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美光:再說劉文典解聘風波
《讀書》二〇二四年第九期刊載了張軻風先生的《風起幾層漣漪:劉文典被解聘風波》一文,較為詳細地分析了劉文典先生被西南聯大解聘的情況。但是,劉文典何以被解聘?個中真實緣由究竟為何,仍值得再仔細探究。
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劉文典給西南聯大常委、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寫了一封言辭凝重的信。信首說:“月涵先生校長道鑒:敬啟者,典往歲浮海南奔,實抱有犧牲性命之決心;辛苦危險,皆非所計,六七年來亦可謂備嘗艱苦矣。自前年寓所被炸,避居鄉村,每次入城,徒行數里,苦況尤非楮墨之所能詳。兩兄既先后病歿湘西,先母又棄養于故里。典近年日在貧困交迫之中,無力以營喪葬?!?/p>
他繼而寫道:“適滇南鹽商有慕典文名者,愿以巨資倩典為撰先人墓志。又因普洱區素號瘴鄉,無人肯往任事。請典躬行考察,作一游記,說明所謂瘴氣者,絕非水土空氣中有何毒質,不過瘧蚊為祟,現代醫學,盡可預防?!梧l’之名倘能打破,則專門學者敢來,地方富源可以開發矣。典平日持論,亦謂唐宋文人對瘴氣夸張過甚,王陽明大賢,其《瘞旅文》一篇對貴陽修文瘴氣形容太過。實開發西南之大阻力,深愿辭而辟之,故亦遂允其請?!?/p>
信中所言,劉正處于極度的困境中時,剛好有滇南一位鹽商(指當地土豪張孟希)仰慕其文才,表示愿意斥巨資邀請他為其母撰寫墓志銘。同時,普洱被稱為瘴癘之鄉,很少有人愿意到那里發展。此行也就順便請他寫寫“普洱行記”一類文章,打破外邊對邊地的偏見,同時介紹這里豐富的資源,吸引有識之士認識普洱、開發普洱。
劉文典在信中所說的,從張孟希的自述里得到佐證,他說:“思普區的文化建設,我雖然愿意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可是我缺乏人幫忙。這一次承劉文典先生能到這里來指教,我是很高興的。劉先生道德文章,我早年就仰慕著。承劉先生不棄,今天我居然能領劉先生的教益了,可是我始終有點恨晚的感慨……”(李林克:《張孟希與歸僑》,見《云南民國日報》一九四五年六月三十日)
劉文典認為,一貫的偏見的確已經成為開發大西南的大阻力,所以也就非常愿意受邀前往。這原本是一舉兩得的一個計劃,一方面能解一時之困,另一方面又能助力西南邊疆之開發,何樂而不為?
于是,他在信中接著說:“初擬在暑假中南游,繼因雨季道途難行,加之深山中伏莽甚多,必結伴請兵護送。故遂以四月一日首途。動身之先,適在宋將軍席上遇校長與蔣夢麟先生、羅莘田先生,當即面請賜假。承囑以功課上事與羅先生商量,并承借薪一月治裝。典以諸事既秉命而行,絕不虞有他故?!?/p>
一開始計劃在暑假時再往滇南,但考慮到暑假期間正值雨季,行路多有不便。加上那時深山之中伏莽出沒,若不結伴并請來兵士護送,生命安全堪憂。因此,決定改期自四月一日動身去普洱。出發之前,正好在宋希濂將軍舉辦的茶會上同時遇到梅校長、蔣常委和聯大中文系主任羅常培(據《梅貽琦日記》,這天是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九日),于是當面向他們請假。梅貽琦告知,授課相關事宜須與羅常培商量,在羅的同意下(從他們之間后來仍然保持書信往來可知羅是認可劉的請假的),還得以借出一個月薪金以置辦去滇南的行李。至此,他“秉命而行”,踏上了去往滇南之路。
然而,事情很快起了變化。劉文典在信中說,到普洱縣磨黑鎮后,正在準備研究寫作《玄奘法師傳》,并計劃回聯大講授其專題研究,并誓“與東西洋學者一較高下,為祖國學術界爭光吐氣”。沒承想,到普洱才一個月,就突然遭到停薪的處分。不久,又得知,學校將對其磨黑之行進一步做處理。一開始他還不相信,認為此行并沒有多大過錯,只因路險且遠,未能及時返校罷了。沒有想到很快就收到“某君”半官方的來信,告知學校已經解聘,并說雖然你手里有學校續聘的聘書,也必須退回。現在昆明的物價又漲了十多倍,米果已貴至萬元,切不可再回學校了,你最好一直在那里做磨黑鹽井人。
信中“某君”,當指清華大學文學院中文系主任聞一多。劉文典此行,聞一多極為光火。由信推知,人事關系其實是在清華的劉先生向梅、蔣、羅請了假(是否正式提交書面請假手續并未在信中言明),而未向時為清華中文系主任的聞先生請假,應早已埋下地雷。
劉文典被解聘,在部分師生中引起了不滿。朱自清在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一日的日記中說:“晚馮來,對叔雅被解聘不滿,謂終不得不依從聞之主張?!?/p>
馮友蘭當時既是聯大文學院院長又是清華文學院院長,但院長并不能做系里的主,北大中文系主任當然更管不了清華中文系教授的人事。同樣,作為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也不能武斷地干涉文學院的人事工作,在系、院沒有表態的情況下,他也不能擅自做主繼續聘任劉文典。這從聯大后來發生的另一件事也得到了印證。
西南聯大復員前,在海外深造的聯大物理學系助教(北大編制)蔣明謙得知北大理學院即將解聘另一位助教、身殘志堅的薛琴訪,于是寫信給已任校長的胡適,請求北大仍然續聘。但是胡適也沒有直接為理學院做主,而是寫信給饒毓泰商量。校長出面,饒毓泰只好表態,薛琴訪的去留,由系中同人共同決定。于是,薛琴訪順利獲得續聘。
這就是人事規則,是萬不可逾越的。不僅過去如此,現在也是這樣。從信中看,編制在清華大學的劉文典越過該校中文系主任聞一多,徑直向聯大中文系主任羅常培(兼任北大中文系主任)請假,實已埋下被解聘的伏筆。要知道,聞先生自己一九三九年的休假,都主動地向清華文學院辦理了書面請假手續。
況且,除了人事規則,聞先生也有自己的立場。據王力回憶:“系里一位老教授應普洱某土司的邀請為他作壽文,一去半年不返校。聞先生就把他解聘了。我們幾個同事去見聞先生,替那位老教授講情。我們說這位老教授于北京淪陷后隨校南遷,還是愛國的。聞先生發怒說:‘難道不當漢奸就可以擅離職守,不負教學責任嗎?’他終于把那位教授解聘了。”(王力:《我所知道聞一多先生的幾件事》)王力所說的為叔雅先生講情的同事,尚有吳宓、陳寅恪、馮友蘭及朱自清等人。
接到被解聘的半官方通知,劉文典不無黯然,不無驚詫。他在信的最后寫道:“典此行縱罪在不可赦,學校盡可正式解聘。既發聘書,何以又諷令退還?典常有信至校中同人,均言雨季一過,必然趕回授課,且有下學年愿多教兩小時,以為報塞之言。良以財力稍舒,可以專心全力授課也。此意似尚未向羅先生提及也。此半官式信又言,典前致沈剛如先生信中措辭失當,學校執此為典罪狀。伏思典與沈君篤交,私人函札中縱有文詞失檢之處,又何致據此興文字之獄乎?學校縱然解聘,似當先期正式通知,何以用此半官式信?此事芝生、莘田二公亦無片紙致典,僅僅傳聞昆明謠言典一去不返,故正覓替人。典雖不學無術,平日自視甚高。覺負有文化上重大責任,無論如何吃苦,如何貼錢,均視為應盡之責。以此艱難困苦時,絕不退縮,絕不逃避,絕不灰心;除非學校不要典盡責,則另是一事耳。今賣文所得,幸有微資,足敷數年之用。正擬以全副精神教課,并擬久住城中,以便隨時指導學生。不知他人又將何說?典自身則仍是為學術盡力,不畏犧牲之舊宗旨也。自五月以來,典所聞傳言甚多,均未深信。今接此怪信,始敢徑以奉詢,究竟典致沈君私人函札中有何罪過,何竟據以免教授之職?既發聘書,何以又令退還?縱本校辭退,典何以必長住磨黑?種種均不可解。典現在正整理著作,預備在桂林付印。每日忙極。今得此書,特抽暇寫此信,托莘田先生轉呈。先生有何訓示,亦可告知莘田先生也。雨季一過,典即返昆明,良晤匪遙,不復多贅??傊鋫€人去留,絕對不成問題,然典之心跡不可不自剖白。”
此信是劉文典拜托羅常培轉交梅貽琦的。一個多月后,梅貽琦回復:“叔雅先生大鑒:日前得羅莘田先生轉來尊函,敬悉種切。關于下年聘約一節,蓋自琦三月下旬赴渝,六月中方得返昆,始知尊駕亦已于春間離校,則上學期聯大課業不無困難,且聞磨黑往來亦殊匪易,故為調整下年計劃,以便系中處理計,尊處暫未致聘。事非得已,想承鑒原?!弊源?,無論清華,還是聯大,叔雅先生遭解聘已成既定事實。
當時陪同劉文典前往磨黑的聯大學生蕭荻曾有《關于劉叔雅先生磨黑之行》一文行世。據他披露,當時劉文典受邀前往磨黑為當地大土司張孟希寫其母墓志銘,并往磨黑中學講學,實際上是中共西南聯大黨組織精心策劃的一次統戰行動。蕭荻回憶——
對于是否請劉叔雅先生同去磨黑,我們和吳子良同志等曾有過不同意見,但最后吳子良同志分析:劉叔雅先生在聯大屬于“灰色教授”,在學術界則有較高名望,他到磨黑后,會整天躺在煙榻上吞云吐霧,對我們的辦學工作不會多所干預。而我們初到磨黑的主要目的是“站穩腳跟,籠絡士紳,深入工作(即辦好學校),培養學生”,請他同行,并不違反黨的十六字方針的要求,而且對我們的工作也能起一定的掩護作用。最后,我們才同意了這個意見。于是,在一九四三年初,劉叔雅先生夫婦及其幼子,便和吳子良、我、許冀閩、鄭道津(連同留在磨黑的董大成共五人)一同乘汽車到玉溪,等候張孟希派來的大隊馬幫同往磨黑。山鄉僻壤的磨黑,一下子來了一批大學生,還有號稱“國寶”的大教授同來,自然是空前盛事。
……劉叔雅先生對我們這些聯大學生不遠千里到磨黑辦學的目的,當然并非全無所知,但他并未作過什么干擾,有時也還在一些士紳中間對我們作些褒詞。說他給我們作了“擋風墻”,除了他的到來給我們壯了“聲威”之外,又給張孟希的母親撰寫了墓志銘,也使張孟希分外感到榮耀,有利于我們對他進行統戰工作。
當然,為地下黨做了“擋風墻”,校方是完全不知曉的。從整個事件來看,劉文典被解聘主觀上或許有這樣那樣的原因,客觀上卻是因為劉文典先生的請假手續不規范、不完善直接引起的。劉文典只管做學問,不知道不找清華中文系主任請假的利害關系,是這位大學者單純的一面。
在這樣的情況下,梅貽琦校長沒有替文學院做主,而是按規則辦事。聞一多先生堅持原則,由于沒有收到請假手續,并以劉文典耽誤學生學業為由而直接解聘,也有他充分的理由。以上這些,實際都是大學精神在西南聯大的具體體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