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學總體上雅俗共賞、理趣兼備。其中，一種“以謔破執”的俳諧之作，頗能體現宋代文人的趣味。一些宋代文人雅士將幽默、戲謔融進詩詞中，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俳諧之風。

歐陽修年輕時曾以詩諷喻晏殊只顧在宴飲中自娛自樂。而當歐陽修成為文壇盟主時，他也非常注重詩歌的游戲娛樂功能。理學家朱熹提倡正心誠意，但實際上“晦庵先生（朱熹）與誠齋（楊萬里）吟詠甚多，然頗好戲謔”。宋代文人一方面在國家大事上可以直言讜論，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也不乏詼諧幽默。

俳諧詩的產生有深刻的社會文化背景，市民經濟的繁榮為文人的悠閑情志提供了物質基礎，文化藝術的發展催生了個性化風格。

《宋史·樂志》載，“宴饗用樂，間以諧謔”。宋代盛行宴飲集會，其中多有朋友間的“資談笑、助諧謔”，“發人意思，消磨光景”，所謂“賦詩非不工，聊以助游戲”。

宋真宗“崇尚斯文”“禮樂交舉”，對文士優遇。在澶淵之盟后，宋朝政治環境相對安定，經濟發展，民間富庶，城市和工商業繁榮，為文人雅集提供了物質保障。

沈括在《夢溪筆談》中記載，“時天下無事，許臣僚擇勝燕飲。當時侍從文館士大夫，各為燕集，以至市樓酒肆，往往皆供帳為游息之地”。宋代文人的集會不能無詩，宴飲、茶敘、郊游等，也都少不了賦詩唱和。因此，文人雅集之間常有詩酒諧謔?！皻g來無虛席，嘲笑命賓友”“獻酬雜嘲謔，歡笑以為快”，皆為當時賓主把酒賦詩、以詩相謔的情形。筵席成為宋代文人寫作俳諧詩的主要場合。

在宋代俳諧詩人中，歐陽修、梅堯臣、蘇軾、黃庭堅、辛棄疾、米芾等皆是代表性人物，他們集文人、官僚、學者身份于一身，究心學術，涉獵廣博，廣交友人，常常舉行朋友之間的宴飲集會。

在史書與文人筆記中，常見這樣的記載：“東坡好戲謔”“黃魯直（庭堅）愛與郭功父（祥正）戲謔嘲調”“（秦）觀為人喜傲謔”“王丞相（安石）嗜諧謔”“米芾元章豪放，戲謔有味”。有研究者認為，宋代文人產生了集體性的俳諧性格，其中要數蘇軾與黃庭堅、歐陽修與梅堯臣這兩大文人群體最為典型。

蘇軾是蘇黃文人群的核心人物，善于幽默戲謔。宋代王辟之《澠水燕談錄》記載，“子瞻雖才行高世，而遇人溫厚，有片善可取者，輒與之傾盡城府，論辨唱酬，間以談謔，以是尤為士大夫所愛”?！洞轰炯o聞》記載，蘇軾在黃州時，每逢宴會雅集，“醉墨淋漓，不惜與人”。歌姬李琪聰慧伶俐，略通文墨，蘇軾對她頗為欣賞，但她始終未能得到題贈。在蘇軾即將移任汝州的臨行餞別宴上，李琪懇請贈詩，蘇軾贈以“東坡七歲黃州住，何事無言及李琪”，寫罷擲筆袖手，轉而與賓客談笑風生。在座客人面面相覷，私下議論：“詩句看似平淡，又沒寫完，這是為何？”直至宴席將散、準備撤去餐具之時，李琪再次行禮請求，蘇軾大笑，隨即提筆續上后兩句，“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留詩”。滿座賓客贊嘆，眾人盡興痛飲，直至宴散。蘇軾制造懸念，并用杜甫與海棠的典故點明深意，類比李琪像海棠一樣美好珍貴，才一直未輕易下筆題贈，并以“未完待續”之態直至最后點睛之筆，使詩作與事件本身都成為佳話，凸顯其詼諧機智與深厚才情，令滿堂喝彩。這個打諢正如黃庭堅所倡，“作詩正如作雜劇，初時布置，臨了須打諢，方是出場”。

蘇軾一生多次受貶。一日，席間與友人孫覺對飲，笑曰：“嗟予與子久離群，耳冷心灰百不聞。若對青山談世事，當須舉白便浮君。”蘇軾在地方官任上了解到新法不利于民，卻又不能進諫，便調笑說面對青山不談時事，言及者就把他灌醉。即便不在席間，聽聞友人吃酒，蘇軾也要戲謔一番：“怪君一身都是德，近之清潤淪肌骨。細思還有可恨時，不許藍橋見傾國?！闭{侃友人品德高尚，如果還有什么缺點，那就是沒讓我見到勸酒的美人。

黃庭堅也善于以詩為戲，他的《以小團龍及半挺贈無咎并詩，用前韻為戲》便是此類作品。詩中最后一句“肥如狐壺鼻雷吼，幸君飲此勿飲酒”，調侃友人不要像俗人一樣，喝了茶之后還要飲酒。因為宋人常覺得茶太淡，在飲茶后還要喝酒助興。這顯然是調侃友人的一句話。所以，黃庭堅在善為俳諧詩這一點上也深得老師蘇軾的真傳，他們師生關系極為密切，后人稱“蘇黃”。在1085年到1089年間，兩人互相應和的詩篇大概有四十多篇。蘇軾寫道，“薄薄酒，勝茶湯，粗粗布，勝無裳，丑妻惡妾勝空房”，后黃庭堅仿作《薄薄酒二章》，首句“薄酒可與忘憂，丑婦可與白頭”，我們未必認同其中的觀念，但從中不難看出他們都愛作詼諧之語。

作為更早的文壇盟主，歐陽修也喜歡這種文人雅集時的俳諧戲謔。他在《禮部唱和詩序》中說，人們群居閑處時交談，可以抒發胸中積郁、排遣倦怠之情，“然綢繆反復，若斷若續，而時發于奇怪，雜以恢嘲笑謔，及其至也，往往亦造于精微。夫君子之博取于人者，雖滑稽鄙理尤或不遺，而況于詩乎”。他主張俳諧詩通俗易懂，不拘一格，并博采眾長，夾雜詼諧、夸張、玩笑，達到諧樂的境界。

歐陽修經常發起詩歌酬唱活動，與好友梅堯臣酬唱甚多。慶歷元年（1041），梅堯臣被派往湖州任職，臨行前歐陽修置酒席款待，后梅堯臣作《醉中留別永叔子履》。梅堯臣在詩中寫道，“門前有客莫許報，我方劇飲冠幘欹”，表示要一飲為快，哪管帽子頭巾不整齊；“間以辨謔每絕倒，豈顧明日無晨炊”，是指席間論辯夾雜戲謔常叫人笑倒，哪兒還顧得明天沒有早餐；還寫道，“露才揚己古來惡，卷舌噤口南方馳”，戲謔自己顯露才華而被排擠，只好閉上嘴巴去江南，這是通過俳諧聊以自我解嘲。作為酬答，歐陽修作《圣俞會飲》，開篇便開玩笑說，“傾壺豈徒強君飲，解帶且欲留君談”，我哪是強迫你喝酒呢？只是借著喝酒留你暢敘呀；“洛陽舊友一時散，十年會合無二三”，在京城的朋友散落四處，十年里也見不上幾次面；“杯行到手莫辭醉，明日舉棹天東南”，明天你又要離京去東南赴職，就讓我們手把酒杯一醉方休吧。歐陽修在酬答中，既有友人之間的玩笑、率性，也帶著一點對時人的諷刺，“吾交豪俊天下選，誰得眾美如君兼”，贊梅堯臣才華出眾，會在文學上有出色的表現，也是對友人不滿情緒的一種勸慰。

歐梅之間的酬答多集中于慶歷、嘉祐年間。嘉祐二年（1057）梅堯臣作《莫飲酒》《依韻和永叔勸飲酒莫吟詩雜言》，歐陽修酬答作《答圣俞莫飲酒》等，他們之間的酬答聞名于世，分別時借酒惺惺相惜，又不免相互揶揄戲謔幾句，展現了彼此之間的深厚感情。歐陽修晚年號醉翁，詩酒酬唱氛圍更濃，《歸田錄》《六一詩話》屢次提及“笑談之余而可錄者，錄之以備閑居之覽也”“而集以資閑談也”。

宋人喜嘲謔、好俳諧，這使得宋代文人整體呈現出繼“魏晉風度”之后又一種活潑風趣、瀟灑通脫的歷史風貌。雅俗共賞的俳諧詩成為宋代文人風雅的寫照。

（作者：徐雅琴，系浙江樹人大學人文與外國語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