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二〇二四年第九期刊載了張軻風先生的《風起幾層漣漪：劉文典被解聘風波》一文，較為詳細地分析了劉文典先生被西南聯大解聘的情況。但是，劉文典何以被解聘？個中真實緣由究竟為何，仍值得再仔細探究。

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劉文典給西南聯大常委、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寫了一封言辭凝重的信。信首說：“月涵先生校長道鑒：敬啟者，典往歲浮海南奔，實抱有犧牲性命之決心；辛苦危險，皆非所計，六七年來亦可謂備嘗艱苦矣。自前年寓所被炸，避居鄉村，每次入城，徒行數里，苦況尤非楮墨之所能詳。兩兄既先后病歿湘西，先母又棄養于故里。典近年日在貧困交迫之中，無力以營喪葬?！?/p>

他繼而寫道：“適滇南鹽商有慕典文名者，愿以巨資倩典為撰先人墓志。又因普洱區素號瘴鄉，無人肯往任事。請典躬行考察，作一游記，說明所謂瘴氣者，絕非水土空氣中有何毒質，不過瘧蚊為祟，現代醫學，盡可預防?！梧l’之名倘能打破，則專門學者敢來，地方富源可以開發矣。典平日持論，亦謂唐宋文人對瘴氣夸張過甚，王陽明大賢，其《瘞旅文》一篇對貴陽修文瘴氣形容太過。實開發西南之大阻力，深愿辭而辟之，故亦遂允其請?！?/p>

信中所言，劉正處于極度的困境中時，剛好有滇南一位鹽商（指當地土豪張孟希）仰慕其文才，表示愿意斥巨資邀請他為其母撰寫墓志銘。同時，普洱被稱為瘴癘之鄉，很少有人愿意到那里發展。此行也就順便請他寫寫“普洱行記”一類文章，打破外邊對邊地的偏見，同時介紹這里豐富的資源，吸引有識之士認識普洱、開發普洱。

劉文典在信中所說的，從張孟希的自述里得到佐證，他說：“思普區的文化建設，我雖然愿意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可是我缺乏人幫忙。這一次承劉文典先生能到這里來指教，我是很高興的。劉先生道德文章，我早年就仰慕著。承劉先生不棄，今天我居然能領劉先生的教益了，可是我始終有點恨晚的感慨……”（李林克：《張孟希與歸僑》，見《云南民國日報》一九四五年六月三十日）

劉文典認為，一貫的偏見的確已經成為開發大西南的大阻力，所以也就非常愿意受邀前往。這原本是一舉兩得的一個計劃，一方面能解一時之困，另一方面又能助力西南邊疆之開發，何樂而不為？

于是，他在信中接著說：“初擬在暑假中南游，繼因雨季道途難行，加之深山中伏莽甚多，必結伴請兵護送。故遂以四月一日首途。動身之先，適在宋將軍席上遇校長與蔣夢麟先生、羅莘田先生，當即面請賜假。承囑以功課上事與羅先生商量，并承借薪一月治裝。典以諸事既秉命而行，絕不虞有他故?！?/p>

一開始計劃在暑假時再往滇南，但考慮到暑假期間正值雨季，行路多有不便。加上那時深山之中伏莽出沒，若不結伴并請來兵士護送，生命安全堪憂。因此，決定改期自四月一日動身去普洱。出發之前，正好在宋希濂將軍舉辦的茶會上同時遇到梅校長、蔣常委和聯大中文系主任羅常培（據《梅貽琦日記》，這天是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九日），于是當面向他們請假。梅貽琦告知，授課相關事宜須與羅常培商量，在羅的同意下（從他們之間后來仍然保持書信往來可知羅是認可劉的請假的），還得以借出一個月薪金以置辦去滇南的行李。至此，他“秉命而行”，踏上了去往滇南之路。

然而，事情很快起了變化。劉文典在信中說，到普洱縣磨黑鎮后，正在準備研究寫作《玄奘法師傳》，并計劃回聯大講授其專題研究，并誓“與東西洋學者一較高下，為祖國學術界爭光吐氣”。沒承想，到普洱才一個月，就突然遭到停薪的處分。不久，又得知，學校將對其磨黑之行進一步做處理。一開始他還不相信，認為此行并沒有多大過錯，只因路險且遠，未能及時返校罷了。沒有想到很快就收到“某君”半官方的來信，告知學校已經解聘，并說雖然你手里有學校續聘的聘書，也必須退回。現在昆明的物價又漲了十多倍，米果已貴至萬元，切不可再回學校了，你最好一直在那里做磨黑鹽井人。

信中“某君”，當指清華大學文學院中文系主任聞一多。劉文典此行，聞一多極為光火。由信推知，人事關系其實是在清華的劉先生向梅、蔣、羅請了假（是否正式提交書面請假手續并未在信中言明），而未向時為清華中文系主任的聞先生請假，應早已埋下地雷。

劉文典被解聘，在部分師生中引起了不滿。朱自清在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一日的日記中說：“晚馮來，對叔雅被解聘不滿，謂終不得不依從聞之主張?！?/p>

馮友蘭當時既是聯大文學院院長又是清華文學院院長，但院長并不能做系里的主，北大中文系主任當然更管不了清華中文系教授的人事。同樣，作為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也不能武斷地干涉文學院的人事工作，在系、院沒有表態的情況下，他也不能擅自做主繼續聘任劉文典。這從聯大后來發生的另一件事也得到了印證。

西南聯大復員前，在海外深造的聯大物理學系助教（北大編制）蔣明謙得知北大理學院即將解聘另一位助教、身殘志堅的薛琴訪，于是寫信給已任校長的胡適，請求北大仍然續聘。但是胡適也沒有直接為理學院做主，而是寫信給饒毓泰商量。校長出面，饒毓泰只好表態，薛琴訪的去留，由系中同人共同決定。于是，薛琴訪順利獲得續聘。

這就是人事規則，是萬不可逾越的。不僅過去如此，現在也是這樣。從信中看，編制在清華大學的劉文典越過該校中文系主任聞一多，徑直向聯大中文系主任羅常培（兼任北大中文系主任）請假，實已埋下被解聘的伏筆。要知道，聞先生自己一九三九年的休假，都主動地向清華文學院辦理了書面請假手續。

況且，除了人事規則，聞先生也有自己的立場。據王力回憶：“系里一位老教授應普洱某土司的邀請為他作壽文，一去半年不返校。聞先生就把他解聘了。我們幾個同事去見聞先生，替那位老教授講情。我們說這位老教授于北京淪陷后隨校南遷，還是愛國的。聞先生發怒說：‘難道不當漢奸就可以擅離職守，不負教學責任嗎？’他終于把那位教授解聘了。”（王力：《我所知道聞一多先生的幾件事》）王力所說的為叔雅先生講情的同事，尚有吳宓、陳寅恪、馮友蘭及朱自清等人。

接到被解聘的半官方通知，劉文典不無黯然，不無驚詫。他在信的最后寫道：“典此行縱罪在不可赦，學校盡可正式解聘。既發聘書，何以又諷令退還？典常有信至校中同人，均言雨季一過，必然趕回授課，且有下學年愿多教兩小時，以為報塞之言。良以財力稍舒，可以專心全力授課也。此意似尚未向羅先生提及也。此半官式信又言，典前致沈剛如先生信中措辭失當，學校執此為典罪狀。伏思典與沈君篤交，私人函札中縱有文詞失檢之處，又何致據此興文字之獄乎？學校縱然解聘，似當先期正式通知，何以用此半官式信？此事芝生、莘田二公亦無片紙致典，僅僅傳聞昆明謠言典一去不返，故正覓替人。典雖不學無術，平日自視甚高。覺負有文化上重大責任，無論如何吃苦，如何貼錢，均視為應盡之責。以此艱難困苦時，絕不退縮，絕不逃避，絕不灰心；除非學校不要典盡責，則另是一事耳。今賣文所得，幸有微資，足敷數年之用。正擬以全副精神教課，并擬久住城中，以便隨時指導學生。不知他人又將何說？典自身則仍是為學術盡力，不畏犧牲之舊宗旨也。自五月以來，典所聞傳言甚多，均未深信。今接此怪信，始敢徑以奉詢，究竟典致沈君私人函札中有何罪過，何竟據以免教授之職？既發聘書，何以又令退還？縱本校辭退，典何以必長住磨黑？種種均不可解。典現在正整理著作，預備在桂林付印。每日忙極。今得此書，特抽暇寫此信，托莘田先生轉呈。先生有何訓示，亦可告知莘田先生也。雨季一過，典即返昆明，良晤匪遙，不復多贅?？傊鋫€人去留，絕對不成問題，然典之心跡不可不自剖白。”

此信是劉文典拜托羅常培轉交梅貽琦的。一個多月后，梅貽琦回復：“叔雅先生大鑒：日前得羅莘田先生轉來尊函，敬悉種切。關于下年聘約一節，蓋自琦三月下旬赴渝，六月中方得返昆，始知尊駕亦已于春間離校，則上學期聯大課業不無困難，且聞磨黑往來亦殊匪易，故為調整下年計劃，以便系中處理計，尊處暫未致聘。事非得已，想承鑒原?！弊源?，無論清華，還是聯大，叔雅先生遭解聘已成既定事實。

當時陪同劉文典前往磨黑的聯大學生蕭荻曾有《關于劉叔雅先生磨黑之行》一文行世。據他披露，當時劉文典受邀前往磨黑為當地大土司張孟希寫其母墓志銘，并往磨黑中學講學，實際上是中共西南聯大黨組織精心策劃的一次統戰行動。蕭荻回憶——

對于是否請劉叔雅先生同去磨黑，我們和吳子良同志等曾有過不同意見，但最后吳子良同志分析：劉叔雅先生在聯大屬于“灰色教授”，在學術界則有較高名望，他到磨黑后，會整天躺在煙榻上吞云吐霧，對我們的辦學工作不會多所干預。而我們初到磨黑的主要目的是“站穩腳跟，籠絡士紳，深入工作（即辦好學校），培養學生”，請他同行，并不違反黨的十六字方針的要求，而且對我們的工作也能起一定的掩護作用。最后，我們才同意了這個意見。于是，在一九四三年初，劉叔雅先生夫婦及其幼子，便和吳子良、我、許冀閩、鄭道津（連同留在磨黑的董大成共五人）一同乘汽車到玉溪，等候張孟希派來的大隊馬幫同往磨黑。山鄉僻壤的磨黑，一下子來了一批大學生，還有號稱“國寶”的大教授同來，自然是空前盛事。

……劉叔雅先生對我們這些聯大學生不遠千里到磨黑辦學的目的，當然并非全無所知，但他并未作過什么干擾，有時也還在一些士紳中間對我們作些褒詞。說他給我們作了“擋風墻”，除了他的到來給我們壯了“聲威”之外，又給張孟希的母親撰寫了墓志銘，也使張孟希分外感到榮耀，有利于我們對他進行統戰工作。

當然，為地下黨做了“擋風墻”，校方是完全不知曉的。從整個事件來看，劉文典被解聘主觀上或許有這樣那樣的原因，客觀上卻是因為劉文典先生的請假手續不規范、不完善直接引起的。劉文典只管做學問，不知道不找清華中文系主任請假的利害關系，是這位大學者單純的一面。

在這樣的情況下，梅貽琦校長沒有替文學院做主，而是按規則辦事。聞一多先生堅持原則，由于沒有收到請假手續，并以劉文典耽誤學生學業為由而直接解聘，也有他充分的理由。以上這些，實際都是大學精神在西南聯大的具體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