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現(xiàn)代學術史上，金岳霖先生不僅是“哲學界第一人”，而且在很多學術領域都有其特殊的位置。遺憾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以及后來學科專業(yè)的不斷調整、分化和學術傳統(tǒng)的變遷，人們逐漸淡忘了金岳霖在其他學術領域的研究和影響。中國現(xiàn)代文學就是其中之一，尤其在文學理論方面。事實上，20世紀30—40年代，李健吾、朱自清、沈從文和袁可嘉在發(fā)表的文學評論中都論及過金岳霖。

李健吾：“金岳霖先生幫了我們一個結論”

1939年3月，李健吾在香港《大公報·文藝》連載的《蕭軍論》中，直接援引金岳霖關于小說真實性的觀點作為重要理論依據(jù)：“談到小說的真實性，金岳霖先生幫了我們一個結論：不能僅僅寫成條例，因為沒有具體和個性在，普遍性就要黯淡無色，因而也就空洞無物了；另一方面，也不能僅僅描寫了事，因為過分加重細目，普遍性就要失掉，而個性和具體也就漂浮無根了。要想美滿地傳達給讀者，這一切必須交織進一種人類的關系的式樣的經緯里。”

該引文出自金岳霖1937年的英文論文“Truth in True Novels”（《真小說中的真》）。這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的一篇重要文論，即使在今天看來依然如此。金岳霖指出，評價小說有多種方式，標準之一是小說中所包含的真；而他要探討的問題就是當我們說某些小說是真或假時，這里的“真”究竟是什么意思。1937年4月21日，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字林西報》）在介紹金岳霖這篇論文時，就認為它將會引起小說家或文學評論家的研究興趣。李健吾對金岳霖觀點的引用，正好印證了該報的判斷。

朱自清：“長于分析的文體的還有金岳霖先生”

1941年11月，朱自清在《讀書通訊》第27期發(fā)表的馮友蘭《新世訓》書評中，從中國現(xiàn)代述學文體的視角，肯定了金岳霖哲學著作的文體特點：“長于分析的文體的還有金岳霖先生，他著有《論道》（稿交商務已久，似乎還未見出版）：那是他的哲學，也是專門的書（其中一兩篇曾在《哲學評論》發(fā)表）。金先生的白話文似乎比較純粹，馮先生的還夾著不少文言成分，卻各自成為一家。”1948年《語文零拾》收錄此文時，朱自清將“他著有《論道》”改為“他的哲學論文”，對其文體特點的概括和肯定也更加具體：“長于分析的文體的還有金岳霖先生，他的哲學論文多能精確明暢，引人入勝……”

當然，朱自清并不是第一位指出金岳霖“長于分析的文體”的評論家。早在1926年，徐志摩便指出金岳霖文章所體現(xiàn)的“分析的工夫”：“他拿著一把小小的屋干剃刀，做分析的工夫。他要求明晰的思想clear thinking，他自己也的確能明晰地思想。”（《晨報副刊》1926年10月23日）但是，朱自清進一步明確把金岳霖的哲學著作置于中國語言文字的現(xiàn)代化過程中，特別是在中國現(xiàn)代述學文體的視角下進行評價，這是比較少見的，也是被現(xiàn)在研究者所忽視的。

沈從文：談歐美偵探小說史“一定比別的外文系教授還當行”

1942年10月，沈從文在《世界學生》第1卷第10期發(fā)表的《小說與社會》中，稱贊金岳霖在歐美偵探小說史方面的造詣：“第二是弄哲學的金岳霖先生，讀偵探小說最多，要他談‘偵探小說史’，一定比別的外文系教授還當行。”沈從文后來多次修改《小說與社會》這篇文章，在1947年最后版本中對金岳霖的評價也更加精當：“第二個是弄哲學的金先生，看偵探小說，在國內恐得稱為‘首屈一指’，若要他談歐美偵探小說史，一定比別的外文系教授還當行。”

金岳霖愛看偵探小說在當時似乎是眾所周知的事情，無論是他的朋友、同事，還是教過的學生，在后來的回憶中也都曾提及。不過對此，包括研究者在內，更多是把這作為金岳霖的興趣愛好或逸聞趣事來談論，像沈從文這樣從專業(yè)水平層面進行評價的并不多見。不僅如此，沈從文還把金岳霖在歐美偵探小說史領域的造詣與“別的外文系教授”相比，認為金岳霖“一定還當行”，這更是僅有的，堪稱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的一段美談。

袁可嘉：為何要有“象征”可以“用金岳霖先生的話說”

1947年12月，袁可嘉在天津《大公報·星期文藝》發(fā)表的書評中，直接用金岳霖的話作為詩（文學）為何要有“象征”的理論闡釋：“在現(xiàn)代批評里所了解的‘神話’是指有結構的象征系統(tǒng)……為什么要有‘象征’，因為詩（文學）是通過文字而想超越文字——用金岳霖先生的話說：‘說那不能說的。’為什么要有結構，成系統(tǒng)，因為大作品之所以成為大是由于它對宇宙人生的全面的，整體的處理；既然是全面性的，它自然得有次序，象征系統(tǒng)本身也就因此得有內在的規(guī)律。”

這一援引既表明袁可嘉對金岳霖觀點的熟稔，亦彰顯其理論權威性。據(jù)金岳霖弟子馮契回憶，1943年前后金岳霖曾在西南聯(lián)大作過一次演講，主題就是“治哲學和文學都要碰到一個‘說不得’的問題”（《學術月刊》1994年第2期）。那時還是西南聯(lián)大學生的袁可嘉很可能現(xiàn)場聽過這次演講，并記住了金岳霖的觀點——“說那不能說的”；這才有后來闡釋詩（文學）為何要有“象征”時，那么自然地想到可以“用金岳霖先生的話說”。

梳理李健吾、朱自清、沈從文和袁可嘉文學評論中的金岳霖，僅僅是我們考察“金岳霖與中國現(xiàn)代文學”這個問題的一個初步嘗試。近年來，隨著新文獻資料的不斷發(fā)掘和跨學科方法的積極探索，金岳霖在哲學以及其他學術領域的思想研究也將得到進一步深化和豐富。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金岳霖佚文整理與研究”（23BZX041）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華僑大學華僑華人與區(qū)域國別研究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