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談人

吳 巖：南方科技大學科學與人類想象力研究中心主任

李廣益：重慶大學中文系教授

賈立元：清華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副教授

主持人

三 豐：香港大學講師，中國科普作協理事

科幻史料再發掘的價值和意義

三 豐：三位老師在科幻史料領域卓有建樹，近年來都出版了高質量的科幻史料研究著作。挖掘整理故紙堆里的科幻歷史，對以“新異”和“前瞻”為核心價值的文類來說意味著什么？

吳 巖：面向未來的文學都植根于自己的歷史。考察這種面向未來文學的歷史，能給這種文學的發展提供一些可能的借鑒。特別是在一個看重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時代，我們更需要把本土經驗總結出來。

李廣益：既然科幻并不是預言術，那么這個文類的社會價值仍然根植于它與現實的互動：現實社會尤其是其技術維度催生了怎樣的推想，這些推想又如何浸潤和激發人們的思想和行動，進而間接地造就未來，是科幻讓人倍感興趣的獨特之處。當然，驅使我們翻檢故紙堆的也并不只是這樣的“功利”訴求，或者說建構文類歷史的學科內在邏輯。正如從小“泡”在互聯網上的“Z世代”再難寫出《神經漫游者》那樣的汪洋恣肆的感覺，晚清時期的人初次接觸到西洋舶來的器物和文類所迸發的古早想象，也充盈著元氣淋漓而難以復刻的驚奇之美。

賈立元：就像吳老師說的，總結本土經驗非常重要。科幻誕生于歐洲、興旺于美國，20世紀初進入中國，這其中既有延續性，也有差異性。中國近現代史的沉痛經驗和它孕育出來的抗爭精神是留給后世的寶貴遺產，它影響著一代代中國人的成長，也成為作家們的精神財富和情感基底，而這種財富和基底，是我們所學習和借鑒的歐美科幻作家所難以感知和體認的。畢竟，一邊是曾經四處征服的列強，另一邊是曾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兩邊的人們對歷史、對現狀、對未來的認知和思考，自然有許多不同之處。通過研究中國科幻的歷史，能夠讓我們對科幻有一番新的理解。

三 豐：吳巖老師在《20世紀中國科幻小說史》（以下簡稱“小說史”）序言中強調“讓史料說話”；李廣益和賈立元兩位老師致力于挖掘整理晚清民國科幻史料，分別出版有《中國科幻文學大系·晚清卷》（以下簡稱“大系”）和《近現代中國科幻理論資料1891-1949》（以下簡稱“理論資料”）。在研究過程中，你們有哪些發現？

李廣益：離葉永烈先生在故紙堆上找出《月球殖民地小說》已經有將近半個世紀了。這些年里，一代又一代晚清科幻研究者辛勤耕耘，不斷發掘出新的作品，到現在，不太容易有顛覆性的大發現。例如，我曾經在《時報》上發現了包天笑1906年的短篇《夢想世界》，這是一篇比較重要的作品，展現了對于晚清科幻有重要影響的技術烏托邦精神。但由于包天笑從晚清到民國對科幻的長期興趣和參與已經眾所周知，這個發現只是錦上添花。“大系”的價值在于，提供了整全的晚清科幻圖景。待這項工程最終完成后，我們不僅能夠較為便利地直觀認知這一時期科幻文學全貌（包括原創和翻譯），進而加深對具體作家作品的理解，還可以借助數字人文方法，基于這些作品構成的語料庫，來做一些別開生面的研究。

這其中，除了考索彼時中國科幻創作和想象的海外來源，最具有“顛覆”潛力的應該是困擾學界多年的幾個作者身份問題。比如，寫下中國科幻開山之作《月球殖民地小說》的荒江釣叟是誰？接連創作《黃金世界》《新紀元》的碧荷館主人又是誰？被認為是假托李伯元之名的《冰山雪海》到底是何人手筆？考慮到這些作品的水準尤其是書中的中外新知，其作者應該是視野開闊、思想活躍的文人，其真實身份一旦揭曉可能會讓人大吃一驚，科幻史述也就要做不小的調整。期待這些“世紀難題”通過新的材料和方法得到解決。

賈立元：我在編著“理論資料”的過程中發現了大量過去科幻史、文學史敘事從未提及的材料。過去學界的印象是中國科幻“興起于晚清，沉寂于民國”。近年來，這一結論已被推翻。我通過系統的資料梳理，發現自1902年“小說界革命”后，對科幻的提倡與批評之聲一直并存，歷經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抗日戰爭、解放戰爭而不曾斷絕，所傳遞的看法也可謂多樣，發表意見的人物既有“新文化”的倡導者，也有娛樂消遣文學的擁護者；既有北大、清華等名校教授，也有青年學生、普通讀者；既有愛國軍官、政治人物，也有技術專家、高僧大士。比如，1948年編譯過一本美國科幻小說《未來世界大戰之想象》，這本書的主要情節是未來“美蘇核戰爭”，中譯本的審定者之一，就是因電視劇《沉默的榮耀》而被廣大觀眾熟悉的革命烈士吳石將軍。他還為這個譯本寫了序言，對未來的高科技戰爭有著深度的思考，并且感慨說：“方今世界既未臻于大同，則戰爭之到來仍難避免，吾人不好戰亦不應忘戰。”像這樣的材料，都極大地豐富了以往關于早期中國科幻史的認識。

史料方法論與編撰實踐的挑戰

三 豐：三位老師在編撰過程中都面臨著“何為科幻”的界定難題。在具體操作中，最終決定一份材料“入”或“不入”的關鍵標準是什么？是否有令人感到糾結的“臨界案例”？

吳 巖：我特別警惕科幻史中一些成型的說法。例如，對某個時段有某種固定的評價。這些評價可能來源于當時的思想或某個觀點的反復傳播。我希望對這些觀點都檢驗一下，我們用還是不用，怎么用？在“小說史”中，大家可以看到一些跟其他人不同的說法。這些說法來源于仔細地查找和反復討論。

李廣益：如果說“核心科幻”的要害在于驅動敘事的技術創意，那么在科幻的邊界上，這個標準就變成了一種主觀性較強的、技術或技術物帶來的超現實感。但是100多年前的文學場景中，到底什么是超越了當時的技術現實的東西，什么是作者設意或無意作幻，什么是作者寫得玄妙，其實不過是存世工巧，要做判斷可能非常傷腦筋。為了取舍，有時不得不做技術考古，得不出確切答案的情況也并非個例，因為有的作者看起來也就是把報刊上本就有所變形的記述再夸大了一點而已。這種情況是非常有趣的，它反映了一個特定時期的中國人剛剛接觸到現代傳媒所擴散的信息時的觀念直覺和心理動向，所以我傾向于“槍口抬高一寸”，將這類模棱兩可的作品收入。當然，明擺著被怪力亂神所支配的敘事，是要排除在外的。

賈立元：早在1921年，中文里就已出現了“科學的幻想小說”這樣的概念，而彼時英語世界中還沒有出現后來被作為“科幻”統一稱謂的“Science Fiction”一詞。因此，梳理歷史上人們圍繞相關概念展開的討論，可以幫我們建立起一種以自身歷史經驗為基礎的理解。

三 豐：“小說史”全書各時期基本遵循了“創作背景—基本面貌—代表性作家作品”的三段式敘述結構。這種體例選擇出于怎樣一種史學觀念或敘事邏輯的考量？

吳 巖：我們是多人合作一部小說史，需要維系內容和呈現方式的一致性。我覺得三個段落中最重要的是中間段落，即這個時期科幻發展的面貌。其他兩個部分是這個核心配套的內容。要知道基本面貌，需要了解環境是否發生了變化。但面貌改變也不都是環境變化造成的，還有作家本人的生活和思考，以及作品呈現出的特點。

三 豐：“大系”在找到最佳原始文獻后，采取了現代標點、繁體排印的方式出版，而非簡單影印。這既保證了文本的清晰與規范，又保留了其歷史風貌。這種“點校排印”的工作方式，背后有著怎樣的考量？您是否認為，對于晚清科幻這類文本形態復雜（如存在大量異體字、未標點或句讀以及“豪杰譯”造成的文本變異）的文獻而言，提供一個經過精密校勘、可供直接引用的“定本”，其學術價值要大于單純呈現文獻原貌？此外，在具體編纂的工作流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難與挑戰是什么？

李廣益：影印本確實比較省事，但把難題丟給讀者，并不是一個對學術界負責的方式。要知道，晚清科幻不同于一些年代更早但排版精審的古籍善本，首先是出版形態非常多元，有單行本，也有在報紙期刊這種晚近興起的印刷媒介發表的，如果盡數影印會相當混亂；其次，未經整理的文獻雖然是最接近歷史原貌的，但利用起來還是有種種不便，這就是為什么古籍整理需要推出標點本乃至評注、注疏本，服務于更為廣泛的讀者群體。我們也可以出完全使用現代標點和簡體字的版本，但那會過于“現代”，過分脫離誕生這些作品的轉型時期歷史語境。

具體到編纂工作，由于晚清科幻距今已逾百年，而我們對所有入選文獻都要核對原文，所以最大挑戰確實在于獲取文獻。有些文獻當時就刊布于較小的期刊、報紙和出版社，存世有限，或雖然存世卻沒有電子化，或知道館藏卻不得其門而入，這就非常考驗我們的耐心和決心。只要獲得文獻，由多位優秀學者組成的大系編委團隊足以解決一般性的古籍整理問題。在搜尋文獻過程中，一些熱心的民間愛好者提供了大力幫助，這是要特別提出感謝的。

三 豐：“理論資料”使用了十幾種概念和兩百多種作家、作品名稱作為檢索詞，這其中是否存在“以今律古”的風險？即我們是否可能因今天的“科幻”概念而忽略了歷史上本不屬于此范疇、卻具有相似功能的文本？此外，“理論資料”涵蓋了廣告、日記、讀者來信等“非典型”理論文本。這種對理論形態的拓展為理解科幻思想的生產與傳播帶來哪些啟示？

賈立元：如果要做“科幻作品年表”，確實會存在這個問題——用某個具體標準來審視以前的作品，來決定它們能否進入年表。“理論資料”確實參考了以往研究者提供的年表。我的看法是：我們無須回避“后見之明”。事實上，研究者必定有自己的標準，因為沒有一種為“中國科幻”發明譜系的意識，研究者的目光將重新聚焦史料，提出的將是另一個學術問題。不同學者的標準不可能完全一致，正是在這種不一致中，形成了對歷史的不同思考角度，對話和辨析的空間才能夠形成。

“理論資料”之所以涵蓋了多種“非典型”的理論文本，主要是因為此前沒有人系統整理過這批資料，這導致很多問題無法弄清：在近現代中國，哪些科幻作家具有影響力？當時的讀者對科幻作品的觀感如何？有哪些著名人物曾對科幻問題發表過見解？這些或批評或肯定的見解，與當時反抗壓迫、反抗侵略的斗爭活動是何種關系？有哪些科幻作品獲得過官方的嘉獎？又有哪些進入了學堂、課本，影響了青少年的成長？中國觀眾觀賞過哪些科幻電影？這些問題僅靠對作家、作品的研讀是無法回答的，必須依賴對小說之外相關資料的系統梳理。所以，凡有助于了解這一時段國人對科幻作品的關注及看法的，“理論資料”均盡量收錄。當然，各類數據庫仍在持續增添新的資源，相關的檢索流程難有止境，這次整理出來的資料只是階段性的工作成果，遠遠達不到“一網打盡”的程度。

“名”與“實”：科幻核心概念的流變

三 豐：吳巖老師在“小說史”的結束語說：“在整個20世紀人類現代化追求與反思的語境中，可以毫不夸張地說，科幻小說史的研究比任何其他類型文學史的研究，更能凸顯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學的變遷，也更能把握住時代浪潮發展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可否請您進一步闡述這個觀點？從通史的視角看，晚清民初科幻的蓬勃與20世紀中后期（尤其是80年代）中國科幻的“第二次高潮”，其內在的精神動力和遭遇的困境有何異同？

吳 巖：在中國人跟現代社會遭遇的過程中，科學這種思維方式和社會實踐帶給國人的新異性，遠遠超越倫理、道德、社會政治。后面的一些方面，在古典思想中還是有一些可以進行類比或者確實有自己的傳統理念可以作為錨點。而科學從思維方式到知識組織形式上跟以往中國古典的人與自然、人與造物關系理念差異巨大，以至于沒有可以直接用于搭橋進行理解的資源。恰恰是因為這樣，中國人對科學文化的接受就變成了這個民族歷史上最大的一次認知挑戰。而對這個挑戰與應對的敘事，有很大部分落在了科幻文學身上。我覺得在這個意義上，晚清民國的科幻創建具有更加原初、也更加悲壯的意味。反而新時期的科幻重建，沒有早期的那種第一次探路、第一次鋪路那么重要。在我看來，新時期科幻文學的爭論，更多的是一些抱著原教旨態度的人無法容忍具有人文特色的科學相關敘事而發生的討伐。當然這只是我自己的看法。

三 豐：“理論資料”導言中羅列了數十種歷史上出現過的科幻相關概念。這些被塵封的“概念化石”中，哪些具有理論潛力，能為我們重新定義或理解“科幻”的本質提供來自中國本土的歷史資源？

賈立元：我注意到，除了“科學小說”“理想小說”“科學幻想”“科幻理想”等較為熟悉的概念，還有一些今天已經不大使用的概念，比如：“理科小說”“機械的空想家”“科學的技術的小說”“理想科學化”“科學奇事”“空想的科學文學”“科學傳奇”“幻想與科學小說”“奇怪的幻想小說”“幻想神奇的小說”“理想科學小說”“怪異的傳奇故事”等。需要注意的是，即便同一種概念，在不同論者那里也可能有不同的指向，比如，“科學小說”有時被強調帶有理想化的內容，有時則用以統稱一切包含科學知識的小說；“科學理想”“科學幻想”有時等于今天的“科幻”，有時則指科學家的理想、在科學研究中發揮想象力。

這個階段對科幻的理論思考還是初步的，所以一些概念的使用也比較隨意，很難說哪幾個概念具有很大的理論潛力，更值得考察的應該是圍繞這些概念進行的辨析、言說過程。我想到的是一個“概念云”的形象——對特定的某一朵云進行追蹤和分析當然是可行的，不過對我來說，更有意思的是漫天的云飄過時給大地帶來的明明暗暗，以及它透露出來的氣象狀態。

三 豐：如前所述，名稱的演變背后是文類內涵與社會期待的變遷。中國語境下“科幻”概念的核心張力究竟是“科學”與“幻想”之間的矛盾，還是“現實”與“理想/未來”之間的拉扯？哪個張力更為根本？

李廣益：根本而言，還是一個植入既有體系的“科技新變”（多數時候是“技術物”，也有牽涉到世界觀的觀念性的東西）與這個體系的張力。中國語境下的特殊性在于，中華文明既有體系博大精深，如何在近代時勢中接納基本觀念和應用方式兼具共通性和外來烙印的“新變”？這是一個長期的問題。

賈立元：科幻在中國出現的根本動力，源自近代以來出現的對想象力轉軌的要求。當時知識界普遍出現了這樣的聲音：在萬國爭雄、不進則退的時代，國民應樹立何種理想，已成為至關重要的政治議題；中國傳統小說也有“理想”，但常荒誕不經、妄談鬼神，如今需要經受“科學”的洗禮。在這個過程中，“幻想”始終是需要處理的核心問題。

首先，“幻想”與“科學”之間常有沖突。一方面，科幻小說被認為能激發人們了解科學知識、投身發明創造，化“理想”為“現實”；另一方面，小說的想象又常逾越現有認知，從而招來詬病，比如凡爾納的作品雖受歡迎，但如《環游月球》中主人公被裝入炮彈，發射升空去月球探險的情節也一再遭到質疑。其次，“幻想”與“現實”之間存在張力。比如，將科學與神怪、恐怖、艷情等元素混雜的歐美電影，引來許多進步人士的嚴厲批判，被認為有逃避現實、麻痹群眾的意圖。正是幻想、科學、現實三者之間的張力，讓人們不斷嘗試選擇新的詞語排列方式，用新的概念來描述這類作品。

著作間的對話：互補、碰撞與未來

三 豐：回顧中國科幻的早期歷史，當時的作家和評論家們關于科幻的核心焦慮與核心抱負（如文類地位、科學啟蒙、民族復興、未來構想），在多大程度上依然困擾和激勵著今天的中國科幻創作者與研究者？

吳 巖：有時候我們很急躁。研究歷史后，我們會發現那些激進行動以及隨后的大幅度反彈，都在提醒我們，在期待中面對未來時，最好再冷靜點。不要緊張，不要忙著找各種成型的解決方案。要拿出更多精力體驗這種改變，讓自己的身體做出一些屬于它自己的反應。真正的優秀文學種子，就掩藏在這些體驗之中。

李廣益：隨著中國式現代化逐漸實現，困擾晚清科幻先驅的一些問題，如亡國滅種之憂、堅船利炮之痛已經消弭；然而，還有一些大哉問，依然滋養和激勵著今天的想象者和行動者。比如，究竟什么才是好的社會生活，我們又要借助怎樣的技術來實現它？經由這些問題，今天的中國科幻作家和學人仍然能夠與一百多年前的先輩發生深切的思想共鳴。也正是通過追尋這樣一些關鍵命題的答案，當代中國科幻才能成就屬于自己的深度和高度。

賈立元：中國科幻的命運確實深受民族復興的進程影響，起點如此，至今仍是如此。但其他國家、地區的科幻又當如何理解？我在《太空核威懾背景下金庸對海因萊因的翻譯考》一文里提到過：常有人問“中國科幻的中國性是什么？”但我們也可以問問“美國科幻的美國性是什么？”篇幅所限，在此就不展開了。

三 豐：你們如何看待這些研究成果？基于三項扎實的史料成果，你們認為下一步中國早期科幻研究最迫切需要開拓的疆域是什么？

吳 巖：這些工作中的每一個，都對我們更好認知科幻文學的現在和未來有著十分積極的作用。我們的文化曾經試圖做什么？是怎么做的？當時為什么這么想？是不是今天還這么想？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問題。了解這些問題，就能通過曾經走過的路去思考未來的路該如何走。特別是對想要從事科幻創作的人來說，了解科幻史太重要了。有科幻史基礎的人讀《三體》，跟沒有這一基礎的人差異不是一般的大。就像賈立元有一次跟我說起塔科夫斯基的《飛向太空》中的一些表達難題，如果放到世界電影史中去觀察，馬上就冰消雪融是一個道理。

當下，我覺得我們需要的是良好的科幻史數據科研環境。恰恰是有了晚清民國數據庫，就解決了《新中國未來記》中黃克強的難題，也解決了梁啟超心目中的未來到底是一種短期、中期還是長期未來的問題。沒有數據庫，這些工作可能做起來很難。在這個意義上，我期待三豐等學者做的中國科幻數據庫有更大發展，特別是能惠及更多研究者。

李廣益：這三部著作為中國科幻文學史尤其是20世紀上半葉部分提供了基礎性的文獻和史述，此外又有《“現代”與“未知”：晚清科幻小說研究》等多部識見不凡的史論，可以說已經形成了比較成熟的體系。如果說還缺什么，那就是一套比較精良的學術性作品選。葉永烈在20世紀末編選的六卷本《中國科幻小說世紀回眸》至今看來仍可謂獨具慧眼，但編校質量和篇目涵蓋因當時條件所限有所欠缺。不過這也使得后來者有多種選擇：若要“淺嘗”，不妨先讀通史章節，次閱專門研究，如此便知中國科幻文學早期發展之要略，他處涉及亦可從容道來；若要“深入”，可以系統閱讀“大系”和“理論資料”，更可以借助現在已經相當完備的近代圖書報刊數據庫，查閱登載這些作品的報紙、期刊、圖書，對誕生這些科幻作品的歷史語境和文化環境建立更為直觀而具體的認識，做到言之有據、論從史出。

一個較為成熟的文類會形成自己的經典譜系和以之為軸心的論述半徑。這一方面會給感興趣者一個較為清晰的門徑，另一方面也會因為各種原因排除掉一些換個角度看就很值得關注的作品，這是所有文學史工作都難以避免的問題。因此，學術背景和取向有所差異的多位學者在同一領域貢獻不同形式的成果就很有意義了：一方面是分進合擊，相互配合，另一方面也構成張力和對話，其關注點和邊界意識的差異既構成可以深究的學術問題，又形成了事實上的互相補充，讀者從中可以看到更多元更廣泛的“科幻”，進而形成開放性的概念。

盡管有不少研究命題還值得進一步深化，但我認為當務之急還是建立世界視野和比較視野，將中國早期科幻研究（以及中國近代想象力轉型研究等衍生命題）放到更大的視域中，考察不同的文化、社會和政治傳統在遭遇變局挑戰時，如何改造自己的世界觀和想象；另一種可能性是同樣的想象在全球旅行中發生了怎樣的變形和分化。這既可以通過世界視野為中國文學研究賦能，又可望成為區域國別研究的一個極為獨特而重要的分支。

賈立元：是的。今天人們爭論的話題、遇到的困難，很多在歷史上都已經發生過。熟悉了歷史，也就能更好地理解中國科幻一個多世紀以來貫穿始終的動力與困擾何在。但我認為，我們的工作不會帶來多少直接的改變，一般讀者不會閱讀這樣的學術書籍，真正有影響的是那些善于提取信息并大膽重組、簡化的加工者。

我同意吳巖老師的看法，對科幻史研究來說，目前最重要的還是基礎工作。目前，有些作品、作者、評論的基本信息梳理尚未明晰，一些陸續被重新發掘出來的作品，還沒有得到很好的研究。舉個例子，1943年，成都的復興書局出版了科幻長篇《千年后》，作者叫熊吉，書首有“卷頭語”，本來應該收入到“理論資料”里，但是大學數字圖書館國際合作計劃（CADAL）收錄的電子版有許多句子看不清楚。該庫提示吉林大學有館藏實體書，可是我托吉林大學的老師幫忙查了，沒有找到這本書。類似這種情況，都使得現階段的研究地基還很不牢固。

三 豐：史料數據化是學術研究趨勢。基于數字人文的中國科幻史研究，未來有何期待？

賈立元：我整理的資料大多來自數據庫，目的也是希望作為工具書被大家使用。“理論資料”出版后，中文科幻數據庫的團隊把書中提到的大部分作品、作者信息都錄進數據庫了，雖然目前還只是索引性質，但也給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我心目中理想的數字人文研究狀態，應該是有一個學術研究型的AI，有權限進入多種近現代數據庫，它能快速地對全庫進行檢索、分析和加工，輔助專業的研究者高效完成史料搜集、整理、統計、分析等工作。但這目前看來還像一個科幻的場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