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從1906年李叔同等創立的春柳社算起，中國人對現代戲劇的探索正好走過了120個春秋。

今年1月8日又恰逢周恩來總理逝世50周年，生前周恩來總理對中國戲劇事業給予了很多的關心和支持。周恩來總理青少年時代即與戲劇結緣，在天津南開學校參與了很多戲劇實踐，而由南開所滋養的戲劇情結，幾乎伴其一生。

1957年12月14日，周恩來觀看紹劇《大鬧天宮》演出后，懷抱演員小六齡童時的留影。

南開新劇的中堅力量

1914年，南開學校二年級的學生周恩來開始參加演劇活動，先后參演《恩怨緣》《一元錢》《華娥傳》《仇大娘》等劇。同年11月，在南開新劇團成立大會上，周恩來當選布景部副部長。此后他與同學一道動手，想方設法為演出添彩。從現有的《周恩來同志青年時期在天津的戲劇活動資料匯編》和《南開早期話劇運動史料》等專著中，均不難發現南開新劇演出中布景、燈光、道具的考究。

此外，周恩來也參與到演出劇本的編寫中。為避免臨時抓劇本，1916年暑假，張伯苓率領新劇團骨干師生，到高莊一所現代小學共同編寫劇本，周恩來參與其中。五天時間，參與者每人均編寫劇本三四個，最后大家商定排演時子周編劇的《葉中誠》。后《葉中誠》改名《一念差》，先后共演五場。周恩來因屆畢業，雖未參演，但管幕及布景，并追記詞句，整理為《〈一念差〉內容詳記》，以“飛飛”筆名發表于《敬業》學報第五期。而南開新劇團1916年自編演《一念差》起，初步實行的劇本制和導演制，在中國話劇史上具有開創意義。

周恩來在南開新劇團中從飾演角色、改編劇本、撰寫劇評，到裝置布景等，樣樣都干，無疑成為劇團的中堅力量。校長張伯苓稱他為南開最好的學生：“曾為《校風》總經理，演說會副會長，國文學會干事，江浙同學會會長……凡此均足證其學識毅力之勝于人也。君于新劇，尤其特長……原是凡津人士之曾觀南開新劇者，無不耳君之名。”值得一提的是，周恩來不僅是南開新劇表演的積極實踐者，還是中國話劇理論建設的踐行者。在南開期間，他曾發表多篇新劇理論文章。在《本校十一周年紀念新劇〈一元錢〉記》中，發表了對新劇的初步認識：“蓋改良社會，端賴感化勸導之功用，而新劇感人最深，迥非舊劇之以聲調音韻勝。”

來年，周恩來就新劇問題又撰寫了一篇社論《吾校新劇觀》，先以“新劇之功效”為題，分析中國語言與教育乃至國力現狀之間的微妙關系，充分肯定并更加推崇新劇的社會功效。此時的周恩來，對新劇已不僅是一種表演上的單純熱愛，已然進入到一定層次的理論研究中，特別是對南開新劇的界定，和對寫實主義創作原則的肯定和提倡，都體現出他文藝理論的前瞻性。

越劇藝術的伯樂園丁

1954年，周恩來總理率團參加日內瓦會議，攜帶的越劇彩色故事片《梁山伯與祝英臺》引起轟動，寓居瑞士的喜劇大師卓別林對這部電影喜愛有加。周總理介紹說：“越劇源于中國紹興，那里是魯迅先生的故鄉。越劇充滿詩情畫意，輕歌曼舞。”隨后，邀請卓別林到中國訪問，卓別林笑著答應了。

周總理出生在江蘇淮安，祖籍浙江紹興，常以紹興人自豪，對于越劇，自然更有一種天然的親切感。在我國戲曲百花園中，越劇屬于年輕的劇種，從1906年“小歌班”開始到被稱為“的篤班”的三次闖上海，不過百年多歷史。1946年5月，袁雪芬的雪聲劇團在上海明星大戲院演出，編劇南薇把魯迅的《祝福》念給她聽，問能不能改編成越劇？袁雪芬不太曉得魯迅，更不了解國民黨對他的仇視，然而祥林嫂的苦難卻使她感同身受。隨后她拜訪許廣平，得到熱情支持。彩排那天，戲劇界的田漢、洪深、于伶、白楊、趙丹、史東山、熊佛西和劉厚生等進步人士都趕來了。這是第一次把魯迅名著搬上戲曲舞臺，輿論界反應強烈，麻煩卻接踵而至。國民黨特務把裝有子彈的恐嚇信送到了袁雪芬家里。《文匯報》《聯合晚報》《新民晚報》等進步報刊口誅筆伐，特務們狼狽不堪。越劇《祥林嫂》安然無恙。9月，恰巧周恩來抵達上海和國民黨當局和平談判。《祥林嫂》的遭遇引起了周恩來的重視。他叮囑田漢、于伶、劉厚生、李之華等地下黨員，對袁雪芬這些女孩子們進行廣泛接觸和幫助。

1949年4月，周恩來與將要去上海工作的夏衍談話，強調戲劇方面有梅蘭芳、周信芳、蓋叫天和袁雪芬，袁雪芬和幾位前輩年齡相差很大，但都是一個劇種的領軍人物。袁雪芬還是一個小姑娘，書也讀得不多，但是歷史把她推上戲曲界重要的代表人物的位置。你要尊重他們，向他們請教……

1950年8月，范瑞娟、傅全香率團的東山越藝社，其班底為袁雪芬的雪聲劇團，將《梁山伯與祝英臺》和《祥林嫂》第一次唱進中南海，唱到了毛主席、周總理身邊。越劇《梁山伯與祝英臺》一炮而紅，兩年后參加全國匯演獲一等獎。有關方面決定把它搬上銀幕，卻作難梁山伯非范瑞娟莫屬，可祝英臺有袁雪芬與傅全香兩朵梅；此次匯演獲獎的是傅全香，但此戲卻是根據袁雪芬的《梁祝哀史》改編的。

周總理接見了主創，談了整整一個通宵。問得獎是不是好事，說如果不小心，金牌牌會壓塌人的。得獎的是你們，但是你們背后有多少無名英雄？他們為你們的得獎花費了多少勞動，多少心血？接下來，又一再叮嚀只有搞好團結，才能做好這些事情。周總理的談話讓三個人心里都暖暖的。對每個戲曲演員而言，能拍電影是一個巨大的誘惑。最后當決定要范瑞娟和袁雪芬拍《梁山伯與祝英臺》時，“落單”的傅全香既沒有鬧也沒有吵，始終牢記總理那晚語重心長的談話。

1953年，新中國第一部彩色戲曲片《梁山伯與祝英臺》由上海電影制片廠攝制完成。翌年4月，周總理率團參加日內瓦會議，在電影招待會上，放映的便是《梁山伯與祝英臺》。在請柬上，周總理特意囑咐：“請您欣賞一部彩色歌劇電影——中 國 的《羅 密 歐 與 朱 麗葉》。”1955年夏，受民主德國邀請，祝英臺傅全香與梁山伯范瑞娟攜《梁山伯與祝英臺》等劇目飛往歐洲。這是越劇首次跨出國門走向國際舞臺。周總理不但把越劇推向了全國，更是推向了世界。

北京人藝的良師益友

北京人藝老一輩的藝術家們都常說：“沒有周總理就沒有北京人藝。”

新中國成立初期，“老人藝”的演出場所“北京劇場”是由一個叫“真光”的舊電影院改名的，舞臺小，燈光設備也不齊全。在周總理的關心下，“首都劇場”建設完工，但卻劃歸文化部直屬，后經周總理批示，才作為北京人藝的專用劇場，《駱駝祥子》《蔡文姬》《茶館》相繼從這里飛出，奠定了北京人藝在中國話劇界的獨特定位。

北京人藝的戲周總理看得很多，看得很認真，每次都悉心切磋。1957年，舒繡文飾演愫芳的《北京人》演出后引起爭議，認為選角不當，舒繡文是著名電影演員，素以潑辣精悍見長，飾演嫻靜的愫芳，差異太大。抗戰時期，周恩來在重慶的舞臺上常看舒繡文的戲，十分贊賞。舒繡文卸裝出來，一見到周總理，就帶著歉意說：“我沒有演好愫芳。”周總理回答，“我看到了另外一個舒繡文，不是重慶舞臺上的那一個了。演員嘛，不要拘泥于一種類型，能改換一個新路子，本身就要有勇氣。”

1961年4月，周總理先后看了兩次歐陽予倩創作的《潘金蓮》，這部劇創作于上世紀20年代，上演后頗有爭議。座談會上，特意請來馬連良、譚富英、張君秋、裘盛戎、小白玉霜，以及《名優之死》的作者田漢。周總理詢問歐陽予倩當年寫這個戲的意圖，歐陽予倩說他非常反對封建勢力對婦女的摧殘迫害。總理說，我非常欽佩你的坦率，但這是20年代寫的戲，潘金蓮不是一個反封建的典型。一部有深遠影響和廣泛流傳的古典小說，要從根本上改動它，觀眾和讀者是不容易接受的。有些家喻戶曉的人物已經深入人心，成了象征，所以改編名著要審慎。次日，擔心歐陽予倩有心理負擔，周總理派專車接他到西花廳做客，懇切交談，寬慰這位老戲劇家。

1962年初，周總理召集在京劇作家座談會，多次講到北京人藝院長曹禺：“曹禺同志是個有勇氣的作家，是個有信心的作家，大家很尊重他。但他寫《膽劍篇》也很苦惱。謙虛是好事，但膽子變小了不好……沒有主見，沒有把握，這樣就寫不出好東西來……”

在北京人藝老一輩藝術家們的記憶中，1957年5月的一個午夜，周總理在送走招待泰國藝術團酒會的客人后，又走了回來，和幾個青年演員圍坐在一起，聽說劇院宿舍就在不太遠的史家胡同時，便提議說：“走吧，到你們的宿舍去看看。”

大家一下子全部愣住了，躊躇間，周總理卻邁步領先走下了樓梯。在首都劇場的大門口，汽車開過來了，總理卻擺了擺手，問大家：“你們怎么走？”“我們走著回去，您上車吧！”“不，我陪你們一道走吧！”“不，我們每天走慣了，好像是鍛煉身體。”“我也鍛煉鍛煉，散散步。走吧！”

靜悄悄的午夜馬路上出現了一群人，年輕的演員們簇擁著一個內心更加年輕的人，像是兒女們簇擁著父親，一邊走一邊親切地說笑，談工作，談演戲，談生活……在這群可愛的人的后面，遠遠地跟著一輛空空的汽車。北京五月沉醉的夜風，飄著路邊槐花的清香，溫煦地吹拂著每個青年人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