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老楊把雙肩包放在身邊，書包兩側各有網狀小兜，一邊掖著藍色毛巾，另一邊放著白色保溫水杯。他抻出毛巾，擦著滿臉汗水，右手去抓網兜里的保溫杯。

我趕緊擺手，到我這兒來你還喝自己水呀，早把茶水給你沏好了，明前茶。

我拽過來一把椅子，坐在老楊對面，中間隔著玻璃茶幾。我一邊倒茶水，一邊打趣道，多大的事，電話里不講，還要親自來一趟？

老楊說，求人幫忙，總要有個態度。

我笑道，你就別帶“求”字了，怪緊張的。

老楊“嗯嗯”兩聲，欲言又止。我感覺老楊目光像是拖拽著千斤的重物。

我認識老楊六七年了，聽他朋友講，老楊年輕時身體健碩，保持市直機關運動會短跑冠軍紀錄很多年。

老楊拿出一個皺巴巴的本子攤在茶幾上。我看了一眼，不大的本子上寫滿字，還有勾勾畫畫的痕跡，感覺寫那些字時，老楊是急躁的。除了田徑場上老楊是個急脾氣，平日里始終心平氣和、不急不躁。我曾逗趣說老楊，你在檔案館工作那可真是人盡其才，太適合了。

老楊左手食指按著太陽穴，右手指著小本子說，我現在做的這件事，要分成三步走。

我笑道，“三步走”是咋回事？大步走，小步走，還是碎步走。

老楊沒跟我逗，目光猶疑地低下頭，看著眼前的茶杯。天氣熱，茶杯上的熱氣看不到，但能嗅到綠茶的清香味兒。

屋里一時沒了聲音，有些尷尬。

我趕緊說，你的事肯定幫，別說三步走，六步走也成呀。

坐在沙發上的老楊，身子原本是前傾姿態，這會兒才把后背靠在沙發上，像是自語又像是對我說，我退休前一定要把這件事做完。

老楊在說“一定”兩個字時，運足了力氣，像是在跟誰較勁。

我說，你就直說吧，到底咋回事？

二

雖說有導航指路，老楊還是把車子開過路口，我坐在副駕，余光感覺他有點走神兒。越野車在前面路口掉頭，又重新開回來。順著指示牌的指引，下到一條新修過的柏油路。路不寬，倒是能與對面來車輕松錯開。小路兩旁是十多米高的楊樹，巨傘形狀的樹冠已經形成涼棚，綠陰遮蔽住了小路。目光穿過楊樹，后面是大片荒地，不知名的野花把荒地上的溝溝坎坎全給遮住了，看上去仿佛一馬平川的大草原。

車子向前駛了一段兒，右邊有個拐口，繼續下去，很快看到牌樓式烈士陵園的大門。大門上方的黑色字體，顯示這是一座區級的烈士陵園。

這是老楊“三步走”的“第一步”。

老楊肯定跟陵園管理處提前聯系了，我看見一個穿著白襯衣、黑裙子的中年女性站在門口向我們招手。老楊降下玻璃窗，伸出手，也禮貌地揮了揮，隨后小聲對我說，講解員，姓白，特別熱情。

老楊把車子停好熄火，中年女子迎上來，自我介紹叫“白玉珍”，隨后領著我倆進了辦公室。

老楊與白玉珍簡單地寒暄了幾句，從他們對話中聽出來，老楊和講解員白玉珍通過好幾次電話了。看來老楊跟我說的“三步走”，是他早有預謀的一件事，而且非常謹慎小心。

白玉珍想要給我們沏茶水，老楊連忙擺手，不喝水，辦正事。白玉珍笑著說，那好，跟我走。

走過安靜的走廊，穿過帶有雕塑的大廳，推開白底黑字“第二展覽室”的側門：一間兩百多平方米的展覽室。四面墻壁上布滿黑白色的展牌，有照片有文字；展牌下面是玻璃展柜，里面是各種實物。

白玉珍領著我們徑直走到一個角落，指著墻上的照片，說，這就是你們要找的孫健烈士。

我和老楊站在展板前。有三張翻拍照片，兩張是孫健單人照，一張是“全家福”。照片下面是簡單的文字介紹。

我細看，老楊則用手機拍下照片和文字。

額頭前面留著“齊眉碎”的單人照，是孫健剛到延安時的照片，目光帶著青春的激情還有對未來的向往。另一張單人照，齊耳短發，但額前沒有了“齊眉碎”，頭發直直地分開，露出寬寬的額頭。她穿著背帶褲，白色粗布尖領子襯衣，面容嚴肅，從服裝和眼神來看，已經在延安生活一段時間。最后那張“全家福”，也是在延安拍攝的。孫健抱著兒子，坐在一張高腿木椅子上，那張椅子笨拙、粗糙，透露著延安艱苦生活的氣息。兒子坐在她膝蓋上，雙手向前撲著，似乎要抓住什么，兒子圓圓的眼睛，不眨眼地看著前方。孫健的丈夫老樊站在身邊，身材瘦弱，但目光嚴肅、堅定。

老楊跟白玉珍講，他還見過孫健另外的照片。孫健的發型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華北地區鄉村女子的發型，沒有任何修飾，發梢直接垂到脖頸之處。

白玉珍說，能不能把您掌握的照片給我們翻拍一下？

可以呀，老楊說完，又問道，這展板上的照片來自哪里？

從區里的“史志辦”翻拍來的。白玉珍說，您手上的照片，又是從哪兒找到的？

老楊“嗯唔”了一聲，沒回答。我悄悄看了一眼老楊，他似乎若有所思。白玉珍也沒再問。

老楊說，我前段時間翻閱資料，發現孫健烈士名字有兩個。一個是“健”字，另一個是“建”，我這次來陵園就是想核對一下，到底哪個字正確。

白玉珍手指展板，說，旁邊有“單立人”的“健”。

老楊問，這么肯定？

白玉珍說，孫健烈士現在還有親屬，清明節還會來陵園祭奠，假如名字有錯誤，親屬應該指出來了。我們陵園也有過多方核對，肯定是“健”字。

老楊補充說，當年到延安的青年，好多人都改過名字。

白玉珍說，您放心，不會錯，是有“單立人”的“健”。

老楊點點頭。

這時白玉珍的手機響了，她接聽，“哦”了兩下，轉過頭對老楊說，您先看著，我去趟辦公室，一會兒就回來。

老楊客氣道，沒關系沒關系，您先忙著。

白玉珍說著“不好意思”，又朝我點點頭，快步走了。

展覽室只有老楊和我，繼續揚著頭，看展板上的文字介紹。過了一會兒，我瞅見老楊不住地眨眼睛，腦袋也在不住地轉動。少頃，問我，展板上的文字介紹，你看出問題沒有？

我有點恍惚，搖搖頭。

老楊說，展板上這句話值得深入研究。說著，揚起手，指給我看。

我湊前細看，展板上的那句話是這樣的：1946年受黨重托，孫健攜密件同丈夫和剛滿兩歲的孩子赴大連。途中，由于叛徒的告密，敵人的軍艦追上她乘坐的商船，并發出“捉住孫健”的狂叫……

老楊說，這句話中，“重托”兩個字值得關注，為何不是我們熟悉的“上級派出”或是“組織安排”？

我反問道，怎么回事？

老楊好像在梳理思路，說，孫健和她丈夫老樊是中共黨員，任務又是組織安排的行動，為何會是“重托”？還有“捉住孫健”這句話，是否意味著當時船上只有孫健一家三口，敵人目標非常明確，才會如此狂叫，那么船上還有沒有其他戰友同行？

老楊果然厲害，展板上面的解說，我沒看出任何端倪。看來老楊真是下了功夫。

老楊自語道，孫健一家三口人犧牲了，假如還有其他人同行，那些人在船上的情況又是怎樣？還有，孫健一家三口人跳海犧牲過程，最后是怎樣認定的？

老楊一連串發問，把我給問蒙了，我是完全回答不了。隨后，老楊像是說給我，也像是說給他自己，喃喃道，最后一個細節，孫健犧牲時間不準確。有資料說是1947年2月，這里標明的是1946年冬季從延安出發執行任務、最后犧牲在渤海上，也沒有說明具體的犧牲時間。從出發到犧牲，這段時間有多長？

這時，白玉珍回來了，連說“不好意思”。老楊擺手道，沒關系的，打擾你了。

我在旁邊聽著老楊和白玉珍對話，這才清楚老楊來陵園的目的，他要厘清兩件事：一個是烈士名字準確寫法，因為之前查找相關資料時，發現烈士名字有兩種寫法，一個是“孫健”，還有一個是“孫建”；另一件事，盡最大可能收集烈士事跡介紹，因為烈士生前機要員的特殊身份，如今能夠見到的相關資料非常少。

告別講解員白玉珍，我和老楊離開烈士陵園。路上，老楊跟我說下周要陪他去孫家莊。

我說，答應你了，肯定陪你去。

老楊笑道，反正你也退休了，在家也沒事。是吧？

我說，你現在變得啰唆了。

都說人的脾氣一輩子不會變，其實會變的。老楊說，有的人，年輕時候不愛說話，到老了，就會變成話癆。反過來呢，年輕時候愛說話，到老了，會變得沉默。

我說，有道理。

這時，老楊踩了一下油門，車子向前躥了一下。

老楊說，河北省，不遠。下周六去。

我說，去河北，是你的“第二步走”，對吧？

老楊說，是呀。

三

和老楊從烈士陵園回來的轉天下午，我接到一個電話，是老楊單位同事老馬打來的。兩年多沒跟老馬聯系了，突然接到他的電話，一時有些詫異。簡單寒暄幾句過后，我問老馬有啥事？老馬問我最近跟老楊在一起是嗎？我說是呀，出什么事了？老馬說沒事沒事，就是隨便問問，接著又說起別的事。我放下電話后，感覺不對勁兒。

我退休前在一家名人紀念館上班，與老楊供職的區檔案館有業務聯系，我以前經常去找老楊，跟檔案館好多人都熟悉，跟老馬就是這么認識的。老馬比老楊大三歲。老楊剛進檔案館工作時，在接收征集科，老馬還以師傅身份帶過老楊一段時間。后來老馬去了保管保護科，兩人結束了師徒關系。

我心里放不下事，第二天還是把電話給老馬打回去。我說老馬呀，你有事吧？老馬說，咳，不是什么大事。我說，這樣吧，我找你去，離著不遠，開車一會兒就到了。老馬頓了頓，好吧，你來吧。

多年沒見，老馬瘦了，一問才知道，得了糖尿病。老馬拉我坐下來，又問我身體情況。見到熟悉的人，老馬有些興奮，聊了好一會兒其他事，我也不好打斷他，過了好一會，我才把話題扯到正題上。

我問老馬給我打電話，到底有啥事？

老馬說，你和老楊去烈士陵園了？

你消息夠靈通呀？我說，前天我倆去的。

老楊心里這個坎兒，還沒過去呀。老馬喘口氣，聲音很重地說，我家老爺子和老楊他爸是老同事，多少知道他爸一點情況。

老馬和老楊父輩的交情，之前我聽說過，可具體情況不了解。眼下，我看著老馬消瘦的臉頰，感覺話題扯得有些遠。不明白已經去世的老楊他爸，怎么會跟老楊現在了解孫健烈士的事情有關，況且老楊也沒跟我講這些。

我想把老楊了解孫健烈士的事講一下，可又一想，別多嘴了。還是多聽老馬說啥吧。我以前是有啥說啥，如今年歲大了，變得小心謹慎了，或者說變狡猾了。

老馬說，我就跟你念叨一下。你好好幫助老楊。老楊內向，但心眼好，就是心思重。一點遺憾的事，會記上一輩子。

我說，我們關系不錯，都是朋友。

老馬說，咱都一樣，都是朋友。

老馬和老楊“父一輩、子一輩”的關系，我多少知道一點，老馬父親和老楊父親過去都在食品調料公司工作。老楊他爸當過公司副書記，老馬他爸是公司副經理，后來老馬他爸調到供銷合作總社。

老馬說，我爸調走之前，在老楊他爸家喝過一次酒，老楊他爸親自下廚，做了一桌子菜，給我爸餞行。老哥倆越聊越高興，后來又傷心起來。老楊他爸喝得有點高，跟我爸說了內疚了一輩子的一件事。

我不解，問老馬，啥事會內疚一輩子？

老馬說，人呀，到了晚年，大體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懺悔，一種是把往事拋在腦后。

我說，那老楊他爸就是懺悔了？

老馬說，能夠懺悔的人，都是心地善良的人。

原來，老楊他爸14歲從河北鄉下來天津衛，在一家雜貨莊學做生意，說得通俗點，就是學徒工。那年是1943年。有一天，老楊他爸去外面送貨，回來時看見雜貨莊里坐著幾個陌生人。其中一個戴禮帽的人，看見老楊他爸操著一口鄉下口音，就把他拉到外面，從口袋里掏出糖果掖進他口袋里，拉家常一樣，問他店鋪里幾個人姓什么叫什么，什么時候來到店鋪的。老楊他爸年紀小，又剛從鄉下來，吃著糖果，人家問什么他就說什么，人家不問，他還要主動講。戴禮帽的人靜靜聽。老楊他爸剛住嘴，戴禮帽的人繼續鼓勵他講。最后老楊他爸實在沒話可講了，戴禮帽的人才拍了拍他的腦袋，轉身進了店鋪。幾個陌生人嘀咕了幾句，就把店鋪里的一個伙計帶走了。后來那個伙計再沒有回來。事后老楊他爸才知曉，那幾個陌生人是漢奸便衣隊，專門抓捕共產黨。新中國成立后，老楊他爸恍然大悟，原來他學徒的這家雜貨莊，是中共晉冀魯豫邊區政府1942年在天津建立的秘密聯絡點，不只是這一家雜貨莊，還有銀號和貨棧。那個被便衣隊帶走的伙計，是中共地下黨員。遺憾的是，始終沒找到那個伙計，可能是被秘密殺害了。

我糊涂了，心想這跟老楊采訪孫健烈士的事有何關系？

老馬這會兒沒注意我表情，松了松肩膀，接著說，老楊他爸總是認為，那個伙計哥哥被抓走跟他有關。這件事折磨了老楊他爸半輩子。

我問，地下黨伙計被抓走，真的與老楊他爸有關系？

老馬說，老楊他爸那時還是個小孩子，哪知道那個伙計是地下黨。不過就是說話太多了，不知道哪句話，被便衣隊漢奸抓住了破綻。

我聽得糊涂。

老馬緊跟著又說，老楊也做過一件后悔的事。

哦？我瞪大眼睛。

老馬說，老楊剛到接收征集科工作時，接過一個電話，對方說是要捐獻一份資料，說是轉天來檔案館，可是轉天沒來。按照規定，老楊應該記下對方的聯系方式，可老楊當時想，對方明天來，大意了，忘了要對方的聯系方式。關鍵是，說要捐獻資料的那個人，再也沒有來過，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問老馬，再后來呢？

老馬說，那時候我已經不在接收征集科了，說不清楚了。

我被老馬搞得有些糊涂，老楊他爸早年往事……老楊的工作遺憾，如今老楊了解孫健烈士的事……真是被這連環套搞糊涂了。可也不能責怪老馬，他也不是特別清楚，也都是聽來的事，所以講起來也是天上一腳、地上一腳。

老馬說，我估摸著老楊到烈士陵園收集整理資料，跟他爸年輕時遇到的那個地下黨伙計有關系。

真的嗎？我問。

老馬說，我就是猜呀。歲數大了，坐在家里，總是想八百年前的事，還愛多管事。你呢？也這樣嗎？

四

你知道嗎？孫健出生地在天津與河北交界處，一個叫孫家莊的人口很少的小村子。這個小村莊1949年之前屬于河北省，20世紀60年代才劃歸到天津。

老楊開著他的黑色越野車，時不時偏過頭來講幾句。我坐在副駕上。我沒有把老馬和我見面的事講給老楊。因為老楊也始終沒講了解孫健的具體原因。其實我和老楊聯系并不多，我媳婦和老楊媳婦關系才好，她們都是煙臺人，經常湊一起去逛商超，有時還會“煲電話”。至于我和老楊，都已經是或接近耳順之年的人了，多少有了一些城府。老楊不講，我也不好問。但有意思的是，我越是不問，好像他越要講，越是沉不住氣。他不是大段講，一股腦地講，都是零零碎碎地講，想起什么就說幾句。我猜想，大概他知道得也不完整吧，也是零零散散地得來，所以也就零散地講。也正是在零散的閑聊中，我才慢慢清楚，老楊自己收集孫健相關資料，可不是一年兩年了，只是不知他為何自己收集整理，而不是納入檔案館工作之中。轉念一想，也不是違法的事，他這么做肯定會有他自己的想法。

車窗外面景色不斷變化，道路兩旁一會兒楊樹，一會兒槐樹，一會兒柳樹。耳邊是老楊講述的孫健往事——1939年春天，孫健和她兩個姐姐，一個是胞姐孫曉燕，另一個是叔叔的女兒、表姐孫曉芬，離開孫家莊前往天津衛。

老楊說，孫健走上革命之路，離不開一個重要的引路人——她的叔叔。這是一個關鍵人物，也是一個神秘人物。老楊說他查遍孫健叔叔的歷史資料，非常非常少，只知道新中國成立后，在南方某個城市擔任要職，后來在中國駐外機構工作。

我側過臉，看著略微有些激動的老楊。突然發現老楊真的有點老了，臉上已經有了褐色斑，陽光照上去更加明顯。老楊的目光雖然是前視狀態，但他卻用余光告訴我，孫健的叔叔的確是個“大人物”，日軍占領香港之前，孫健的叔叔就已經在香港了。叔叔通過天津地下黨的關系，把三姐妹從河北鄉下小村莊接了出來，安排她們先到天津，然后再設法前往香港。

我覺得不可思議。見多識廣的叔叔，把三個鄉下小姑娘接出來，要是等她們年齡大一些不是更好嗎？三個鄉村女孩子離開家鄉，前往那么遙遠的地方，能成嗎？

老楊說，這三個姑娘可見過世面。

老楊告訴我，孫健跟著父母還有哥姐曾在天津生活讀書一段時間，她們是見過世面的鄉下人，有過在大城市生活的經歷。日軍占領天津后，孫健上街貼過抗日標語，跟著抗日學生上街游行過，只是因為家境困難，最后才和哥哥輟學返回河北鄉村。

我說，那可不簡單。

老楊說，孫健去天津之前，就開始接觸進步思想。孫健和她兩個姐姐，讀過叔叔從香港寄來的進步書籍。姐兒仨在離開小村莊前，就有了“革命基因”。

我說，那個時候孩子早當家，成熟早。可三個女孩子從河北鄉村到天津，再從天津到香港，在1939年的動亂年代里，戰亂、匪患還有無處不在的特務，每個環節都有可能會出事，都會帶來巨大的危險。

老楊感慨道，沿途都有地下黨的幫助。沒有地下黨暗中協助，三姐妹不可能安全到達香港。

五

在距離孫家莊還有五里地的時候，從車窗往前看，不遠處亂糟糟的。有許多高大威武的工程車運廢土，同樣巨大的壓路機緩慢移動，發出隆隆的聲響，還有許多穿著黃色閃光背心的工人，手拿鐵锨來來回回走動。

眼前的限行標志，說前面的路被封閉了。老楊跟我商量怎么辦，我說你開車，聽你的，你定。老楊告訴我，現在這個地方叫楊家莊。

我說，你怎么知道楊家莊。我說著，拿出手機搜索。老楊擺手說，沒錯兒，放心吧，這是楊家莊。我清楚。

你清楚？我問他，你來過？

來過。老楊說，這里離孫家莊五里地。

我說，說遠不遠，說近不近。

老楊把車停在路邊，下了車。

我看見車后方向不遠處有一塊巨石，上面書寫三個紅色大字——楊家莊。我望著巨石上的三個楷書大字，忽然想到老楊，想到老楊父親，他們姓楊，老家也是河北省。我又想起老馬跟我講的老楊父親的往事。當然，還有當年住在孫家莊的孫健烈士。

老楊拉我在旁邊一棵老槐樹下坐下來，要歇歇腿腳，順便抽支煙。我們倆把煙點上，聊著天，很快話題又回到孫健三姐妹身上。

老楊說，我看了她們不少的歷史資料，有能講的，也有不能講的。

你有檔案紀律，我不問。我說，你就講能講的。

老楊說，看她們經歷，我總想現在青年人，有的都二十八九了，還過著“父母月”的日子，真是沒法比呀。

我說，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特點。

老楊哼了一聲，面露難色。

我知道老楊的兒子也不小了，找了好多工作，稍不滿意，說辭職就辭職，提起書包就走。他兒子至今也不找工作，說是在家里做網站，其實就是上網打游戲玩樂，整天無憂無慮不著急的樣子。

老楊把話題轉到三姐妹身上。

老楊說，三姐妹在香港沒待多長時間，有一天叔叔就問她們，愿意不愿意前往《西行漫記》里的延安？那時候《西行漫記》對進步青年有著巨大的吸引力，許多青年就是看過這本書之后，開始前往延安參加革命的。孫家三姐妹通過叔叔郵寄，早就看過這本書。如今聽了叔叔的話，三姐妹立刻答應下來，甚至想要拔腿就走，恨不得馬上到達延安。

我聽得入迷。

老楊說，她們脫下旗袍，換上女工衣服，在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幫助下，跟隨一個歸國服務團，開始了她們的“西行漫記”。在這個歸國服務團中，有進步青年學生、歸國華僑，還有同情中國的外國友人。這是一支人數龐大的隊伍。三姐妹跟隨這支隊伍，從香港到廣西、貴陽、西安、延安，這樣遙遠的距離，再加上處于戰爭期間，困難真是無法想象。這一路，汽車、輪船、步行，幾乎所有的行走方式，三姐妹都嘗試過了。在這場漫長的艱苦行程中，孫健胞姐孫曉燕得病死了。

孫健胞姐孫曉燕身體始終不太好，這一路艱辛行程，最后死在半路上。老楊說，孫健和表姐到了延安之后，最初在陜北公學學習，畢業后的1940年，孫健加入中國共產黨。這一年，孫健只有17歲。

老楊陷入沉默之中，不住地吸煙，大概又想起他那個不爭氣的兒子。

我看看表，下午三點多鐘了，天氣更熱了，因為修路，再加上偶爾有風，塵土飛起來。我們離開那棵老槐樹，又往后走了十幾米，空氣稍微好一點。

我問老楊，我們是找個地方住一晚，還是怎么？

老楊說，兩個小時的路，住啥呀？

我說，那怎么辦……過不去呀？

老楊說，幾里地的路，就當散步了。你成嗎？

我問他，你去孫家莊找誰呀？

老楊說，不找誰，就是想站在那里，感受一下。

我說，那好吧。

我跟在老楊身后，深一腳淺一腳向前走。

我們在穿著黃色背心的鋪路工人旁邊走過去。剛剛鋪好的路面，在陽光下散發著灼熱的氣體。那條通往孫家莊的路面，高出路邊有一米。

我望著這條在太陽下散發著蒸汽的路面，繼續聽老楊講述孫健和她表姐的事。我覺得自己也被孫健烈士的故事迷住了。莫非老楊也和我一樣，在偶然走入這段歷史之后，越是深入了解，越是不能自拔？

孫健和孫曉芬陜北公學畢業后，組織上安排姐妹倆一起到社會部機要科工作，任譯電員。她們主要任務是面對重慶方面地下黨的聯絡。也就是在這段時間，孫健認識了一個叫老樊的同事。老樊也是共產黨員，同樣老家在河北省。工作中的頻繁接觸，讓兩個年輕的老鄉產生好感并且相愛。1942年，他們在棗園窯洞舉行婚禮。

老楊說，你知道孫健和老樊結婚時的證婚人是誰嗎？

我問，是誰？

老楊說，那可是一個大人物。

哪個大人物？我問。

老楊把嘴巴湊近我耳邊，小聲說了一個名字。見我睜大眼睛，問我，是不是大人物？

我點頭稱是。老楊得意地笑起來，像是擁有秘密之后的快意。

老楊還把他手機里的照片發給我，從幾張歷史照片中，可以窺見孫健、老樊生活面的情況。他們穿著邊區生產的灰布棉衣，腳上穿的是自己編織的草鞋；還有他們看過的書籍，有毛澤東的書，還有大量文學書籍，比如魯迅、巴金等人的小說以及蘇聯文學作品。之前就愛好文學的孫健，在走入革命隊伍之后，閱讀文學書籍的習慣依然沒變。

老楊看著前面，回手從雙肩背的外兜中拿出毛巾，擦臉上的汗水。老楊愛出汗，即使有空調的辦公室里，桌子上也要放一條毛巾。

老楊告訴我，在機要隊伍中，有一個必須嚴守的規定，譯電員要把密碼視為自己的第一生命，也就是說，要把自己性命排在第二位。當時孫健與老樊的結婚誓言就是與密碼共存亡。

老楊問我，抗戰勝利初期的中國形勢，你應該知道吧？

我說，這段歷史大家都知道。

老楊說，最有名的就是重慶談判了吧？1946年初，周恩來率領中共代表團前往重慶與國民黨談判，孫健的表姐孫曉芬和丈夫一起跟隨周恩來前往。

我說，那可不簡單。

是呀，老楊說。孫健與表姐告別，叮囑表姐注意安全。那時候，孫健不知道，她也將很快走上新的戰場。

我問，孫健后來也去重慶了？

老楊說，沒去重慶，去的東北。

這又是一段重要歷史。1946年底，中共決定建立東北局，派兩萬名干部和十萬大軍挺進東北。中央社會部根據孫健、老樊的政治表現、業務能力還有他們已經建立家庭的工作便利，決定派他們夫妻前往東北。這次工作談話與行程安排，依舊是社會部那位“大人物”來親自布置。

我說，就是給孫健做證婚人的那個“大人物”？

老楊抿著嘴唇，點點頭，說，這一路程非常不容易，不比孫健當年從孫家莊前往香港，再從香港前往延安輕松。他們一家三口人，從延安先到山東，在煙臺乘坐商船到大連，然后再經陸上，直抵國共正在“較勁”的東北。為了孫健一家人能夠安全上船，上級派了一個班的戰士，化裝成各種身份的人員，沿途秘密護送，直到看著他們安全上了商船，這一個班的戰士才撤退。孫健一家三口終于離開青島港，乘坐的商船過了黃海，還是比較安全的；但是行駛到渤海時，突然遭遇國民黨軍艦近距離炮轟、機槍掃射，危險再次降臨……

我猜測說，國民黨顯然有備而來？

根據后來的解密材料，確實如此。老楊長長嘆口氣，說，孫健和丈夫犧牲年月，根據我們檔案館資料顯示，是1947年2月。烈士陵園記載是1946年冬季，指的是孫健、老樊從延安出發的年月，從這些信息來看，他們從延安到青島，走了三個月時間。可見有多么艱難。

我這才明白，兩個部門記載孫健犧牲年月不同的原因。一個是從延安來到青島的出發時間，另一個是烈士的犧牲時間。我想老楊如此精細考證，一定有著更重要的目的。我心里猜測，還有一個關鍵信息，那就是“煙臺”。老楊妻子是煙臺人，孫健烈士表姐孫曉芬在20世紀80年代離休后，從南方返回故鄉，也是定居在煙臺。從這些情況來分析，老楊不辭辛苦調查這件事，是否會有某種特別的關聯？

老楊嘴巴嚴，不把他逼問急了，他從來不主動講什么。那就等著他自己說吧。我不問。

六

依靠老楊手機提供的步行導航，似乎并不準確。別說到孫家莊，在楊家莊就迷了路。因為臨時修路的時間很短，導航沒有完全修正過來。我們在村子小路里轉來轉去，就是走不出去。

我看見不遠處有兩個坐在門口嘮嗑的老大娘，我說咱倆干脆問問路吧。老楊腿腳比我利索，小跑幾步，到了那兩個老大娘近前。我也小跑兩步跟上。

一個穿著暗花襯衫、滿臉皺褶、大概有70歲的大娘熱情指路，向南走，向東走，再向……對于不識東南西北的天津人來講，依靠“東南西北”在村子里走，那可太難了。雖說只有五里地，卻感覺迷迷糊糊。

老楊又問另一位稍微年輕一點的大娘，問她知道孫健嗎？

兩個大娘互相看了看，全都搖頭說不知道。

老楊換了方式又問，這個孫健是孫家莊的人，離你們楊家莊只有五里地，沒聽說過這個人嗎？

還是那個年歲大些的老人，問老楊，這個人是做啥的？

老楊告訴她們，是一位烈士。

兩位老人同時“哦”了一聲，一起說，烈士……那就是犧牲了。

老楊若有所思地點點頭。我向他遞個眼色，走吧，別在這耗時間了。

我們告別兩位淳樸的鄉下老人，繼續向孫家莊走。老楊安慰我，天氣熱黑得晚，別慌，兩小時高速路，很快就回去。

我說，你再接著講。

老楊說，是不是也被吸引住了？

我說可不是。

老楊擦汗，接著說，國民黨軍艦炮轟商船，商船受損拋錨了，士兵們跳上商船，舉著大槍，在商船上仔細盤查乘客。在延安受過特殊訓練的孫健、老樊，要是孩子沒有受傷，要是在陸地上，孫健兩口子尚還有搏斗、逃走的可能，可是在茫茫大海上，沒有逃脫的可能了……

我發現老楊眼圈紅了。

老楊說，我在查閱資料時還發現一個細節。孫健、老樊在延安的特別訓練，還有一項游泳技能的訓練。也就是說，孫健、老樊夫婦都會游泳。而他們選擇的犧牲方式，與水有關。兩個會游泳的人，如何讓自己沉沒在大海中，他們是怎么做到的？在跳下大海的那一刻，水下的他們又互相做了什么？

我停下腳步，喝口隨身攜帶的礦泉水，問老楊，當時商船上真的沒有其他人嗎？沒有其他趕赴東北的干部？

老楊說，船上還有，他們已經意識到敵人炮艦能夠目標準確地包圍商船，肯定知道船上有中共的人，肯定消息準確，否則不可能直接炮擊商船。

我問，那最后呢？

老楊說，船上的中共干部全選擇了跳海。事后得知，跳海的人中有一位幸存者，是一位交通員，他在老樊的命令下，從船艉下水的。下水前，老樊為他準備了一個空木箱，這位交通員依靠這個空木箱，在大海上漂了十多個小時，最后終于逃離險境。后來他把商船上英雄們跳海的情況，如實匯報給了黨組織。再后來，延安社會部還為孫健、老樊等人舉行了簡樸的追悼會。

還有人活著就好，要不，沒有人能夠說明商船上的情況了。

老楊說了句“是呀”。

我們倆說著話，倒是感覺時間不長，兜兜轉轉來到了孫家莊的村口。真是不巧，孫家莊也在修路，路面的土都翻起來了，根本下不去腳。楊家莊是快要修好了，孫家莊這里才剛開始。根本進不了村子。

我說，剛才問楊家莊的兩位老人時，忘了問她們孫家莊是否也在修路。

老楊說，修路也得來呀，站在這里望一眼，也好呀。

正是傍晚時分，落日余暉灑滿靜謐的村莊。

老楊望著夕陽，更加感慨起來，孫健兩口子其實可以有多種選擇：比如把密碼本和相關文件投入大海。出發前他們在裝有密碼本的油布包里，放上了兩個銀元，加了重力，為的是遇到突發情況，投入水里后，不容易漂上來；還有一種辦法，可以把受傷的孩子交給船上的其他乘客，也有活下來的可能……但是孫健、老樊沒有那樣做。

我說，想想心就痛，他們30歲還不到呀。

老楊說，哪里呀，他們三口人加一起的年歲，也才51歲。

我感覺心里像是坍陷了一大塊，好像能夠理解老楊獨自了解孫健烈士的心情。

老楊自語道，我是這么猜測的，孫健兩口子覺得讓密碼本獨自漂流大海，他們不放心，他們必須和密碼本在一起；把孩子交給其他人，他們也不放心，兩歲的受了傷的孩子，怎么能離開父母呢？于是，他們選擇三人在一起，不，四個人在一起，密碼本也是他們的家人。他們與密碼本、孩子，一起走向大海深處是最好的選擇。做出這種選擇的時候，沒有時間讓他們猶豫。他們一下子就這么去做了。

我和老楊站在孫家莊村口前，那一刻，什么都不想講了。

就那么站著，站了好長時間。

七

天快黑下來的時候，我們已經在返程的路上。

我忍不住，終于把老馬講給我的事情講給老楊，主要是想旁敲側擊了解老楊一家和孫健烈士是什么關系。

老楊笑道，你嘴巴夠緊的，其實老馬已經告訴我了。

我心里好氣，老馬這家伙原來講了。

老馬跟你講那個伙計哥哥在店鋪被帶走，后來再也沒回來。是吧？

我說是呀。

這件事，我爸記掛了一輩子。老楊說，你知道我爸去世前跟我怎么講的嗎？

我問，怎么講的？

那個伙計哥哥的事，讓我爸惦念了一輩子。老楊說，那個伙計哥哥比我爸大4歲，對我爸特別好，事事照顧他，把他當作親弟弟。有一次我爸出去送貨，被街上站崗的警察打了，用警棍打的小腿，骨頭給打裂了，腿腫得老高，走不了路。伙計哥哥背著我爸，去找城里的老中醫治療，用祖傳中藥敷好了。我爸上年歲后，總想起他趴在伙計哥哥的背上，去城里看腿傷的事。

我說，人到老年，總是想往事。我們不也是這樣嗎。

老楊說，聽我家老爺子講，他就是自責自己，要是當時說得簡單點不就得了嗎，為啥要說得那么詳細呢？一個鄉下孩子，腦袋一搖晃，不知道。便衣隊那伙人又能怎樣？我從小我爸就囑咐我，要把嘴巴擰緊了。那時候不知道原因，后來知道我爸早年這件事，算是明白了。

我說，我幫你“三步走”，總要知道“第三步”是怎么個走法。還有你，總應該告訴我，你們家跟孫健烈士一家什么關系。

我側看老楊，發現他眉毛一抖。

我繼續說，孫曉芬離休在煙臺，你妻子也是煙臺人，你們是不是有什么關系？

老楊沒言語，目光直視前方。黑夜已經徹底降臨了，前面的世界變成了一束光，隨著汽車的顫動，那束光也在上下抖動。

我聽見老楊吸了一下鼻子，說，“第三步”走，就是請你幫助我整理材料，孫健烈士生前的事也要了解清楚。

我長嘆一口氣。

明天你先休息一下，后天我去你家，把材料給你。

那又怎樣？我問。

你看完材料，就什么都明白了。

我側過臉，看著既熟悉又陌生的老楊。在迷亂的燈光下，我看見老楊流淚了。

我不問了。

那一刻，我感覺前面的燈光，好像不是汽車射出去的，而是來自另外世界。

（特約編輯 驀 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