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之師

賈漢貝格魯：昨天我們聊過了您的生活。今天我想來談談您的工作。您會如何定義您的工作？您是哲學家、文學評論家還是閱讀我們這個世界的人呢？

斯坦納：我希望人們對我短暫的記憶中，記得我是一個閱讀之師，一個用一生和其他人一起閱讀的人。要明白什么是閱讀，必須使用夏爾·佩吉給出的精細分析。他經過仔細琢磨后給出了一個未曾言明，卻強烈而簡練的定義，告訴我們什么是好的閱讀。好的閱讀意味著一種“責任”（responsabilité），因為這個詞里蘊含了“回應”（réponse）的意思，所以閱讀就是回應一個文本，回應他者的在場和聲音。持久喧囂的文化沒有給沉默或耐心留有余地。在這樣的文化中，“回應”的任務即便不說不可能，也至少是艱難的。

閱讀不是忍受苦痛，更確切地說是在夜幕降臨時，準備好迎接一個客人到家里。無論是海德格爾還是前蘇格拉底時代的思想家，他們心中的偉大詩人都是通過閱讀書本、傾聽音樂、了解藝術來迎接他人的思想、愛和欲望。這是學會與他人一起更好地傾聽。這就是為什么我離不開教學，雖然從經濟角度而言，我有好幾次機會都可以不用教書了。但在我的一生中，我總是想把一群讀書的人聚集到自己的身邊。希望在我死后，他們中有一些人會繼續愛我曾經深愛過的詩人和哲學家。

這個世界讓我們彼此靠近，就如耶路撒冷的圣殿被毀之后，不再有課堂教學，而只有閱讀坊。在那里，閱讀之師讀著書，教同伴或同僚們（我們不說他們是“學生”，我拒絕用這個表述）閱讀，反復閱讀。但這意味著什么？一種理想的閱讀可以是讀蒙田、帕斯卡或克爾凱郭爾的一段話，讀勒內·夏爾的一首詩，讀莎士比亞的一首十四行詩或索福克勒斯的幾行詩句。我通常會先做一種叫“愛邏各斯”（aimer le logos）的練習，即“邏各斯之愛”（logos philein），或“語文學”（philologie）。我們要借助飽學之士給予我們的工具，即各種詞典，去發現每一個詞最原初、最質樸、幾乎是最純真的含義。

這一思考首先是純粹語文學的叩問。然后，我們走向思想的音樂——語法，因為各種語法形式構成了一個不可窮盡的世界。人們說人類的思想借由語法譜成音樂。我知道的偉大詩人無一不是語法大師或句法圣手，因為所有的句法都體現了一種世界觀、一種形而上學和死亡哲學。有人說，在一些語言中不存在過去時，在希伯來語中動詞沒有將來時，那其實是看待宇宙、看待人、看待我們中每一個人的身份的一種宏觀視角。這就是為什么我們細致入微地研究被稱為語法和句法的東西。

再然后就是歷史背景。我完全不贊成否認人物生平、歷史和環境的虛構。在我看來，《包法利夫人》中沒有一句話不反映第二帝國時代的歷史、福樓拜的生活、法蘭西的語言和資產階級的危機。沒有一個文本可以聲稱游離于歷史語境之外，我們可以把歷史背景比成博爾赫斯想象中那座未完成的通天塔圖書館。我還要涉及語義學，但不能過于深入，因為我能力有限。語義學有關意義的意義，它研究意義之謎，理解意向。我所有的書都是通過不同的方式在探究意向。

所以，我又回到了中世紀的閱讀方法，它包含四個貫穿閱讀的步驟。這種閱讀如此意味深長，時時在場，以至于我們必須承認我們無法理解一首詩或一個段落，而只能記住它們。這不是一種技術，而是一種形而上學，它變成了愛，變成了“厄洛斯”（éros）。因為記住的東西是不可讓渡的。背誦一頁散文不是一種練習，因為這一邏各斯進入我們體內，也許它過于艱澀或強烈，不能為我們所接受，但這意味著我們邀請文本住進我們的存在之家，愿意與之共存！雖然這不無風險，因為有一天晚上，一個文本、一幅畫、一首奏鳴曲敲開我們的家門——《真實的臨在》整本書都圍繞著這個畫面展開——有可能這個訪客會一把火燒毀我們的居所，也有可能把我們洗劫一空！但我們還是要把文本接納于己身。我不知道該如何形容這個我做了上千遍的行為帶來了多么豐富的經歷，尤其是在閱讀斯賓諾莎的《倫理學》時——那是對我至關重要的一本參考書。

我每天都閱讀赫拉克利特或是像保羅·策蘭這樣的現代詩人，但我還是無法理解他們的作品。我把它們記在心里，讓它們成為我生命的一部分。突然間，作品無須解釋便接納了我，我終于可以進入這首詩。盡管如此，我不能就此宣稱自己終于理解了這部作品，然后回去參加研討會，這過于狂妄和自負。這時我的不理解確實轉化為愛，轉化為豐富的含義，轉化為對不理解之物的信任。

我內心最大的希望是用一生去閱讀，這里的“閱讀”是它最寬泛的意義，比如英語中會說“I read a painting”（我讀一幅畫），“I read a symphony”（我讀一首交響樂），也就是說閱讀的對象包含美術和音樂作品。我所有的著作都基于去理解那個趨近我的聲音。正是因此我提筆開始寫《托爾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真正的評論都是一種愛的行為，所以我和當代學科——不管是批評的、學術的、解構主義的還是符號學的——都背道而馳。在我眼中，所有的閱讀都是為了償還愛的債務。

文學熱情

賈漢貝格魯：您非常謙遜，這一直讓我印象深刻。

斯坦納：我的謙遜來自極度的自負。因為我并不覺得表現得謙遜很重要，我不在意這些事。但失望同樣來自自負。我向我的學生講一些特別簡單的知識，進展得很緩慢。我一向以專斷出名。但“autorité”（權威）一詞也包含了“作者”（auteur）之意，因此我不知道一個人如果不使用權威該如何當作者或老師。在課程研討會開始的時候我總是笑著對學生說，我有個好消息向他們宣布：“實際上，我們每個人都會被后世永遠記住，因為美國國會圖書館會收藏所有的電話號碼簿。冷靜點，大家都會留名。但現在，我們要來讀讀彌爾頓、克萊斯特或契訶夫。這些人無須出現在電話簿上，他們已經不朽。如果你們理解這兩者之間的區別，我們接下去就會相處融洽，我們會給彼此帶來一些新的東西。”

我相信學生們很清楚我們與這些偉人之間的差距：我們只是他們的門房或仆人。這段距離永遠不可能消弭。在我看來，在德里達的解構主義理論里存在一種道德的污點和天真的自戀，因為解構主義說：“文本只是一個‘前-文本’（pré-texte），它有幸被我解構和閱讀而已。”文本不是“前-文本”，沒有我，它依然璀璨。當然，我有可能通過翻譯和傳遞為其服務。這個文本也可能會被遺忘，但我是瓦爾特·本雅明的擁護者，我記得他說過任何偉大的文本都不會消失，因為它在等待，哪怕歷經千年之久。

《哈姆雷特》每晚都在上演，可能莎士比亞的悲劇因這個演員的演技而得到了豐富。但我堅持認為，翻譯和闡釋是一種推動力，但需要遵從偉大原作的秩序。亞里士多德早就知道不能混淆范疇。我們應該知道自己的位置，即便只是彈丸之地，我們也應心滿意足。能夠在信箱里投下美好的消息，確保它們能飛向收信人，這已經是莫大的快樂了！

我的一生中有兩次難忘的經歷。一次是福克納剛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他在普林斯頓做講座。當時要見他一面很難，但我運氣特別好，我兒子出生那天我和他一起吃了午飯。我和他一起干了一杯酒，慶祝小兒誕生。

當晚有一場學術招待會，這位大作家覺得在一大批教授中間很無聊。福克納是一個嚴肅的人，很內向。那天晚上，他腦子里想的應該是很多別的事情。他有點像海德格爾——小小的眼睛，外表看上去像個農民。他們兩個都是內向的田里人，話和動作都少得出奇，但他們的文字都精妙絕倫，所以他們都避免讓話語侵占空間。席間進來了一個小個子的法語教授。福克納站起身來，用19世紀的禮儀向他鞠躬致敬。他說他致敬的是一個創造了威廉·福克納的人。這是對小個子法語教授的大回報，他值得這樣的褒獎。他用才智為福克納作品的法文版的翻譯和出版做出了貢獻。這些法譯本是我們閱讀英文版時不可或缺的參考。同樣，莫里斯-埃德加·寬德羅的翻譯無限地引領我傾聽福克納的內心聲音，我因此得以擁有美好的閱讀體驗。

今天，每個美國初中生都讀過喬伊斯、普魯斯特和福克納的書。這得益于一個叫埃德蒙·威爾遜的年輕評論家，是他推薦人們閱讀這些書。在我退居邊緣的孤獨生活中，能為一本書的聲望而戰，沒有什么比這更好的獎賞了。所以，在布洛赫的《維吉爾之死》的封底上我寫了一句話，希望提醒讀者去看他的英譯本。同樣，我在《泰晤士報文學副刊》上寫了第一篇關于列維-斯特勞斯的非專業文章，題目是“俄耳甫斯和他的神話”，后來收錄進了《語言與沉默》一書中。

數年后，我參加了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在倫敦舉辦的一次講座。當時我坐在教室后排，他發現了我，表示說如果他的演講不夠精彩，那只能歸咎于我：正是因為我他才站到了此處。他的幾句話令我觸動。列維-斯特勞斯的《憂郁的熱帶》和其他著作可能深受一些文化層次較高的讀者喜愛，因為我指出過這些著作是繼蒙田和普魯斯特之后，探討內心的領域里最重要的成果。我必須承認我有時候會犯錯誤，但這是一種必然的缺點。如果有人對這種可能性畏首畏尾的話，我只能建議他們另謀高就了，因為擔心丟臉的人不可能享受到文學的激情與愛。

人難免會犯錯，所以我看有些作家的第一部作品時會激動不已，但覺得他們后來的作品索然無味。與其噤聲不語，遠離新的啟迪，還不如犯錯，因為我們不過是個小人物，文字對我們而言只是一個“前-文本”。很明顯，評注和文本并不在一個層面上。雖然我很喜歡關于普魯斯特的文學評論以及帕斯捷爾納克翻譯的莎士比亞作品，但我們還是應該遵從原作之偉大。偉人執一把火炬走在前面，我們隨行其后是多么快樂！每一天，我都能讀到新的詩歌；每一天，我都聽到最新的音樂。到我這個歲數，我們內心的“耳朵”會變得頑固，沒有什么事情比存有偏見更可怕。有些人面對明早即將成熟的思想果實懷疑不定，我至死都會和這種怯懦做斗爭，我們要滿懷激情地采摘這些果實。對于能點燃我激情的詩人，我可能會弄錯他們的價值，但這不重要，我用愛發現了他們，即便錯了，我也要為之喝彩。

本篇選摘自《閱讀還有未來嗎？：斯坦納訪談錄》。選文有刪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