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時中國：一個美國人眼中的中國1940—1946》，[美]格蘭姆·貝克著，朱啟明、趙叔翼譯，姜昊騫譯校，天地出版社，2020年4月出版，824頁，158.00元

全面抗戰期間，美國作家、記者格蘭姆·貝克（Graham Peck）走訪了中國南北十幾個城市和附近的鄉村，詳細記載了所見所聞并整理成書，書名Two Kinds of Time，譯作“戰時中國”。從新聞紀實的嚴肅性來說，《戰時中國》是值得商榷的，史學界也從未將其當作一本可靠的參考著作，因為這部作品完全基于作者本人的視角和立場，他所敘述的事件與官方記錄多有出入，在數據上也不標明來源注釋。他在評論中國社會情態時那文學化的筆調讓人頗有耳目一新之感，但并不能作為一種令人信服的學術觀點引用。

然而隨著抗日戰爭史向微觀領域的轉向，日常生活史和社會文化史的熱度漸起，“抗戰中的普通人”已成為不可忽視的一個議題。近年來多部新出版著作聚焦普通民眾、士兵、女性等群體的戰時經歷，歷史學公眾號頻繁推介口述歷史和學者呼吁重視民間書寫的意見，在此風潮下，《戰時中國》更彰顯其史料價值。如果將宏觀敘事比作抗戰史的骨架，那么微觀記憶就是血肉和神經，是豐滿、重塑民族記憶不可或缺的材料。著名學者黃道炫來點評新出的《李亦懷日記》稱：“戰爭、生活、金錢、世家大族……都可以在這部日記中看到脈絡，從而讓我們有機會感受歷史深處的肌理。”復刻這一點評來形容《戰時中國》，可以說格蘭姆·貝克的筆下寫實了戰爭與生活的犬牙交錯，為我們審視國共之間、央地之間和中美、中日關系提供了更多精彩細節，讀來更有貼近歷史現場的心旌搖曳。

作家在創作歷史主題的著作時，常常不自覺地通過文學性表達塑造一些讓人印象深刻的形象標志，在《戰時中國》中便是貝克所謂中國人特有的“難以形容的微笑”。貝克在重慶注意到人力車夫上陡坡時，把腰彎得很低，臉幾乎要貼到地上，而乘客們懶洋洋、心安理得地坐在車里，面帶著一種“難以形容的微笑”。到了下坡的時候車夫要將車子盡量往后仰，乘客的后腦勺都快著地了，這時“難以形容的微笑”就換回到車夫們的臉上了。在空襲形成的水坑邊洗菜洗衣服的婦人們、從造幣廠下班后逗弄老鼠取樂的夜班工人、一隊正在行軍爬坡的士兵，他們的臉上都掛著這種微笑。

貝克一度對此感到疑惑：他們到底在笑什么？當時國人的處境糟糕透頂，看不到一點改善的希望，卻又仿佛對各種荒謬現實樂在其中——抗戰標語高高掛在墻上，卻沒有幾個人識字；政府號召人人都要洗手講衛生，可大家卻買不起肥皂。這些無傷大雅的荒謬藏著更為令人憂心的悖論：中國需要更加團結努力才可以抵抗日本，而表面的統一戰線實則危機重重，上流社會和普通民眾、地方軍閥和中央政府之間有著不可彌合的裂痕。在中國待的時間長了，貝克才逐漸體味出這種表情的真意，一半是苦中作樂的達觀，一半是無可奈何的認命。

或許是為了附和這種基調，貝克筆下的人物和事件頗有些黑色幽默的味道。例如他寫在車站遇見的一位老鄉紳，身穿藍布衣，頭戴白色的四川頭巾，腳上最有意思，穿著一雙發亮的黑膠雨鞋，這顯然是走私貨。鄉紳有意展示又不愿受到污損，竟在外面又套了雙舊皮鞋，以免貴重的橡膠上沾上泥巴。他在嘉陵江北岸的農村“跑警報”時，獨自躲在兩塊巖石之間，爆炸造成的氣浪將另一塊巖石掀起，恰好蓋在他頭頂上。他沒有受傷，但是被卡住身子出不來了。他請一個過路的農民予以援手，對方開出一個大價錢，討價還價一番沒有成交，直到第二個過路人同意了比較便宜的價格，他才得以脫困。

當他在車站里與眾人談論這段經歷時，有人顯然認為他的倒霉是咎由自取：“你為啥子不告訴他，要多少，給多少，待出來后，再對他說你沒有？”

老鄉紳顯然沒想到還有這種無賴做法，他琢磨了半天，愈加為自己的損失感到懊惱：“我總得顧全我這個老實人的名聲呀！”這句辯白隨即湮沒在眾人的哄笑之中。

老鄉紳對面子的顧及，很容易讓人想起另一位華北鄉居者劉大鵬的處境。通過對儒家經典的學習，劉大鵬在甲午中日戰爭那一年中了舉人，但未能因此獲取理想的地位和官職，只能在日記中喟嘆：“予于時事大不相宜，人皆維新，我獨守舊。”他痛恨共和制度，但仍想在新環境中有所作為；他固守傳統價值，渾然不覺這些教化對他周遭的人們已全無意義。劉大鵬早上途經村里的戲臺到田里，看到滿地都是吸煙人丟棄的煙盒，包裝上有字，本著“敬惜字紙”的古訓，他將其一一撿起并帶回家。這舉動既令人尊敬亦惹人哂笑，也是當時守舊派狀態的一個縮影——他們被動接受了許多西方舶來的事物，但從未真正接受世界的轉變，仍在價值觀的慣性方向上做一些無用功。

如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一書中所言，司法制度在鄉間發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壞了原有的禮治秩序，但并不能有效地建立法治秩序。戰爭加速了宗法和鄉紳制度的衰落，使得無論國統區還是淪陷區的基層社會都瀕臨瓦解，原先的一套已經不管用了，只有槍桿子和錢袋子才能聚攏人心。鄉村的主導者從耕讀傳家的大戶變成了靠兼并土地、倒賣鴉片起家的地痞劣紳，他們往往與駐軍、土匪保持了默契的利益關系，共同盤剝謀生日趨困難的農民。

在河南鄭縣的難民看來，有各種依仗暴力進行統治的勢力。有個小走私販為了躲避日軍出了城，他的貨物卻被扣掉了一半，有的地方武裝無力抵御侵略，但對外地難民毫不手軟，他們認為小販賣的是日貨，拿走一些權作稅收。日本人離開鄭縣后，國民黨的警察和稅吏回來，警察將窮人投進監獄，然后開始刷道貌岸然的標語；稅吏們則宣布，由于日軍已將之前征集的夏糧掠走，為供政府和軍隊之用，鄭縣一帶必須緊急征收秋糧。對老百姓來說，那就是他們僅存的最后一點口糧了。

然而竭盡當地資源供給的政府和軍隊，在應付日軍攻城略地上并沒有什么成效，貝克親歷的中條山一役便是典型的失敗案例。日本人在正式戰斗開始之前，搞了兩個星期的試探性進攻，國民黨軍隊的指揮官都遠離崗位忙私事去了，留守部隊派出一支十二人的巡邏隊，結果被日軍俘獲并殺死，只留下一個問路的。根據俘虜的情報，日軍爬上了守備最空虛的山地，挖了戰壕并駐扎軍隊，山下的國民黨軍明知他們已陷入了包圍，但并未采取任何對策。正面主攻開始后，日軍一個突擊就解決了戰斗。只花了兩三天時間，日軍就占領了黃河渡口和通過中條山脈的各條公路，至少有十萬國民黨軍隊投降，或偽裝成農民逃跑了。

貝克總結了他的道聽途說，認為國民黨的驚慌失措與混亂局勢是日本人打勝這一仗的重要原因。面對強大的日軍，游擊戰本是弱者的生存之道，結果似乎雙方都顛倒了位置。腐敗的國民政府只會把士兵驅趕進碉堡或陣地里，用槍斃逃兵來威脅他們死守，而逐漸熟悉了中國國情的日本人卻學會了游擊戰。日軍先是派出一批便衣和漢奸深入戰地，在不設防地區持續制造恐怖和混亂，并利用情報掌握了中國軍隊的布防。戰役開始后，日軍大膽使用小股部隊鉆隙突進，切斷國民黨軍隊的補給和退路。

從檔案史料上看，雖然國民黨軍隊進行了聊勝于無的抵抗，不至于兩三天就被沖垮，傷亡、失蹤人數的官方記錄為一萬三千七百五十一名，也沒有書中所言的那么夸張，但不能說貝克在信口開河。時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在致蔣介石的密電中提到，“敵運用快速小部隊，化裝難民，潛襲各司令部，占據后方要隘，配合其野戰軍作戰。……敵利用偽軍，著我制服，冒我番號，混入我軍陣地后方；或化裝難民，施行擾襲與間諜工作”。對于本軍之備戰，衛立煌也承認有所不足：“官兵驕怠，警戒疏忽，為敵所乘。每謂中條山有金湯之固，恃而無恐。驕怠一生，戒備遂疏，敵諜混入，致一日間師以上多數司令部為敵阻擊，致指揮通信時有中斷。”很顯然，這些正式的史料是與貝克的記敘基本契合的。

在具象的描述之上，貝克還試圖通過《戰時中國》揭示國家、群體與個人命運的交錯，本書英文名Two Kinds of Time便是此意。用貝克的話說：“我的筆記上的資料是完全不同的兩類，一類是濱河而坐的看客眼中纖毫畢現的觀察材料；另一類則是身居時間機器之中，隨時有墜毀的危險，底下卻是劫數難逃的河川江山的主觀感受。”這兩類時間可以概括為“旁觀者時間”和“親歷者時間”，前者如同觀看一場電影，以抽離的視角置之度外，更能看清社會圖景的靜態細節；而后者身處洶涌的歷史洪流中，人生如夢，所見失真，他們的時間不是勻質的，驟起的失速和漫長的停滯讓戰時的經歷分外難熬。

后人對于抗戰史的研究，絕大多數采用的都是旁觀者視角，力求客觀真實，亦有何不食肉糜的風險。如研究者普遍認為，南京國民政府對川黔滇桂的統治是進步的，有利于國家建設，也是舉國抗戰之基。然而貝克在桂林和柳州的實際經歷，并不支持這種主流的歷史觀點。在他看來，廣西省的財政已被中央控制，要害部門也被中央委派的官員管控，但事情并沒有變得更好。李宗仁、白崇禧固然是軍閥，但在主政期間用心經營，在城市建設了公路和企業，在農村組織了民團，這些都成為廣西抗戰的基礎。1943年，貝克在桂林目睹的情形的是，許多建設規劃陷于停頓，資金都落入了腐敗官員的口袋，地方產業在官辦企業的壓迫下瀕臨倒閉。民團解散了，壯丁們就像其他地方征兵拉夫時一樣，未經任何訓練就被送上戰場。

英國史學家愛德華·卡爾認為，歷史是現在跟過去之間永無止境的交談，而每一次對話都需要新的素材，貝克的著作也為我們重新認識一些歷史事件提供了切入角。全面抗戰爆發后，沿海城市相繼淪陷，市場上日用品供給緊缺，大批失業工人逃難至內地另謀生計。在此背景下，上海工部局的新西蘭籍社會改革家路易·艾黎與徐新六、胡愈之等愛國人士發起了“工合”運動，試圖在內地鄉村組織失業工人和戰爭難民成立合作社，采取手工業和輕工業方式開展生產以供軍需民用。由于“工合”運動積極支援八路軍、新四軍抗日，國民黨政府在1942年解除了艾黎在行政院的職務，也停止了對“工合”的資金支持。

從成都到寶雞再到雙石鋪落腳的這段歷程中，貝克記錄了他眼里的“工合”運動種種細節，為我們了解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提供了鮮活的第一手資料。當他第一次接觸“工合”運動時，就對基層單位的新氣象印象深刻：墻壁粉刷得雪白，院落打掃得干干凈凈，用具樸素而引人注目，在“工合”商店里擺放的產品質地良好又便宜。社員的精神狀態更使貝克感到鼓舞，在他們身上看不到戰爭和貧困帶來的陰霾，每個人都展現出樂觀健康的情緒，衣服雖然破舊但很潔凈，臉上帶著建設新生活環境的驕傲和信心。

可惜好景不長，沒過多久，貝克就發現美好愿景和苦難現實的差距實在太大了，“工合”運動不僅受到外部反對派的阻撓、戰爭的打擊，還要不停修補內部不斷滋生的問題，其成員也不都是模范的理想主義者，多的是有著各種欲望的凡人。不盡如人意的總是從小事開始，先是有的合作社為了迎接艾黎視察，竟挪用公款粉飾門面；一個制鞋合作社為了多賺錢而制造奢侈的高級貨，這違背了“工合”運動面向窮苦百姓的宗旨。事情總是一點一點走向敗壞的，當“工合”的實驗工廠效益下降時，便不得不接受國民政府軍需署五十萬條軍用毛毯的訂單，實際上又提供不了這么大的產能，于是便將原料外包給小手工業者，讓農婦、學童、娼妓和日軍戰俘去做，在此過程中自然產生了剝削。在寶雞的一家制鞋社，掌握了權力的負責人將其他社員趕走，然后雇傭童工來替代人手，對他們拳打腳踢，肆意虐待，于是一個好端端的合作社，便與往日的血汗作坊毫無分別了。

這就是私人敘事在官方正史之外的價值所在。貝克并不否認“工合”的積極意義也樂見其成，但依然以清醒和敏銳的態度來看待在抗戰中創業的困難，并不回避令人難堪的事實。觀察任何事物都遵循顯微鏡原理——越細致，就越容易發現光滑表面下粗糙的微觀結構。抗戰是一段波瀾壯闊的歷史，它太過于宏大，以至于后人的目光長久停駐在抗戰勝利的萬丈光輝和時代轉向的滔天巨浪上，難以顧及那光輝下紛揚的塵埃，和歷史潮流中無數破碎的水花。想想那些臉上掛著“難以形容的微笑”的人們吧，他們從面對國破家亡的第一天開始就被激勵著共御外侮，獻出了自己的財物、勞力甚至生命，忍耐了一年又一年，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有人在戰時的中國得了勢、發了財，而他們只得到一次又一次的劫難，用流行的俗話說，光是活著便已經竭盡全力了。

歷經十四年抗戰的國人，有磏勇之士，也有怯懦小民，有赴險殉誠之人，也有畏死遠難之人，有危難之際挺身而出的英雄氣概，亦有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政治淡漠。山不讓塵，川不辭盈，他們是歷史的組成部分，史書上卻鮮見他們的名字。回望抗戰，我們應當正視大時代的泥沙俱下，貼近偉大之中的平凡，傾聽被淹沒的怨曲。我們現在所了解的故事，可能只是他們在生命的顛沛時刻浮出水面的一瞬，但回望這無數人的無數瞬間，卻是我們回到歷史現場的唯一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