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30年代，茅盾（右一）與家人

在《中國新文學史稿》中，文學史家王瑤先生曾有這樣一個看法，他認為對20世紀中國文學產生影響的，有兩個傳統，一個是中國古代文學傳統，一個是以五四新文學為代表的現實主義傳統。而五四新文學傳統之所以能夠形成并產生強大的文學影響，得益于一大批新文學運動參與者的不懈努力和廣大新文學愛好者的熱情支持。的確，以新文學起家的諸多20世紀中國文學大師中，茅盾是其中非常突出的一位。如果從20世紀20年代報刊上發表的對茅盾（沈雁冰）文學評論以及文學創作的最初評論算起，茅盾研究已經走過了百年歷程。在這近百年時間里，圍繞茅盾文學成就以及對茅盾創作、評論的不同評價，形成了不同時期文學審美的一個又一個聚焦點。各種不同意見的分歧，并不意味著茅盾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和影響有所消退，而是顯示了以茅盾為代表的文學審美方式在不同的時代流變中，與不同審美觀念、審美方式不斷對話、交流的過程，顯示了茅盾文學傳統的時代魅力。這種傳統影響，在我們今天的文學生活中仍然可以感受得到。

對思想和文化發展的推動

作為五四新文學運動的早期參與者和20世紀中國新文學運動的標志性人物，1981年茅盾逝世后，國家給予他極高評價。在茅盾先生的追悼會上，胡耀邦同志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詞，他稱贊茅盾先生是“國內外享有崇高聲望的革命作家、文化活動家和社會活動家。他同魯迅、郭沫若一起，為我國革命文藝和文化運動奠定了基礎”。茅盾的文學創作成就，“為我國文學寶庫創造了珍貴的財富，提高了現實主義文學創作的水平，在文學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

茅盾晚年在撰寫回憶錄時，對自己的一生有過總結。他認為自己“幼年稟承慈訓，謹言慎行。青年時甫出學校，即進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四年后主編并改革《小說月報》，可謂一帆風順。我是有多方面的嗜好的。在學術上也曾讀經讀史，讀諸子百家，也曾學作詩填詞。中年稍經憂患，雖有抱負，早成泡影。不得已而舞文弄墨，當年又有‘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之情勢，其不足觀，自不待言”。從他的這段話中，可以看到家庭教育、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對其早年事業成就有著非常大的影響。茅盾，原名沈德鴻，1896年7月4日誕生在浙江桐鄉烏鎮的一個較為殷實的人家。父親是清末秀才，但茅盾十歲時父親就病故了。在茅盾的記憶中，父親是一個維新派，討厭八股，喜歡數學，希望有朝一日去杭州、上海見見世面，甚至到日本去留學。他常常勉勵自己的孩子“大丈夫要以天下為己任”。茅盾的母親陳愛珠出生在中醫世家，知書達禮，在丈夫病故后，努力培養茅盾和小他四歲的弟弟沈澤民。茅盾中學輾轉于湖州中學、嘉興中學和杭州安定中學，1913年中學畢業，考取北京大學預科的第一類（即文、法、商科）。在他的記憶里，北大預科似乎并沒有留下特別的印象。

1916年上半年，茅盾從北大預科畢業后，通過在北洋政府財政部債務司任司長的親戚盧鑒泉先生的幫助，經商務印書館北京分館經理孫伯恒的介紹，于8月28日到上海商務印書館報到。商務印書館負責人張元濟先生安排茅盾到編譯所英文部工作，這是茅盾走出校門踏進社會后的第一份工作。商務印書館特殊的文化氛圍，幫助了青年茅盾迅速成長為一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參與者和引領者。茅盾從1916年到商務印書館任職，到1926年離開，南下廣州參加革命，十年編輯生涯給他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他晚年的回憶錄《我走過的道路》中，有七章是記錄自己在商務印書館時的經歷，如“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我的婚姻”“革新《小說月報》的前后”“復雜而緊張的生活、學習與斗爭”“一九二二年的文學論戰”“文學與政治的交錯”和“五卅運動與商務印書館罷工”等。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商務印書館這一文化平臺，培養和造就了青年茅盾。

商務印書館是當時中國規模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文化出版機構之一，匯聚了一大批優秀的文化人才。除了張元濟、高夢旦、杜亞泉、鄺富灼、孫毓修等前輩，同輩中像胡愈之、鄭振鐸、楊賢江、章錫琛、葉圣陶、王伯祥等，都是熱心文化事業的文化人，所以茅盾在商務十年，有機會與一大批文化人共事，接觸到各種新知新學，不斷擴大自己的文化視野，進而參與到新文化運動之中，成為新時代文學的弄潮兒。同時，商務印書館的特殊環境，培養了茅盾對文學、文化領域新變化的職業敏感。商務印書館不僅深深影響了茅盾，也深深影響了一批新文學新文化運動的引領者。據胡愈之先生回憶，商務印書館的編輯中，他和茅盾兩人是最熱心閱讀《新青年》的，每每新刊到門市部，他倆總會去購買閱讀。《新青年》宣傳的啟蒙思想激發起茅盾等商務印書館青年人對社會問題的思考。這些年輕人每月基本上都會有一次聚會，相互交流意見。這一時期，茅盾的表現十分搶眼。他除了完成商務印書館交代的編輯工作外，自己抓緊時間大量閱讀外國文學，如商務編譯所圖書室收藏的英文版《萬人叢書》（Everyman's Library）和《新時代叢書》（Modern Library）等，使他獲得了較為系統的外國文學知識。他不斷將自己的思考寫成文章，向商務印書館以及上海的《時事新報》和《民國日報》的副刊《學燈》《覺悟》投稿。1917年12月號的《學生》雜志發表了茅盾的《學生與社會》，這是他發表的第一篇論文。此后，茅盾在該雜志發表了《托爾斯泰與今日之俄羅斯》等論文。他在《學燈》上連續發表文學論文，翻譯和介紹外國文學，鼓吹新文化。青年茅盾積極投稿和其高質量的稿件，引起了《時事新報》主編張東蓀的注意，認為發現了一個人才。張東蓀辦《解放與改造》時，主動向茅盾約稿。1920年初，陳獨秀到上海參與創建中國共產黨時，曾聯系過張東蓀，茅盾很有可能是他推薦給陳獨秀的年輕人之一。正是在商務期間，茅盾的文化視野從文學擴展到了整個思想文化領域和社會政治領域。他翻譯介紹過羅塞爾的基爾特社會主義，也翻譯介紹過尼采學說。這一時期對茅盾思想影響最大的，要數與陳獨秀的結識。1920年2月，陳獨秀到上海后，為籌備在上海出版《新青年》，約茅盾、陳望道、李漢俊、李達等一批年輕人到漁陽里2號談話。8月，上海共產黨小組成立。茅盾晚年回憶說：“我是在一九二〇年十月間由李漢俊介紹加入共產黨小組。”這是茅盾參與政治活動的開始。1920年11月下旬，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高夢旦約談茅盾，告訴他商務印書館決定從次年開始請他擔任《小說月報》主編，全面改革《小說月報》。因《小說月報》的稿約關系，茅盾結識了新文學家王統照，通過王統照，與北京的鄭振鐸等新文學同人建立起了聯系，參與到文學研究會的組織系統，成為新文學社團文學研究會的12位發起人之一。也正是在主編《小說月報》期間，茅盾與北京的魯迅、周作人、胡適等人有所交往。查閱茅盾年譜，不難發現，他擔任《小說月報》主編期間，文學評論是他的主要工作。結合新文學創作實際，他撰寫并發表了大量文學評論，他是這一時期國內最活躍的文學評論家之一。

從1916年8月到商務印書館任職，到1920年底接任《小說月報》主編，經過四年的努力，青年茅盾迅速成長為當時國內新文學領域的核心人員。但與一般的新文學家不同，除了從事文學活動外，他的身上還多了一重政治色彩。從1920年10月開始，他就是一名中國共產黨黨員，是中國現代作家中最早的中共黨員。受他的影響，小他四歲的弟弟沈澤民也于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中共成立初期，兄弟兩人差不多同時入黨的，恐怕也只有沈雁冰、沈澤民這一對。茅盾的政治身份使他有機會參與政治活動，從而對社會政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這也為他后來的文學創作提供了更豐富的社會經驗。

文學創作和評論的突破性成就

茅盾在新文學領域首先是作為文學編輯和文學評論家登場的。通過他的努力，當時國內最大的文學期刊《小說月報》成為新文學陣營影響最大的刊物，培養了一大批新文學家，擴大了新文學的社會影響。王統照、楊振聲、鄭振鐸、許地山、丁玲、馮沅君、廬隱、老舍、巴金、葉圣陶等新文學家，都在《小說月報》上發表過作品。茅盾自己身體力行，在《小說月報》刊發多篇評論文章，鼓吹新文學，開設專欄，從理論上探討新文學創作中遇到的問題，系統介紹外國文藝思潮和外國作家作品，拓展和深化新文學的創作視野。這些工作面向廣大的文學讀者和作家，另一方面也促進了茅盾自己對外國文學中的現代文藝思潮的學習、吸收，對五四新文學作家的創作經驗開展理論思考。他這一時期完成的評論文章，如《獨創與因襲》《一般的傾向——創作壇雜評》《自然主義與中國現代小說》等，包括一系列的作家作品論，被很多新文學家重視，成為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上極具創造特色的篇章。

可以說，20世紀每一個時代的重大轉折點上，茅盾都顯示出他過人的敏感性和創造力。1927年對茅盾而言，是人生的重要轉折期。大革命失敗，中共轉入地下。茅盾因參與政治，受到國民政府的通緝，最后轉向文學創作。從1927年9月開始，他用了四個星期時間創作完成了反映大革命時期武漢生活的中篇小說《幻滅》，以“茅盾”為筆名在9月號的《小說月報》上發表該小說，這也是“茅盾”這一筆名第一次在中國文壇出現。茅盾在回憶文章中說，自己原來用“矛盾”作為筆名，但《小說月報》的責任編輯葉圣陶先生將其改作“茅盾”（另見葉圣陶《略談雁冰兄的文學工作》）。《幻滅》之后，茅盾創作并發表了《動搖》和《追求》。這三部曲式的中篇小說集中表現了大革命時期武漢地區的社會變動狀況，尤其是革命陣營內部的復雜性。因為作品題材的敏感性，小說一經發表就引起了廣泛注意。1928年7月，茅盾為了躲避政治迫害，流亡日本，直至1930年4月返回上海。這一時期，《從牯嶺到東京》是茅盾的重要評論文章。它不僅是茅盾當時思想狀況的歷史見證，也是經歷了大革命失敗后，一位文學評論家對文學與現實政治關系的深刻反思。

20世紀30年代是茅盾文學創作的黃金時期，也是文學史上茅盾文學傳統最有力的建構時期。這一時期，茅盾創作并出版了長篇小說《子夜》，發表了《林家鋪子》《春蠶》《秋收》《殘冬》等一系列短篇小說。瞿秋白認為《子夜》是“中國第一部寫實主義的成功的長篇小說”，“一九三三年在將來的文學史上，沒有疑問的要記錄《子夜》的出版”。瞿秋白的這些意見現在看來都被時間所證實了。魯迅先生對《子夜》有過肯定性評價。20世紀80年代，孫中田、查國華教授編選的《茅盾研究資料》中，有一篇《魯迅談〈子夜〉》，是從《魯迅日記》《魯迅書信集》和魯迅的《偽自由書》中選了四則材料用以說明魯迅先生對《子夜》的肯定。較為詳細的研究，應該是葉子銘教授1982年在《魯迅研究》第6輯上發表的《論魯迅與茅盾的友誼》一文，他提到魯迅先生晚年將《紅樓夢》《阿Q正傳》和《子夜》并提。魯迅先生對《子夜》的高度肯定，不僅僅是出于戰友之間的友情，更是體現出他的文學審美洞察。事實上，到今天為止，從長篇小說藝術角度對《子夜》的研究、論述還是有待深化的。如果說，在《子夜》誕生的年代，很多評論主要側重于對其文學價值和文學地位的認可和肯定的話，那么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一系列《子夜》研究，大都是闡發《子夜》的現實主義審美特色。20世紀60年代，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夏志清與捷克漢學家普實克圍繞對茅盾小說的評價發生爭論，這場爭論引發人們對《子夜》與現代小說敘事傳統的關注。但目前國內茅盾研究領域對這一爭論的了解、掌握仍不太完整，給人的印象是，夏志清教授似乎是從意識形態方面出發，全盤否定茅盾的《子夜》。事實上，如果我們結合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以及新近出版的《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就可以看到，夏志清、夏濟安弟兄對茅盾的小說創作以及文學批評是極為重視的，尤其是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茅盾是唯一一位用兩章篇幅來論述的新文學家。而且，夏志清認為茅盾與一般左翼作家不同，他是真正有很高文學鑒賞力的新文學家，茅盾由文學評論轉向文學創作，起點較之一般的新文學創作人員要高很多，寫出來的小說，格局氣度也大不一樣。夏志清、夏濟安弟兄在50、60年代，一直關注著茅盾的文學評論，書信集中有一部分就是關于50、60年代茅盾的文學評論。茅盾這一時期推薦和評論了一批青年作家，這些作家作品吸引了夏氏弟兄的注意，比如茹志鵑的小說就是夏氏弟兄通過茅盾的文學評論而注意到的。夏志清認為，《蝕》三部曲中的“時代女性”較之《子夜》中的吳蓀甫等人物刻畫更為生動鮮活。這一看法，季羨林先生30年代的《清華園日記》中也有表達過，這只能說是一種個人閱讀體驗和文學偏好而已。在絕大多數中國現代文學史論述中，《子夜》之于茅盾的重要性，可以說一直沒有動搖過，甚至連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也不例外。20世紀80年代以來，學者對茅盾《子夜》有不同評價。但從研究層面講，這也只是一種學術探索而已。事實上，從80年代至今，《子夜》的出版發行量一直非常穩定，每年都以數萬冊的印數發行銷售，而且有多家出版社在持續出版著。如果說，文學作品的生命力在于讀者的閱讀、喜愛和傳播，那么《子夜》的常銷就是一種無聲的證明。

《子夜》以長篇小說的形式，全景式地展現了1930年代的上海都市生活，而《林家鋪子》《春蠶》《秋收》和《殘冬》，則是以短篇小說的形式，描寫了江南農村經濟的破產。茅盾在20世紀30年代創作的這一系列農村題材小說，與一般的左翼小說和五四時期的社會問題小說相比，藝術上有更高的追求，它突破了同時代人的農村題材創作，在小說美學上具有開創性的貢獻。文學史研究中，一些研究者因此將茅盾的小說創作和茅盾視作社會剖析派或社會小說的代表性人物（嚴家炎先生語、葉子銘先生語）。

除了小說創作，茅盾30年代最重要的文學評論，可能要數《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導言》了。30年代中國新文學研究領域的一項開創性的工作，就是趙家璧策劃、良友圖書有限公司出版的十卷本《中國新文學大系》。這不是簡單的作家作品集，而是對新文學發展最初十年的系統總結（參見趙家璧《話說〈中國新文學大系〉》和《編輯生涯憶茅盾》）。魯迅、胡適、周作人、郁達夫、茅盾、鄭振鐸、洪深、朱自清等都參與了編選工作。趙家璧在回憶文章中說，這項工作開始時，入選作品如何在時間上斷代問題，鄭振鐸、阿英等都有過不同意見，最后是照茅盾先生的意見決定的。茅盾之所以有這樣的看法，也不是一時的心血來潮，而是他相當長時間都在思考如何認識和評價五四新文學問題，如何從理論上總結和提煉五四新文學經驗。在這之前，他已經在《文學》上發表了對王哲甫著的《中國新文學運動史》的評論，他覺得新文學運動已經過去了十多年，其經驗和材料值得總結，但如何總結卻是一個棘手的問題。編選《中國新文學大系》時，阿英認為應該將五四到五卅劃為一個時期。但最后商議的結果，包括魯迅在內的各位分卷主編認為，還是茅盾的意見比較妥帖。這樣，在編選《中國新文學大系》過程中，新文學第一個十年的概念就確定并沿用下來了。它不僅僅是一個選取作家作品和概括文學思潮的時間尺度，還從理論上提煉出文學史的階段性進程的概念。茅盾選編的文學研究會作品選中共有29位作家58篇小說。該作品集中也不限于文學研究會成員的作品，而是收錄了一個時期中“人生派”作家的創作。在茅盾看來，人生派創作與包括鴛鴦蝴蝶派在內的舊文學構成了根本的對立，由此，五四新文學創作擺脫了舊文人自怨自艾的環境，徹底走向了現代社會，并融入現代生活。五四新文學通過自己的努力，不僅建構起了自己的審美價值標準，也建構起了自己的生存和發展空間。茅盾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導言》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一篇名文，現代中國文學的研究者都會閱讀該文。

心系文學的未來發展

茅盾作為新文學領域的標志性人物，1945年中國共產黨為其舉辦了50壽辰的慶生活動。《新華日報》為此發表社論《中國文藝工作者的路程》，王若飛代表中國共產黨發表了《中國文化界的光榮 中國知識分子的光榮》。1949年7月2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茅盾作了《在反動派壓迫下斗爭和發展的革命文藝——十年來國統區革命文藝運動報告提綱》的講話。23日，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中國作協前身）成立，茅盾當選為主席。10月1日新中國成立，19日茅盾被推舉為文化部長。茅盾是新中國文學的領導者和締造者。他籌備創辦了《文藝報》和《人民文學》等報刊，親自為基層的文學愛好者改稿、寫評論。他50年代發表的《談最近的短篇小說》和1961年在《文藝報》上連載的《一九六〇年短篇小說漫評》，對涌現出來的文學新人新作進行評論，對當時的文學創作和評論起到了引領作用。包括茹志鵑、陸文夫等一批文學新人因茅盾的文學評論而受到社會重視。針對這一時期楊沫長篇小說《青春之歌》的爭論，茅盾發表了《怎樣評價〈青春之歌〉》，給予青年作家以積極鼓勵。1962年，中國作協在大連舉行農村題材小說座談會，針對當時文學創作中存在的人物形象概念化的問題，茅盾提倡應該寫一些中間人物，也就是性格更加立體豐滿的文學形象。進入新時期以來，晚年茅盾始終心系國家的文學事業。1981年3月14日，他致函中國作協書記處，捐獻自己的25萬元稿費，建議設立長篇小說獎金，以獎勵那些優秀的長篇小說。這也就是茅盾逝世后，中國作協設立的茅盾文學獎。茅盾文學獎不僅僅是國家文學獎，從茅盾文學傳統的角度看，也是茅盾的文學事業在當下的歷史延續，是茅盾文學傳統的當代體現。茅盾文學傳統具有很大的包容性。以茅獎為例，它不是要求小說都是史詩式作品，而是倡導文學作品體現出鮮明的時代精神，體現出文學與人生之間的相關性。如果說茅盾先生早年倡導過“為人生”的文學，那么，這樣的茅盾文學傳統，至今都在激勵著廣大的文學工作者投身于文學創作。那些茅盾文學獎的獲獎作品應該就是這一精神的最好體現。

（作者系中國茅盾研究會會長、上海戲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