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景仁（1749—1783）字仲則，以字行，清代乾隆時期著名詩人，其詩縱橫逋峭、遒拔振蕩，偶亦出以清音，新人耳目，別具一格，他雖自稱師法李白，實際取資甚多，宗唐法宋，左右逢源，謫仙詩圣，一爐并冶。與其詩歌同樣值得重視的是他那凄楚坎壈的生平，他生于乾隆十四年（1749），卒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享壽僅35歲。按說，終黃景仁之一生，他都生活在所謂“乾隆盛世”，他才學俱佳，詩雄一世，生逢盛世，豈不應一展懷抱，立業建功？ 然而，事實恰好相反，他終生崎嶇，有志難伸，最終在“盛世”的陰影里抱器懷香，貧病以歿。了解如此奇崛的一位詩人，無疑有助于今人深入透視所謂“乾隆盛世”的暗影與陰霾，何況其詩歌本身亦具極高的文學價值。

近讀張煜、王云編著的《黃仲則詩歌鑒賞辭典》（下文或簡稱“張著”，引文但標頁碼），深感這是一部頗能為黃仲則及其詩歌傳神寫照的著作。

首先，該書選詩緊緊圍繞黃仲則的生平與交游，鑒賞文字中實已涵括了一部“黃仲則詩傳”，作者與作品相互映照。同時，編著者特別重視對黃仲則重要生平經歷與其詩作、詩風關系的揭示，如此便使全書經緯縱橫，有主線，更有重點。該書選詩自黃氏早年所作《初春》始，幾乎涵蓋黃仲則人生各個重要階段的重要詩篇，而涉及黃氏交游的作品較多，如由《觀潮行》而連及拔黃仲則為“童子第一”的潘恂（第18頁），由《雜感》（仙佛茫茫兩未成）而涉及黃仲則恩師邵齊燾（第26頁），由《遇伍三》而述及黃仲則同鄉雅士伍宇澄（第37頁），其他涉及洪亮吉、趙味辛、汪中、翁方綱、屠清渠、朱筠、畢沅等生平友人、上司的詩作甚多，茲不枚舉。編著者不避繁瑣，細述各人生平及其與黃之關系，這樣做便可由選詩評詩而立體呈現黃仲則生平，有利于讀者深細了解黃氏其人。

該書注重對黃仲則重要人生階段詩作的探論，其中尤值留意者是對黃氏羈旅以及游幕湖南時期作品的注評。湖南一地，因有屈原之騷、李杜之詩、韓愈之唱的沉淀，悲音繚繞，詩意濃郁，黃仲則羈旅以及游幕湖南期間，無疑會受到上述諸家影響。如其《登衡山看日出用韓韻》對排奡遒折的韓愈詩《謁衡岳廟遂宿岳寺題門樓》的模仿，《三江口阻風》詩則在句法、遣詞方面力摹杜詩，如“無端浪挾巴丘白，不盡天垂梧野青”，既擬杜之“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之句型而變化之，一個“垂”字似亦有取乎杜之“星垂平野闊”。類似詩例尚多，此處不遑備舉，正如編著者所說：“湖湘之行是黃景仁詩歌寫作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他的詩風從之前本于風騷的‘清窈之思，激哀于林樾’（吳錫麟《與劉松嵐書論黃仲則詩》），轉而出現‘凄涼楚音’。”（第47頁）質言之，編著者意在通過選詩而突顯黃仲則詩風變化之跡。

該書編著者很擅長對詩中畫境以及借景抒情的解說，鑒賞文字中亦多有關于詩法、句法、謀篇布局的分析，不乏獨得之言，如此，讀者檢閱此書不僅能將黃仲則及其代表性詩歌了然于心，而且能得到詩學詩法的沾溉。如評《感舊》（其四）之頸聯“詎有青鳥緘別句，聊將錦瑟記流年”，張著云：“頸聯化用了李商隱《錦瑟》詩，這一聯實為全詩承重點，詩人在此聯中感懷并總結生平情緣，十分委婉，情思幽微細膩。需要一提的是這里的‘鳥’字，其實平仄不對，所以有學者主張‘青鳥’應為‘青烏’之誤。”（第15頁）此評不僅說明編著者通于聲律黏對，而且對“別”字為入聲屬仄這樣的細微知識亦甚了然。再如評《雨后泛湖》云：“詩歌的景物鋪排由近及遠，層層遞進。從單純的景物描寫，逐漸過渡到人的動態，再到人物的心理和情緒世界，情感表達含蓄而深沉。作者用‘參差’‘欲煙’等詞語生動展現出自然景物的朦朧微妙，詩歌的節奏和緩又不失靈動。”（第24頁）體會細膩，感受深切，層次分明。似此本色而準確、優美的鑒賞文字，遍布全書，不暇盡舉，由此足見編著者深于詩學，能探黃景仁詩中奧竅。

該書的編著者結合時代也就是乾隆年間的政治社會情勢釋讀黃仲則詩，深析詩意中含藏的時代信息，力揭所謂“乾隆盛世”的腐朽陰暗。如評《衡山高和趙辛味送余之湖南即以留別》，該詩借詠湖南景物、人物，抒寫一己之牢落凄楚，編著者謂：“乾隆中期，社會矛盾日益尖銳，對文人思想禁錮愈加嚴厲。黃景仁長期以來科考不順，為求生計四處奔波，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他借屈原等古人自況，發出‘千古騷人且如此，我輩升沉偶然耳’的感慨，既有無奈，更有不甘。又說‘我亦不吊湘夫人，我亦不悲楚靈均。只將此曲操入水云去，自寫牢落招羈魂。’‘牢落’與‘羈魂’是此時的作者自己人生的寫照。”（第45頁）編著者將黃仲則的一腔牢愁與乾隆政治生態聯系起來，這樣便突破了對“一人一詩”的理解，徑由此詩此人呈現所謂“盛世”之下有個性有才思的詩人之凄慘命運。奇才牢落至此，所謂“盛世”，豈不令人膽戰心驚，背涼齒寒？ 再如評《偕少云雪帆小飲薄醉口占》，該詩寫詩人窮愁淪落乃至以“游民”自況之悲，編著者謂：“乾隆朝已經到了清朝的中期，社會階層逐漸固化，階層流通的難度也越來越大。這些中下層知識分子的命運前進不得，后退不能。”（第232頁）此論從乾隆朝階層固化角度深深切中黃仲則奇才難展、沉淪下僚的深層原因。要之，黃仲則的悲劇，是社會的悲劇，但根本是專制政權統治的悲劇。

又如《圈虎行》，論黃仲則者，幾乎必拈此詩。如嚴迪昌先生謂：“此詩作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虎威掃地，媚主為奴的描繪淋漓盡致，顯然有其深刻的寓意在。……‘依人虎任人頤使，伴虎人皆虎唾余’以下幾節鮮明地表達了詩人對君臣、主奴、尊卑、貴賤關系的態度。‘不能決蹯’、‘不能破檻’的感喟和諷嘲，豈不是一定程度上透視著黃仲則‘顛狂落拓’，‘名任天機’的‘野性’不馴，這明明是一種不合作的心態。”（嚴迪昌著：《清詩史》，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11月版，第866頁）劉世南先生亦謂：“《圈虎行》，作于三十二歲，時居北京。此詩共四十二句，前三十句描寫馴虎表演的種種場面。孫星衍特別欣賞其中‘似張虎威實媚人’這一句，評為‘奇句精思，似奇實正’。就因為老虎的種種表演，看起來是大發虎威，不可一世，實際是搖尾乞憐，希望博得觀眾的歡心，多討到幾個錢而已。這僅僅是說老虎嗎？”（劉世南著：《清詩流派史》，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2月版，第404頁）且讓我們看一看這只被馴化的“媚虎”嘴臉：“四周立柵牽虎出，毛拳耳戢氣不揚。先撩虎須虎猶帖，以棓卓地虎人立。人呼虎吼聲如雷，牙爪叢中奮身入。虎口牙開大如斗，人轉從容探以手。更脫頭顱抵虎口，以頭飼虎虎不受，虎舌舐人如舐?。忽按虎脊叱使行，虎便逡巡繞闌走。”毫無疑問，這是一只“病虎”，其病不在四肢五臟，而是病在精神，這是一只被馴化的毫無“虎性”的“工具虎”。它為了飽餐一頓，不惜出賣“虎格”，甘做馴虎人的“大貓”，這難道不正是那些絕無真才實學、獨立思想，為討一口殘羹冷炙而不惜出賣人格且身負“平庸之惡”的敗類“工具人”之傳神寫照？ 虎性之失正喻人性之失，虎之媚人正如奴之媚官。殊為可貴的是，編著者明確指出：“乾隆中期以后開始推行高壓政策，加強對漢族知識分子和百姓的控制，又大興文字獄。高壓態勢下，多數讀書人只能選擇俯首帖耳，或歌功頌德，或阿諛奉承，成了一群如詩中的老虎一般，失去了獨立人格的人。借由圈虎的種種丑態，詩人大大地抨擊了當時知識階層的媚態和失于膽色風骨。”（第246頁）這個評論是切當而深刻的。總之，藉此一詩之評，張著據依“病虎”深切洞穿了所謂“乾隆盛世”的底色——它不過是以政治高壓奴化人民而已！ 綜合上述，可知編著者注意從乾隆政治生態視角深入分析黃仲則其人其詩，這樣便使該書氣韻生動，且具有思想的深度。

另外，該書也選評了數闋黃景仁詞，這樣能使讀者較為全面地了解黃氏才情、功力。而書后所附“黃仲則生平與文學創作年表”則頗有益于讀者系統、全面地了解黃氏生平、創作，能與該書正文相得益彰。

最后，特別應予指出的是，該書雖為師生合作之著，但卻絕非那種“導師掛名，學生受累”之書，正如該書《前言》所謂“本書大部分內容由兩位作者合作，單獨撰寫的在文后標注姓名”（《前言》第6頁），此種“真正的”師生合作著述模式值得稱道。

總而言之，張煜、王云編著的《黃仲則詩歌鑒賞辭典》既由選詩評詩而呈現出黃景仁之生平、生活背景以及詩風演變之跡，更由黃詩而連及詩學以及“乾隆盛世”的高壓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刷新讀者對黃仲則的認識，將那位悲吟“十有九人堪白眼，百無一用是書生”“似此星辰非昨夜，為誰風露立中宵”“慘慘柴門風雪夜，此時有子不如無”的詩人真正還原到歷史現場，生動真實地呈現于讀者睫前。

（作者為山東理工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