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力愿提倡批評主義，而不愿為主義之奴隸；并不愿國人皆奉西洋之批評主義為天經地義。”“中國舊有文學不僅在過去時代有相當之地位而已，即對于將來亦有幾分之貢獻，此則同人所敢確信者，故甚愿發表治舊文學者研究所得之見，俾得與國人相討論。”在1927年出版的《中國小說史》中，范煙橋這樣寫道。

民國時中國小說史研究之風頗盛，自1920年張靜廬的《中國小說史大綱》后，至少出版過40種專著（含翻譯），魯迅、陳景新、沈從文、阿英、胡懷琛等都寫過中國小說史。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自1925年出版后，一度掀起“小說史熱”，范煙橋的《中國小說史》亦被視為“跟風之作”。對于這些書，魯迅在《兩地書》中曾斥“凌亂錯誤”甚多。

其實，范煙橋從1925年冬便開始寫《中國小說史》，歷時近兩年。體例甚清晰，將中國小說史分為“小說混合時期”“小說獨立時期”“小說演進時期”“小說全盛時期”，僅“小說演進時期”便列舉了27類小說，雖將戲曲與彈詞也列為小說，似有不妥，但包羅萬象，適合教學。基本體現了“以時代為綱，以著作為目，而以作者經緯之。其間條縷，詳于目次，既便檢閱，又眉清目秀”的創作宗旨。

學者蘇衍麗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的編撰與研究》中認為：“這種體例在一定程度上比魯著更加接近現代小說史的編撰方式了，已是比較成熟的章節體。”

因《中國小說史》，范煙橋從中學老師成了大學老師，先后在持志大學、東吳大學主講小說課。可見該書確有一定價值。

然而，后人極少提及此書，因范煙橋是“鴛鴦蝴蝶派”的代表作家之一（列入十八羅漢），前引中的“同人”，即指舊派小說家，他們認為胡適、魯迅等用外國研究法寫中國小說史立場不客觀平和，刻意忽略“鴛鴦蝴蝶派”，所以范煙橋要為本派“伸張正義”（據張軍《論早期中國新文學史寫作的四種路徑》）。

在《中國小說史》中，范煙橋對“徐枕亞的《玉梨魂》《雪鴻淚史》、吳雙熱的《孽冤鏡》、李定夷的《霣玉怨》、姚鹓雛的《燕蹴箏弦錄》、李涵秋的《廣陵潮》、張春帆的《九尾龜》等進行了與胡適、魯迅等人觀點不同的精到點評”，肯定了“通俗文學家包天笑、周瘦鵑翻譯域外小說的歷史意義”，對魯迅、郭沫若等雖列作品，不予評論。

顯然，范煙橋試圖將“鴛鴦蝴蝶派”立為中國傳統小說正脈，將文學研究會、創造社、革命文學等一概稱為舶來。雖屬意氣之爭，卻有兩點貢獻：一是厘清白話小說源流，確立其本土發展脈絡；二是保留大量“通俗文學”史料，對后人突破“嚴肅文學”與“通俗文學”的認識鴻溝，重思傳統與現代的關系，有一定價值。

《中國小說史》存有偏見，但范煙橋試圖從傳統理解現代的獨立視角是可貴的，且書中較充分地呈現了范煙橋的舊學功底與才華。

范煙橋出自書香世家，父范葵枕曾中舉，母嚴云珍是“一個通文墨的女子，尤好彈詞”，夫人是吳江名紳沈臨莊之女。范煙橋拜國學大師金松岑為師，金授課“常須背誦，不能不勤讀，往往至深夜”，范煙橋下筆快，被金松岑稱為“揚帆千里，速不求工”。

21歲時，范煙橋向清末民初的上海三大報之一《時報》投稿，被主編包天笑慧眼識中，此后范煙橋的雜文、小說、評彈等屢見各報，“每日數以千字，一年之間，合雜著計之，當超過百萬余言”。

范煙橋不寫言請，只寫誹文，即“揭發全國社會射影含沙之事，魑魅魍魎之形”，他還是電影劇作家和詞作者，他為周璇寫的《西廂記》插曲《拷紅》，被鄭逸梅贊為“巧妙運用長短句，協平仄韻，推陳出新，動聽悅耳，經周璇運腔使用，遏云繞梁地演唱，不知吸引了多少影迷”。

抗戰期間，范煙橋拒與日偽合作，“咬緊了牙關，束緊了褲帶，做一個蘇州人所說的戇大，北平人說的傻子”。

1967年，74歲的范煙橋病逝。他一生著述極多，卻因“鴛鴦蝴蝶派”的標簽，被當成“通俗文學”而忽略，從他留下的這本學術性著作中，可知“鴛鴦蝴蝶派”亦有復雜的一面，包含著不同方向的努力與堅持，亦可成為文化建設的好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