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那個雨天，我站在港珠澳大橋的施工現場。雨水模糊了鏡頭，卻讓百米外那個躍起的瞬間無比清晰——一只中華白海豚，在鋼鐵長龍的背景下，完成了一次輕盈而有力的騰躍。那一刻，我仿佛聽見了某種呼喚。我對身邊的團隊說：“將來，我們要為它單獨拍一部電影。”

如今，紀錄電影《中華白海豚》上映了。常有人問我，這是《港珠澳大橋》的續篇嗎？我說，它源于那座橋，但最終駛向了比橋更遼闊的地方——那是一片關于生命本身、關于我們如何與自然共處的深藍之境。

從“看見”到“對話”。回望四十年紀錄片創作的歷程，我的鏡頭曾穿越廣闊的社會圖景與人文畫卷。而真正將創作航向深深錨定于自然生命領域的轉折，始于2014年——彼時我正在拍攝《港珠澳大橋》，雨幕中那道躍起的白色弧線，如一記叩問，也似一聲召喚。從那時起，我明確了自己要系統性地進入生態紀錄片這一深邃領域。

此后近十年間，我沉浸在與山川、生靈的持續對話中，也逐漸在這種對話里，找到了最觸動心靈、也最為篤定的表達方式。如果說紀錄片《梵凈山》與《中國秦嶺：一只金絲猴的記憶》，為我推開了一扇通往生態紀錄片的門，那么《中華白海豚》便是我穿過這扇門后，向更深處海洋的一次命運奔赴。

《梵凈山》與《中國秦嶺：一只金絲猴的記憶》兩次創作，讓我愈發確信，最好的故事不在預設的臺本里，而在自然沉靜有力的生命律動之中，在于與科學家、守護者、山川湖海每一次真誠的對話。它們錘煉了我對“不打擾”的敬畏，也塑造了我用影像構建“對話”而非“觀察”的創作哲學。

正因如此，當2014年那個雨天，港珠澳大橋旁躍起那只中華白海豚時，那個瞬間于我，已不僅是一次視覺的震撼。它仿佛是所有過往積累的一次召喚——我意識到，在粵港澳大灣區這片經濟熱土之下，還棲息著一個穿越6000萬年時光的古老物種。這一次，我想完成的，不再僅僅是記錄它的樣貌，而是以它為鏡，開啟一場更為復雜、也更為迫切的對話：在現代發展的浪潮中，我們如何與這些古老的生命共享未來？

這，便是《中華白海豚》誕生的真正原點。它是我個人創作脈絡的自然延伸，更是我們將生態紀錄片的視野，從山林真正推向蔚藍深海的一次鄭重啟航。

“不打擾”的創作倫理。決心易下，道路漫長。最大的困難在于，我們對這位“主角”知之甚少。如何在茫茫南海找到它們？如何理解它們的生活？

我們選擇成為“學生”。扎進保護區，與科學家同船科考，和漁民兄弟同吃同住。我們記下了無數細節：它們偏愛咸淡水交匯處，夏日更活躍，早晚有固定的“活躍期”……這些瑣碎的知識，構成了我們與白海豚對話的密碼。

六年，我們出海百余次，航行超過3600海里，拍攝了上千小時的素材。最長的一次，我們在海上漂了半個月，最近時離岸僅20海里，卻堅持不靠港。為什么？因為我們想沉浸在那片海的節奏里，想讓它接納我們，而不是我們突兀地闖入。我們立下鐵律：發現白海豚，一公里外就必須減速、熄火。引擎的噪音對依靠聲吶交流的它們是巨大干擾。“不打擾”，是我們最高的創作倫理。

這帶來了技術的極限挑戰。為在遠距離、不干擾的前提下拍攝到“精靈”的神韻，我們首次把總臺自主研發、用于奧運轉播的重型陀螺穩像平臺搬上了顛簸的漁船。當它在風浪中鎖定目標，以86倍變焦、4K每秒400幀的精度，捕捉到白海豚躍出水面時的飛濺水珠、皮膚下因運動充血泛起的淡淡粉紅時，我知道，我們做到了——用最“硬核”的技術，實現了最“柔軟”的敬畏。

生命本身的力量。真正撼動我們的，從來不是技術，而是生命本身的力量。它們為我們書寫了最動人的劇本。

我記得與“欽欽”初見時，它脖子上被繩索勒得皮開肉綻，我們都以為它活不成了。可它頑強地活了下來，后來我們一次次看到它，看著它成為母親，哺育了三個孩子。我們叫它“欽欽”，取欽州之名，也寄托著對這份生命力的深深敬意。還有那只痛失幼崽的母親，她馱著早已沒有生命跡象的孩子，在茫茫大海上游了五天五夜，不肯放棄……這些鏡頭讓團隊在剪輯室里數次哽咽。這些不是設計好的情節，這是生命最原始、最磅礴的韌性與愛。它們讓我們明白，我們記錄的，是一個個與人類情感相通的鮮活個體。

影片的“人文脊梁”，是那些可敬的守護者。美國的杰弗遜博士，因研究白海豚在香港邂逅愛情；山東大學的祝茜教授，自嘲“只有瘋子才研究這個”，卻把幾十年光陰交給了這片海；“熊貓之父”潘文石先生的女兒女婿，接過父親的信念，從北方山林來到南方海灣，繼續這場生命的守望。還有很多默默付出的科學家……他們的故事，讓這部紀錄片超越了物種觀察，成為一個關于信念、熱愛與傳承的人類敘事。

在“天人合一”處尋找國際共通語言。中國自然類紀錄片走向世界，常遇到一個瓶頸：如何讓不同文化背景的觀眾產生共情？《中華白海豚》的創作，讓我們找到了一個密鑰：回歸人類共通的情感。

我們刻意避開了簡單的“發展與保護的對立”敘事。那不是我們眼中真實、復雜的中國實踐。我們看到港珠澳大橋整個工程為減少對白海豚的影響，耗資約3.4億元，減少了94個橋墩；我們看到嚴苛的環保評估如何倒逼出更綠色的工程方案。這背后，是一種“天人合一”“萬物并育”的古老東方哲學在當代的鮮活實踐——不是在發展中讓道，而是在發展中協調、尋求共生。

我們把這種實踐，放在“全球僅存約6000頭，4500多頭棲息在中國，2000多頭生活在粵港澳大灣區”的真實壓力下呈現。不回避困境，才能彰顯努力的價值；不夸大沖突，才能凸顯智慧的珍貴。當海外觀眾看到，一個擁有如此強大基建能力的國家，會為了一個海洋物種如此審慎時，他們看到的是一種對和諧共生的追求，是全人類超越地域與文化界限、共同珍視的價值。

讓思考比眼淚走得更遠。影片做完了，但我認為我們的工作只完成了一半。另一半，在影院之外。我們帶著電影走進高校、中學、社區。當清華附中的孩子告訴我，他第一次意識到自己隨手一扔的塑料可能與遠方的海豚有關；當無數觀眾為“珠珠”的命運落淚，進而追問“我能做什么”時，我知道，電影真正的作用開始發酵了。

有人問，花六年拍一部紀錄電影，值得嗎？我的回答是：太值得了。這六年，是我們向一片海、一個物種學習的六年。它讓我們謙卑地認識到，人類不是自然的主宰，而是它的一部分。紀錄電影的使命，不僅是記錄時代，更是塑造觀念——喚醒那份對生命的敬畏，讓“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從一個理念，變成每個人心底的認同與行動的選擇。

最后，我想回到那個雨天的瞬間。那只白海豚為何躍起？或許它只是在捕食、在嬉戲。但在我們看來，它那一道銀色的弧線，像是一個跨越千萬年時光的深沉問詢，也是一次充滿信任的亮相。我們用六年的光陰，嘗試回應那份問詢，也回應那份信任。

這部電影，便是我們交出的答卷。它凝聚了一路走來的全部信念——對我而言，這已不僅僅是一部作品。它是我職業生涯與人生旅程中，一份持續的追問、一次鄭重的回答：關于人類，該如何與這顆星球上所有生命，共存于我們唯一且珍貴的家園。

（作者系中央廣播電視總臺首批特聘研究員、中國視協紀錄片學術委員會副會長、紀錄電影《中華白海豚》總導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