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現代作家與咖啡結下不解之緣，我們較為熟知的，新文學作家中有寫了《珈琲座談》一書的張若谷，還有邵洵美、傅彥長等；通俗文學作家中，曾孟樸、周瘦鵑等也不會遺漏。但陳蝶衣就鮮為人知了，而且，在我看來，陳蝶衣應享有“咖啡大王”的美譽。

陳蝶衣1930至1940年代活躍于海上文壇，專欄小品、短篇小說、電影歌詞等無所不能，而我之所以稱他為“咖啡大王”，理由有三：一，陳蝶衣自己說過：“我唯一的消耗是喝咖啡，每天下午在咖啡館孵三小時?！保ㄒ浴逗瓤Х入y》，1949年2月9日上?！惰F報》）；二，他1944年左右又在上海開過一家“大中華咖啡館”（當時上海淪陷于日本侵略者之手，由此應可見他的愛國情懷）；三，也是更重要的一點，從1940至1949年，他在上海的各家小報所開設的專欄中，先后發表了《小坐南京咖啡館》《CPC咖啡》《咖啡館之末路》等二十多篇寫喝咖啡、泡咖啡館或與喝咖啡相關的文章，這在當時海上文壇可謂無出其右者。

1943年11月19日，陳蝶衣在《大上海報》發表《喝咖啡》，循循開導上海市民如何喝咖啡，文筆甚為風趣：

嘗見許多人喝咖啡，恒以小匙舀咖啡些許，徐徐送入口中，以示并不“窮兇極惡”，此實大誤。小匙之為用，僅在于調和糖塊，咖啡則擎杯喝之可已，絕對不需用匙，用匙轉成了洋盤矣。蓋西人喝咖啡，亦無如是吃法也。書此，以為時常跑咖啡館者告。

“洋盤”是上海話，意為對都市事物沒有經驗而鬧笑話。1947年12月20日在《導報》發表的《游擊喝咖啡》，既反映了當時上海的物價飛漲，也頗幽默：

孵咖啡館成了習慣，遂以國際三樓作為經常的會客室，其地的優點是比較清靜，柔軟的沙發坐著也相當舒適，但遺憾的是，咖啡的售價一再改碼，坐一個下午的代價，由一萬五千元漲至三萬元，一個月的耗費近百萬金，雖然不能算浩大，但究竟不甚節約。于是遷地為良，近來的孵咖啡館采取了游擊式，不是西青就是光明咖啡館，西青的飲料售價相當于國際三樓之半。是處有水汀設備，可作庇寒所，但地窄人稠，時常客滿，遲到即有向隅之虞。光明咖啡館后進覓座，不但比較清靜，而且玻璃門內窺雙攜之侶翩然而過，兼有眼藥可榻。

“國際”指上海大名鼎鼎的國際飯店，至今巍然屹立，而“眼藥可榻”也是上海話，大飽眼福之意也。《招牌字》（刊1944年3月6日《繁華報》）由咖啡館起筆，寫出了陳蝶衣頗有自知之明，也善于自嘲：

有人以宣紙兩張，送至大中華咖啡館，囑下走為銀星雜志社書字招。下走之字，大伏天為朋友們寫寫扇子，或尚可派司，若字招則必須有大氣磅礴一筆，不以此項生意照顧鄧糞翁、譚澤闿，而尋到下走頭上，無論如何是走錯了門路，恕下走不敢命筆，蓋深恐大家都砍招牌耳。

陳蝶衣寫咖啡文中最為短小動人的當數《男耕女織》（刊1947年5月5日《導報》），文題似與咖啡毫不相關，其實不然，而“文友某先生”云云，或為陳蝶衣的自況也未可知：

文友某先生帶了他的太太孵咖啡館，某先生一面喝咖啡，一面寫稿；他的太太一面喝咖啡，一面結絨線衫，宛如一幅男耕(筆耕也)女織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