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酒精神》，朱承著，商務印書館，2025年11月版

楊國榮教授于《酒的文化意義》中曾有精辟之論：“酒既是一種物（實體），又不僅僅是一種物；它同時呈現為一種文化符號，或更廣義地說，一種精神現象。”這一洞見，精準地捕捉了酒在中國思想傳統(tǒng)中的雙重面相：它既是可觸可飲的日常之物，又是承載著宇宙觀照與生命體悟的形上媒介。朱承教授新著《詩酒精神》（商務印書館，2025年）承此精義而深拓之，不僅確認其為“精神現象”，更將其建構為中國哲學中一條通向“審美形上學”的自覺路徑。此書之要義，非在考據酒器之形制或羅列詩篇之典故，而在揭示一種獨特的“安身立命”之法：即如何在入世的困頓與出世的向往之間，借由詩和酒的審美體驗，達成一種既不沉溺于功利、亦不遁逃于虛無的圓融境界。書中指明：“中國哲學的思想，除了通過哲學家以提出新概念、新判斷、新命題等方式呈現之外，還可能將對宇宙與人生、性與天道的領悟通過對文學、藝術等方式表達出來，而詩酒文化就是這種文藝表達的主要內容之一”（《詩酒精神》，頁16）。此一論斷，從根本上扭轉了我們對詩酒的理解——它不再是風花雪月的點綴，而是士人用以思考宇宙、安頓生命的哲學實踐。

中國思想之精微，向來不囿于概念的推演，而常寓于日用倫常與感性直觀之中。《詩酒精神》開篇即探討“詩酒中的美好生活”，其意并非指向物質的豐盈或感官的享樂，而是揭示一種在平凡日用中體認天理、安頓身心的生活智慧。酒在此處，是溝通人情、凝聚社群的媒介，是“禮”之溫情的體現。無論是親朋故舊的宴飲，還是節(jié)令時序的共酌，飲酒活動本身便構成了一種公共生活的儀式，它在觥籌交錯間維系著倫理秩序，在推杯換盞中涵養(yǎng)著共同體的情感。這種植根于日常交往的“美好生活”，其根基在于一種對現世價值的肯定與珍視，而非對彼岸世界的虛妄想象。作者敏銳地指出，詩酒并非士大夫階層的專屬，其精神內核早已滲透于民間的公共生活之中，成為塑造社會情感結構與文化認同的重要力量。

然而，士人的詩酒情懷，遠不止于日常的溫情脈脈，更常常激蕩著宏闊的家國天下之思。當我們將目光投向李白的《將進酒》，便能窺見詩酒精神更為雄渾的哲學維度。歷來論者多將“斗酒詩百篇”歸為浪漫性情流露，朱承教授卻從中讀出了對個體價值的絕對肯定與對歷史命運的深沉叩問。“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開篇即以浩瀚時空為背景，將個體生命的短暫置于宇宙的永恒流轉之中。這并非消極的哀嘆，而是通過“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的豪邁宣言，在有限性中確認無限的價值。酒在此刻，成為對抗世俗功利評判的武器，是詩人宣告精神獨立、寄托“濟蒼生、安社稷”之壯志的載體。其“鐘鼓饌玉不足貴，但愿長醉不復醒”的吶喊，實則是以醉境為舟，渡向一個超越物質羈絆、與大道合一的精神自由之域。這種“狂放中的自我確認”，將個體生命融入宇宙大化，于剎那的醉意中觸摸到永恒，從而獲得超越現實困境的磅礴力量。如此解讀，將李白的詩酒從文學的浪漫主義提升至哲學的本體論高度，彰顯了其作為“大道之行”追求者的深刻面向。

如果說李白的詩酒是向外噴薄的生命力，那么蘇軾的詩酒則更多了一份向內收斂的圓融智慧。《詩酒精神》中以“放達型儒者”這一精當概念，重新詮釋了東坡。東坡之飲，并非醉眼朦朧的消極避世，而是于密州抗旱、黃州治疫的務實擔當之外，另辟一精神回旋之場域。其“一蓑煙雨任平生”的曠達，乃是將個體命運置于浩瀚時空坐標下審視后所獲得的從容。酒在此處，化為一種催化劑，促使其從“求而不得”的焦慮中抽身，轉而與天地秩序相契應。《前赤壁賦》中，“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在酒興與哲思的交融中，他看清了“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的歷史真相。這份洞察并未導向虛無，反而催生出“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的通透與豁達。此種“和解”，是儒家入世情懷與道家宇宙視野的精妙融合，為后世士大夫樹立了“入世而不沉淪”的典范。其哲學根基，在于一種動態(tài)的平衡智慧：既不因現實的挫折而放棄對理想社會的追求，亦不因理想的高遠而否定現實生活的價值。詩酒，正是調和這兩種張力的審美中介，使其在困頓的現實中依然能保有心靈的澄明與自由。朱承教授通過對蘇軾詩酒書寫中從“功利焦慮”到“審美超越”轉向的細致捕捉，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在現實政治與精神自由之間尋求平衡的生存范式。

及至南宋，辛棄疾的詩酒情懷則浸染了更為濃烈的時代悲慨與英雄失路的蒼涼。稼軒一生以恢復中原為志，卻屢遭排擠，壯志難酬。他的酒，常常是“醉里挑燈看劍”的孤憤，是“把吳鉤看了，欄桿拍遍”的無奈。然而，朱承教授指出，即便在如此深重的憂患中，辛棄疾的詩酒亦未曾滑向絕望的深淵。其詞中既有“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的物我相悅，亦有“一尊搔首東窗里。想淵明、停云詩就，此時風味”的古今神交。這表明，詩酒對于辛棄疾而言，不僅是宣泄塊壘的出口，更是連接歷史、尋求精神共鳴的橋梁。通過對陶淵明等前賢的追慕，他將自己的個體命運納入一個更為悠遠的歷史意識之中，從而在現實的挫敗之外，尋得一份精神上的歸屬與慰藉。這種“詩酒中的歷史意識”，使得個人的悲歡離合不再孤立無援，而是與千載之下的士人精神血脈相連，共同構筑起一個超越時空的意義世界，揭示了詩酒如何成為士人在歷史斷裂處縫合精神創(chuàng)傷、重建價值坐標的獨特方式。

此書之精義，尤在于其將詩酒文化置于中國哲學“安身立命”的根本議題之下，并與馮友蘭的“人生境界說”、李澤厚的“情本體”等現代哲學話語展開深度對話，從而構建起一種獨特的“審美形上學”。馮友蘭先生將“天地境界”視為人生的最高境界，認為需經由理性的“覺解”方能抵達。朱承教授則指出，詩酒精神提供了一條更為感性、更為切己的路徑。無需遁入山林、皈依宗教，亦不必進行艱深的邏輯思辨，士人只需在杯酒詩行間，通過一種全身心投入的審美體驗，便可實現從“功利境界”到“天地境界”的躍升。這種“審美路徑”，打破了“天地境界”只能通過哲學思辨達成的固有認知，極大地拓展了中國哲學的實踐維度。李澤厚先生的“情本體”理論強調，審美情感是建構人生意義的根本。《詩酒精神》以豐富的文人個案，為此理論提供了生動的歷史印證。詩酒交融的體驗，并非單純的感官愉悅，而是士人將個體情感與宇宙意象、歷史情懷相融合，從而實現情感升華與精神安頓的過程。唐珙“醉后不知天在水，滿船清夢壓星河”的意境，正是這種天人合一、物我兩忘的最高體現。在此境界中，個體意識消融于宇宙的浩渺，獲得了剎那的永恒之感。這證明了，詩酒既是文人的生活方式，更是其哲學思想的感性表達，是“道成肉身”于日常審美的絕佳例證。

這一“審美形上學”的建構，對于身處現代性困境的我們，具有強烈的回響。當“精神內耗”成為時代的普遍癥候，當消費主義將“詩酒”簡化為社交資本與生活美學的空洞符號，朱承教授的著作如一聲清越的晨鐘，提醒我們回歸其本真的精神內核。他告訴我們，傳統(tǒng)詩酒精神的本質，是對精神自由的不懈追求，是現世自我超越的生存智慧。面對職場的失意，我們可以效仿東坡的豁達，“也無風雨也無晴”；面對理想的受挫，我們可以汲取太白的自信，“千金散盡還復來”；即便身處稼軒般的困局，亦能于歷史的長河中尋得精神的共鳴。詩酒精神所倡導的，正是這種“現世超脫”的智慧，它教我們在庸常的生活中，為心靈開辟一片自由的天地，將古典智慧轉化為療愈現代心靈的精神資源。

誠然，朱承教授在《詩酒精神》中明確將研究重心置于唐宋文人（李白、蘇軾、辛棄疾為代表）的涉酒詩詞，對魏晉名士“把酒言玄”的玄學思辨與李清照等女性文人的涉酒體驗未作重點展開，但書中對漢魏詩酒傳統(tǒng)的提及與對詩酒精神“藝”與“道”結合的界定，已為后續(xù)研究指明了方向——若能縱向梳理從魏晉的“自然”到唐宋的“和解”與“確認”，再橫向納入性別視角的考察，詩酒精神的譜系會更趨豐滿立體。

掩卷沉思，在快節(jié)奏的數字時代，詩酒所承載的古典智慧是否仍有其可能？如在新書分享會上讀者所提問的：“現在年輕人越來越少飲酒，酒文化會不會衰亡？”朱承教授并未給出簡單答案，反倒直言“得意忘酒”——我們與古人的對話，可以不必借飲酒來完成。書中更以歷史為鏡，為我們昭示了一條路徑：詩酒之真義，不在盛宴華章，而是在日常中的“自覺”——那是一種于平凡中“詩意棲居”的能力。此“自覺”無關外在形式或物質豐儉，唯系于心靈向度。杯酒雖微，可映天心；詩行雖短，能通古今。正是在這種現世的審美體驗中，個體得以躍升至“天地境界”，實現精神安頓。這恰是朱承教授所建構的“審美形上學”之要義所在：它不離日用，卻指向超越；根植此岸，而照見彼岸。《詩酒精神》不僅是一部關于詩酒的文化史，更是一份獻給所有在喧囂塵世中尋求心靈家園者的哲學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