊間傳奇的油彩，平鋪直敘不摻主觀評判，字字都透著史家筆墨的克制與溫潤。

通觀全書，葉祖孚之筆當真不妄增一字褒貶，只以平實筆墨鋪陳人事、實錄舊跡。他寫張伯駒病榻書國劇學會緣起的赤誠，寫邵飄萍攜社論赴死的決絕，寫琉璃廠孫耀卿護籍、劉際唐拒售的風骨，寫古藤書屋藤影斑駁的清雅，雖無波瀾壯闊的敘事，宣南的文脈與溫情卻已悄悄浸滿紙頁經緯。此次重讀我本無宏愿，只為撿拾那些散落在字里行間的宣南碎影。原來所謂文脈余韻，從來不是塵封的過往，而是琉璃廠未散的墨香、古藤書屋殘存的匾額、京味書樓延續的講座，是舊人以赤誠守下的初心，是舊跡以靜默存下的歷史，在歲月里代代相續。《燕都舊事》的可貴，正在這份“真”與“淡”：不煽情，卻讓亂世良知自顯滾燙底色；不妄議，卻讓文人風骨具可觸質地。那些藏在紙頁間的溫軟與凜然，早已順著宣南的文脈氤氳開來，融入尋常歲月的褶皺。因想，舊書重讀的意義，或許并不在刻意求索，而在不經意間與那些碎影重逢。筆墨會老，舊跡會殘，但只要還有一頁紙、一縷香在，宣南的文脈便不會斷絕，燕都的余韻亦會于歲月中靜靜流淌，綿長不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