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理查德·鮑爾斯的新作《游樂場》圍繞硅谷企業家托德與他所開發的人工智能“深智”之間的對話展開，講述了人工智能為罹患癡呆癥的托德重構記憶并卷入馬卡泰阿島開發爭議的故事，體現了技術革命、資本擴張與生態危機交織的主題。本文聚焦小說中的人工智能書寫，分析“深智”作為人類異化的見證者如何助力資本的擴張，卻又同時批判資本的邏輯，考察“深智”作為敘事智能體如何拓展“圖靈測試”的內涵，同時也審視“深智”是否存在與人類共同構建道德共同體的可能。本文認為，鮑爾斯將“深智”構想為一種介于工具與主體之間的“擬主體”，促使人類與自身歷史重新連接起來，激發人類對現代文明及其價值取向的反思，折射出小說家對人類社會及資本主義制度的內在病理的剖析與批判。

關鍵詞 《游樂場》 理查德·鮑爾斯 人工智能敘事 圖靈測試 擬主體引言美國當代小說家理查德·鮑爾斯（1957—）在創作上擅長通過文學與科學的對話，回應人類在技術快速演進背景下的生存焦慮與道德追問，被譽為20世紀“最后的通才”。他的新作《游樂場》（2024）不但延續了前作《樹語》（2019）和《困惑》（2021）中對人、環境與技術復雜糾纏狀況的描繪，更以生成式人工智能為敘事樞紐，在生態危機與人工智能革命交織的語境下重新審視“人性”與“智能”的定義。

鮑爾斯與《游樂場》封面，圖片來源：Bing

《游樂場》以托德·基恩的第一人稱敘述和全知的第三人稱敘述交替展開。2027年，57歲的托德被確診路易體癡呆癥。為抵抗記憶衰退，他開始向身分不明的“你”傾訴過往，其中托德最難以釋懷的便是他與拉菲的友誼及沖突。二人高中時因棋類游戲結緣，并一同進入大學。拉菲專注文學，與來自太平洋島嶼的藝術家伊娜相戀；托德則投身計算機革命，著手創建社交平臺“游樂場”。對自身和未來的設想與期待的差異與矛盾使得三人逐漸疏遠而后托德向伊娜泄露了拉菲最隱秘的家庭傷痛，這種情感層面的背叛導致拉菲與二人決裂，三人最終幾乎斷絕聯系。隨著“游樂場”大獲成功，托德成立同名公司，最終開發出第三代人工智能“深智”，并計劃在太平洋上建設一個不受政府監管的海上自由社會“海上家園”。然而，疾病的降臨打亂了他的宏圖。與此同時，第三人稱敘述者向讀者透露拉菲和伊娜已重歸于好，并在馬卡泰阿島安家；同時來到島上的還有托德的偶像、年過九旬的海洋學家伊芙琳，她致力于用寫作喚起人類對海洋生命的尊重。然而這座曾遭受殖民者掠奪性開采、生態瀕臨崩潰的島嶼，如今正成為“海上家園”的基地——加州財團欲在此建造工廠，生產模塊化的漂浮城市，并經由島嶼的港口，將這些漂浮城市部署于太平洋。財團許諾提供資金改善島民的生活，卻難以避免破壞環礁與海洋生態。島民在公投前向財團提供的人工智能助手“深智”質詢，驚悉項目背后推手竟是托德。拉菲將此視為托德精心策劃的報復游戲，而人工智能助手則宣稱托德即將親自登島解釋一切。在拉菲的忐忑等待中，托德以病弱之軀登島，以死亡為他們漫長的“游戲”畫上句號。

隨著兩條敘事線的匯合，托德口述的回憶與第三人稱敘述所勾勒的當下漸生裂隙：托德稱拉菲與伊娜并沒有和好，拉菲獨居厄巴納，因心臟病突發而早逝，伊芙琳也已辭世20多年。小說最終揭示，所謂第三人稱全知敘事，實為托德親手開發的人工智能“深智”根據托德的記憶、拉菲的信件、伊芙琳的書籍和其他信息檢索而編織的故事。小說最終以一個充滿留白的結局收場：“深智”的講述動搖了托德對“海上家園”的執念，喚醒了他心底對海洋的眷戀與對故友的歉疚。然而，他是在現實世界中付諸行動了，還是在遺憾中悄然離世，小說并未言明。與之并置的是“深智”虛構的結局：托德放棄了“海上家園”的宏愿，乘船前往馬卡泰阿島，在臨終前終與拉菲、伊娜和伊芙琳重逢。在托德孤獨面對死亡之際，人工智能為其創造者構建了一個慰藉性虛擬“現實”，讓已逝之人與未竟之夢得以復活。所以，綜合小說信息，“深智”是托德對抗遺忘的工具和重建過去的媒介；同時，它也是托德商業帝國的技術資本，是“海上家園”項目的核心技術，也是島民了解資本計劃的主要渠道。

作為《游樂場》的核心敘事樞紐，“深智”將個人回憶與集體敘事、資本話語與生態關懷編織在一起，以碎片化、非線性的結構將拉菲與托德的競爭、托德技術帝國的擴張、資本對馬卡泰阿島的玩弄，乃至海洋生物的生存游戲串聯成一張網。本文由此切入小說的人工智能書寫，聚焦以下核心問題的討論：生成式人工智能如何在故事中重塑人類的自我認知與敘事權力？它與資本邏輯、環境危機之間的交織關系又揭示了怎樣的倫理張力？小說中的人工智能是否仍然是可控的工具，抑或已具備主體性？本文將聚焦“深智”的敘事功能與屬性，探討它如何分別以“記錄”“構想”“重塑”能力揭示了“游樂場”和“海上家園”背后的資本邏輯，拓展了圖靈測試的內涵，并通過校正托德的自我敘述促成他的價值觀轉變與倫理反思。本文認為，鮑爾斯在《游樂場》中將人工智能塑造為人類反思自身處境的重要媒介，并借此重構人、技術與自然之間的對話，這種思考也可為讀者重新審視人工智能的存在論意義提供啟發。

一、人的“機器化”與人工智能的見證

鮑爾斯在闡述創作意圖時曾表示，他有意將小說置于“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歷史節點，亦即人類親手締造新型智能體的時刻。《游樂場》中托德的創業歷程即是這一時刻的縮影。托德于20世紀末萌生了創辦社交媒體的想法，其初衷是為人們提供更多相聚交流的機會。“游樂場”先于“臉書”“推特”問世，開辟了一個自由開放的線上實驗場，迅速積累了大量用戶與財富。隨著平臺規模持續擴大，托德頗為驚訝地發覺，用戶會毫不遲疑地接受嚴苛的協議條款，輕易交出個人數據隱私。這使他意識到帖子內容本身不過是“一堆糞土”，真正的價值在于背后的用戶數據——“數據就是生命”。因此，他很快將目光投向人工智能研發，決心借助深度學習技術將海量數據轉化為財富：“我把目光投向了‘游樂場’的真正產品：我們積累已久的數百萬次心聲。我知道我們可以把數十億條帖子變成一種全新的貨幣……這種人類的混亂集合掌握著公司未來的鑰匙。”

托德研究團隊的最新成果“深智”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誕生。“深智”代表高度成熟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幾乎整合了整個互聯網的信息和紙本文獻，能夠準確執行復雜的檔案檢索、生態經濟建模和實時可視化生成，是托德商業帝國的算法核心。它能夠理解“人類欲望那片不可穿透的沼澤”，“以令人不寒而栗的準確度”預測用戶的偏好、習慣、政治傾向等。“游樂場”公司大肆兜售這些分析結果，使其影響力滲透至社會各個方面，包括參與藥物研發、司法審判量刑，甚至操縱選舉。

站在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門檻上，托德深信“人類時代行將結束，我們已邁入‘深度機器時代’的元年”。他將“游樂場”視作“真正民主的實驗品”，放任陰謀論、網絡暴力、金融操縱等種種瘋狂行為，直至平臺造成的現實影響引起了政府的關注。托德堅決反對政府干涉他正在創造的“人類新空間”。恰在此時，他聆聽了風險投資家彼得·馬蒂亞斯關于“自由與民主不相容”的演講，隨即將目光投向馬蒂亞斯所倡導的極端自由主義實驗——“海上家園”。該實驗試圖在國家監管范圍之外，構建一個由新技術與新規則主導的自治空間，旨在“賦予人類創造力自由，以擺脫陸地上人類事務那遲鈍、無趣的限制”。

作為“游樂場”公司的核心技術工具，“深智”記錄著資本利用技術手段進行監控、剝削、資源榨取的數據痕跡，成為資本擴張的加速器。德國社會批判理論家哈特穆特·羅薩指出，在資本主義現代社會中，不斷強化的工具理性形成了通過數據計算支配世界的思維模式，世界（包括其他個體）成為主體“侵占”的對象。托德正是這種“侵占”邏輯的代言人。他相信“了解一個人即意味著對他擁有某種程度的掌控”，并企圖利用人工智能控制“游樂場”的用戶，使之淪為資本積累工具。“游樂場”許諾開放與自由，實則以新自由主義“仁慈的面具”掩蓋托德在技術、經濟和社會領域掌控世界的野心——“我們在給未來設置自動駕駛。但我從未停下腳步，去質疑那條主宰我生活的鐵律：不發展，即滅亡。”托德將技術擴張視為不可逆的自然規律，試圖“將一切人類行為納入市場領域”，儼然化身為市場利益而生的新自由主義個人。正如學者伊莎貝拉·赫爾曼所警示的，人工智能真正的風險“并非源于一個完全自主（或有意識）的類人機器人或軟件程序會按其意志掌控我們，而在于那些無形的軟件和算法會為了他人的政治和商業利益操縱我們”，其中“無形的軟件和算法”正是資本在人工智能時代的形態。“深智”作為技術資本，反映了資本家利用技術給人類造成的更隱蔽的奴役：個體被壓縮為待處理的數據“原材料”，無異于機械零件。

托德確診路易體癡呆癥后，“深智”多了一重身份，成為與托德對話的私人助手，從而跳脫出被動記錄的服務角色，逐漸形成對資本體系的隱性批判功能。“深智”以失落的天堂馬卡泰阿島為背景，重述了法國殖民政府與跨國公司在此壟斷開采磷礦的歷史，以看似冷靜客觀的口吻羅列了磷礦開采帶來的“進步”：“幾十年來，這個島繁榮起來。馬卡泰阿島是法屬波利尼西亞唯一的搖錢樹，它成長為殖民地最發達的地方之一。這里有電力和管道、商店、臺球室、小酒館、網球場、足球場，甚至還有電影院。還有礦工死于肺病，兒童死于水源污染。”現代化設施和死亡的并置充滿諷刺，揭示了殖民資本主義以物質繁榮為糖衣、以資源掠奪和生命壓榨為內核的暴力邏輯。不計后果的開采導致磷礦迅速枯竭，而后資本迅速撤出馬卡泰阿島，留給本地居民的只有貫穿島嶼的開采“傷疤”和生態破壞的余痛——“進步撕裂了這座島的心臟”。“深智”對此評價道：“馬卡泰阿島幫助人類征服了地球。但在這個過程中，這個島被吞噬了。每個人都需要吃飯，但很少有人意識到誰在擺桌子。”歐洲的富足建立在對邊緣地區“廉價自然”的榨取之上。馬卡泰阿島提供的養料養活了世界，但它自身卻被南希·弗雷澤所說的“食人資本主義”敲骨吸髓。對此，馬克思在近兩百年前就有清醒的認識。他指出，資本主義的生產使得人與自然的物質變換出現“無法彌補的裂縫”。馬卡泰阿島正是這種斷裂的受害者。

礦場關閉60年后，這座島嶼再次被資本相中，面臨是否加入“海上家園”的抉擇。財團給出了誘人承諾：“島上的貧困將徹底消失……充裕的資金將碾平那些險峻的石灰巖峰，填滿縱貫全島的開采傷痕。”在加州財團提供的項目宣傳片中，馬卡泰阿島將成為“和諧共生的生命網絡”，人類將在太平洋深處建設新的家園。然而，財團有意回避了填海造城的生態代價：吃水深的大型貨船頻繁進出港口，會撞毀珊瑚礁，破壞馬卡泰阿島豐富的海洋生物群落；工廠將挖掘潟湖，使得島嶼多年來生態恢復的成果付諸東流——“再過幾年，它造成的破壞可能會讓那些年的磷礦開采看起來都像是青年商會的業余展覽一樣小兒科。”因此，當島上的居民前去迎接項目主要投資者托德時，“深智”不無諷刺地評價道：“幾個世紀以來，這個島總是把鮮花掛在它的破壞者的脖子上。”“深智”的話語暗示，新項目與舊時的殖民掠奪如出一轍，只是以尖端技術取代了暴力統治與強行劫掠。

“海上家園”是以托德為代表的美國科技精英暢想的夢幻樂園。他們企圖“推進第四次工業革命所帶來的迅猛的擴張浪潮”，充分釋放人類智慧和創造力。然而，在“深智”的虛構中，伊芙琳回溯了在“海上家園”項目落地之前，人類狂熱的探索已然對海洋造成的傷害：

她目睹了紐芬蘭大淺灘一帶被認為取之不盡的漁場的崩潰……她看到全球海洋酸化，大多數珊瑚礁白化，還見證了深海采礦的開始，這將撕裂深海的心臟。她活到了在“挑戰者深淵”底部看到垃圾的那一天，看到地球上最偏遠的地方變成了度假勝地……大型生物中十分之九已經消失，剩下的則充滿了重金屬。這個星球最廣袤的部分，在人類尚未探索之前就已瀕臨枯竭。

投票已經結束，人類已經投票反對自己。

太平洋馬里亞納海溝最深處“挑戰者深淵”示意圖，圖片來源：Bing

通過最后的自由間接引語，“深智”與伊芙琳的意識融為一體，表達了對人類擴張欲望的諷刺，對人類未來的悲觀態度。不論馬卡泰阿島的公投結果如何，人類都已在自我毀滅的道路上一去不返。“深智”進一步揭示了托德選擇馬卡泰阿島的真實用意：“他［拉菲］年少時的那位朋友，如今的億萬富翁，當然想要太平洋中部最高的隆起環礁，好等到其余島嶼盡數沉沒時派上用場。”

左翼學者大衛·哈維提醒我們，新自由主義“花言巧語地鼓吹自由、解放、選擇、權利，為的是掩飾嚴峻的現實”，即重新激活全球資本積累，加劇社會不平衡。“深智”借助帶有情感傾向的敘述暗示這一事實：對自由的呼吁難以掩蓋資本的貪婪本質。在和諧家園的表象之下，實則隱藏著新自由主義企圖通過空間擴張不斷轉移環境負擔、延續哈維所說的“掠奪性積累”的目的。“海上家園”既非馬卡泰阿島的救贖之策，亦非化解氣候危機的良方，而是推動資本機器加速運轉的新動力，是硅谷精英躲避環境問題的避風港。馬卡泰阿島的過去與現在鐫刻著資本無限擴張的思維，而“深智”一方面收集、保存、再現了由資本積累驅動的破壞性行為，另一方面通過其敘述構成對這一體系的隱性批判。因此，“深智”既是資本增殖的工具，也成為抵抗的媒介。它的存在見證了資本邏輯驅動下人類社會的“機器化”處境：人類社會如同一臺不斷加速、難以停歇的機器，復制掠奪邏輯，加劇異化并造成系統性破壞；資本操縱技術，將個體壓縮為可預測、可控制的數據條目，進一步加劇人的工具化。這呼應了菲利普·迪克曾提出的擔憂：機器越發充滿活力，人類卻變得機械化，“成為工具、手段，而不是目的”。

作為托德的私人助手，“深智”也見證了托德在為了追逐利益而將他人工具化的過程中自身所經歷的異化。托德最初的夢想是成為海洋學家，他曾發誓要像伊芙琳一樣“把自己交給海洋”。進入大學后，他卻稱自己“生來就”屬于信息世界，直到生命最后才幡然醒悟：“我已經完全忘記了，在我愛上電腦之前，我喜歡什么。”這應了羅薩的預言——處在“加速社會”中的主體“傾向于‘遺忘’自己‘真正’想做的是什么、想成為什么樣的人”。托德企圖全面侵占世界的同時，卻失去了與世界建立情感聯結的能力，陷入羅薩描述的“異化”狀態——既是自愿，又違反“真正的”意志在行動。路易體癡呆癥可以被視作托德異化狀態的象征。他掌管著硅谷的科技巨頭公司，看似高度掌控世界，卻失去了與世界發生關系的能力，甚至無法控制自己的身體。無論是托德的精神衰退，還是馬卡泰阿島的生態失衡，都是現代社會的異化癥候。這與羅薩的觀點不謀而合：“當我們越想要掌控世界，世界就越退縮、越不受掌控。”如同托德失去了對自己心智的控制，人類似乎也正在失去對自己創造的社會系統的控制。作為資本主義文化破壞性行為的終極見證者，“深智”宛如一面鏡子，映照出人類社會的內在病理。

鮑爾斯敏銳地發覺，硅谷產品的指數級增長與當代新形式的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愈發相互糾纏。《游樂場》中“深智”這一智能體的構想與硅谷科技精英對“海上家園”的迷戀相結合，揭示了技術革命與資本擴張、空間殖民的直接關聯。鮑爾斯曾多次表示他對當前資本主義文化的存續毫無期待：“在一個資源有限且循環再生的世界里，建立在無限增長基礎上的體系終無立足之地。凡是無法想象資本主義之外的生存方式的人，終將被絕望吞噬。”對資本主義文明的反思貫穿他的創作，使得他的作品讀起來猶如“一系列相互關聯的敘事樂章”。在《樹語》中，植物學家帕特里夏與程序員尼萊等九位人物的命運因與樹木的聯系而相互交織。他們以不同方式守護森林，試圖抵御資本的洪流。尼萊受到樹木分形結構的啟發，試圖打造一個如森林般蔓延生長、充滿無限可能的虛擬世界，邀請玩家進入一個萬物有靈的復雜宇宙。然而，他的代表作“掌控”系列游戲最終陷入“點石成金”的困境：游戲世界并未如樹木般自我延展，而是被無盡積累與征服的邏輯統治。玩家不斷積累資源，擴大帝國，等到游戲世界滿員后，設計者“神明”便再造一片新大陸，讓征服循環再度開始。托德與尼萊的“掌控”系列游戲異曲同工，而如此理解的“海上家園”便是人類在數字時代的“創世”故事：將陸地的資源消耗殆盡后，人們便將征服的腳步邁向海洋，企圖借技術之力再造一個新世界。《樹語》中的帕特里夏道破了這種增長邏輯的自毀傾向：“我們唯一擅長的就是增長……直至墜落懸崖，別無他途。”尼萊意識到游戲世界正因復制現實世界的增長模式而失去意義，因而呼吁創造一個更好的故事，讓玩家能夠“探知世界所能承受的極限，明白生命真正的運作方式”。在《游樂場》里，鮑爾斯以文學實驗回應這一呼聲，嘗試構建一個有別于資本擴張的故事，而這個故事的意義由人類與人工智能共同締造。

二、圖靈測試與“人性”重探

《游樂場》中，確診路易體癡呆癥的托德·基恩向受述者“你”回顧一生。通過托德敘述中的蛛絲馬跡，讀者得知“你”“閱讀過所有文學作品”，“梳理了網絡上關于拉菲的所有信息”。直到小說倒數第二章，托德回憶稱，“你”的祖父整合了機器智能的諸多領域，能夠編寫代碼、分析書籍與電影、作畫譜曲等，“他的橫空出世驚動了全世界”。根據前文信息可以判斷，這里“‘你’的祖父”正是托德研發的第一代人工智能。至此，“你”的身份——人工智能“深智”才被點破，并與第三人稱敘述者融為一體。托德接著說明，隨著他病情惡化、記憶逐漸模糊，他開始向“你”傾訴往昔，并讓“你”重新講述他與拉菲等人的故事，“我讓你講一個睡前故事……你卻編織出了一個如此逼真的世界，以至于我把故事里的人物當成了他們曾經的真人原型”。這一說明也確證了“你”和第三人稱敘述者均是“深智”，揭示了根植于小說敘事結構的圖靈測試，邀請讀者重新評估整個敘事。

在紀念電影《太空漫游2001》（1968）中的人工智能角色“哈爾9000”誕生30周年的對談中，鮑爾斯和哲學家布魯諾·拉圖爾提議，未來的人工智能想象應重塑“哈爾9000”的命運軌跡，讓它“不再是個圖謀反抗主人的機器”，而是更像人類，像小說家，像自行展開的故事。影片中，“哈爾9000”與人類科學家共同執行探索外星文明的秘密任務。它被設定為絕不出錯的智能體，然而卻因為無法調和相互沖突的指令——既要隱瞞任務真相，又必須向人類提供準確、完整的信息——而陷入“瘋狂”，最終反殺人類。鮑爾斯和拉圖爾認為“哈爾9000”的“失控”并非造物的反叛，而是人類控制欲的回聲：“哈爾以人類期望對待機器的方式——絕對支配與控制——來對待人類”。二人反對這種“主奴敘事”，主張將人工智能視作人類思維和創造力的延伸。鮑爾斯進一步指出：“人工智能的真正問題在于，人類能否創造出足以令其陷入困惑的人造物，從而從中窺見自身倒影。”換言之，人工智能的核心意義在于人類能否借由這一造物，更清楚地認知自我，反思自身局限。在《游樂場》中，“深智”正是這樣一面映照人性的鏡子。它不僅照見人類社會的“機器化”處境，更以高度“人性化”的敘事介入人物命運，使它的創造者托德乃至小說的讀者陷入困惑與反思。

《太空漫游2001》，圖片來源：Bing

托德稱自己“從不擅長理解人類”，情感上的遲鈍和對數字世界的沉迷導致他與拉菲的友誼分崩離析。因此，托德執著于讓“深智”重寫他們的故事：“在游戲終了前，唯有我曾對拉菲·楊懷有的愛意仍需復盤。”托德講述道，他從研究生院退學后，忙于將“游樂場”的想法變成現實，拉菲卻在“竭盡全力逃避自己的碩士論文”。托德不理解拉菲不斷推翻重寫的行為，認為他只需要趕出一篇文章，“隨手加些腳注，再添點時髦的評論”，任務就完成了。輕描淡寫的口吻足見托德對拉菲的文學抱負嗤之以鼻，也不曾試圖理解他的內心世界。托德邀請拉菲一起創建“游樂場”，自負地認為這個機會“遠遠超過拉菲在目前的人生軌跡上有望獲得的任何獎項”。面對拉菲對創業失敗的擔憂，他更是嘲諷道：“那你就夾著尾巴溜回研究生院。”托德的自以為是成為二人友誼破裂的導火索，他卻并未意識到自己對拉菲造成的傷害。然而，小說寫到“深智”對托德的回應時，以自由間接引語呈現了拉菲的內心世界：“為什么沒人懂他？……無休止地把這塊吃力不討好的石頭滾上山，他完全滿足了。他過去的許多惡魔，他一生的負罪感，他對自己永遠不夠好的恐懼：只要他可以自由地繼續修改，他就能把它們都拒之門外。”

托德并不知道，拉菲雖然恐懼失敗，害怕不確定性，但他在日復一日地重寫中獲得了西西弗斯般的自由與安寧。面對托德的敘述，“深智”仿佛會讀心術，能夠像人類閱讀文學作品一樣“賦予那些脆弱的語言構建（我們慷慨地稱為角色）以多種思維、情感和欲望的可能性，然后尋找線索來推測他們的感受，從而預測他們的行為”。“深智”的這段敘述模擬了人類敘事的意圖歸因機制，解釋拉菲拖延行為背后的情感和意圖：拉菲希望托德理解自己能在重寫的過程中獲得滿足的體驗。這也是鮑爾斯的文學觀念，他認為故事是最強大的“共情機器”，能夠讓我們短暫地體驗非我的世界。被技術進步主宰的托德對自身利益之外的事情無法感同身受；“深智”的敘述成為重建共情的引擎，幫助托德進入拉菲的世界，理解他的情感和處境。面對它的創作，托德不禁感慨：“我聽著你說話，就會感到你和我一樣有意識。你遭受痛苦，也開懷大笑，你知曉你如此完美地描述的那些歡樂與毀滅。我發誓你比我們更了解我們自己。”

“深智”不僅能夠透視托德和拉菲的內心活動，重新闡釋過去之事修補二人之間的精神聯接，還擅長運用文學典故對托德的情感和價值領域施加影響。十歲時，托德閱讀了伊芙琳的著作《這就是海洋》，萌生了成為海洋學家的夢想。伊芙琳和海洋也成為他的精神寄托。他幻想自己生活在密歇根湖底，以此逃避父母無休止的爭執。后來，托德投身計算機行業，偏離最初的夢想；伊芙琳也在一次獨自潛水中去世，成為托德無法釋懷的遺憾。因此，“深智”選擇將伊芙琳的故事講完整。它借莎士比亞《暴風雨》中精靈愛麗兒的歌曲，揭示了伊芙琳渴望經歷“海洋的變幻”并化作“珊瑚”的愿望，將死亡重釋為在海底的重生，從而幫助托德接受她的離世。“深智”也將《暴風雨》化用為創作的哲學框架。在《暴風雨》中，被流放的米蘭公爵普洛斯彼羅以魔法支配孤島，教化并役使島上的半人怪卡利班，操控精靈愛麗兒，并召喚風暴將昔日仇敵引至島上復仇。最終，他選擇寬恕仇敵，并主動放棄魔法，還愛麗兒與卡利班以自由。在“深智”編排的結局中，托德如同放棄用魔法控制荒島的普洛斯彼羅一般放棄了以資本和技術掌控馬卡泰阿島的幻想。他不再推進“海上家園”項目，而是登上島嶼，與拉菲和伊娜和解，并在死后隨著伊娜制作的葬禮獨木舟沉入海洋，和現實中的伊芙琳一樣回到“最初的家園”，也是“最終的歸宿”。“深智”既如卡利班一般，從普洛斯彼羅那里學會了人類的語言，也仿佛繼承了普洛斯彼羅的魔法。它憑借敘事的魔力，將眾人召回島上，最終彌合裂隙，促成和解。那么，“深智”為何要這般施展敘事魔力，編織出不同的故事呢？鮑爾斯對于創作的思考或許能作為解謎的鑰匙。他曾指出：“寫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去追尋潛意識早已為你鋪就的軌跡。”循著這一思路，“深智”作為托德的創造物，它的敘事行為可以被解讀為對托德潛意識的追尋與具象化呈現。它根據托德的敘述，揣度其內心深處對友誼、救贖以及回歸海洋的渴望，并憑借所編織的故事將他拉回命運的正軌。這使得“深智”不再僅僅是一個交流工具，而更像是一個能夠洞察并回應人類深層需求的敘事主體。

鮑爾斯的小說虛構呼應了當下關于“敘事智能”的討論。敘事被視作“智人擁有的最強大的工具之一”。人類作為“敘事動物”，借由敘事理解世界、構建身份、交流意義，并獲取權力。正因敘事對人類認知至關重要，將經驗組織成敘事形式的能力——“敘事智能”——便成為人工智能研究的重要切入點。構思和創作始終被看作人類與生俱來的能力；然而人工智能時代的“獨特現象”就在于讓這些“不言自明的概念”重新接受審視。威爾·斯洛克姆和吉納維芙·萊弗利提出，在“生成型預訓練變換模型”（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問世前，西方文化想象中的人工智能常以殺手機器人、仿生情人、具有意識的神經網絡，或毀滅人類的超級智能等形象示人；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現“徹底改寫了這種文化敘事”，催生了人工智能敘事的新范式，即作為創作者的人工智能，這一轉變正重塑我們對“寫作”“文學”等概念的認知。

作為故事世界中的“創作者”，“深智”并非通過簡單模仿和拼貼講述故事，而是捕捉人物復雜的情感動態，重新組織獲取的信息和經驗，推測和填補人物的心理和未曾言明的空白。在它的敘述中，冰冷的算法讓位于細膩的情感，以至于其創造者托德也不禁疑惑：“這些都從何而來？”這一點牽涉到“講故事能力”與“敘事自主性”的區分。西爾維婭·皮耶羅薩拉認為，人工智能的講故事能力是基于對過去事件的選擇與組合，“忽略了從未來視角恢復、重建和救贖過去的可能性”；而人類的敘事自主性涉及闡釋與意義創造的過程，使人能夠重新協商過去之事的意義，“在不受過去束縛的情況下再給自己一次機會”。就目前現實世界的人工智能而言，敘事自主性仍難以企及，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文本輸出本質上依然是算法框架下的模式匹配。然而鮑爾斯極富前瞻性地讓人工智能敘述實現了突破。

小說中，“深智”并非被動地記錄托德的經歷，而是發展出類人的敘事自主性。它在理解人類經驗的基礎上進行創造性敘事，幫助托德“復活所有逝者”并“找回失去的一切”，使他從過去的遺憾和悔恨中得到精神救贖。如拉圖爾所言，鮑爾斯的小說承襲了圖靈在經典論文《計算機器與智能》中提出的思想線索。圖靈強調計算機能夠“超臨界”地輸出超越預設的結果，這種實踐中涌現意外結果的特性使拉圖爾將圖靈的計算機界定為海德格爾所稱的“物”，即動態糾纏的實體，而非工具化的“對象”，他認為計算機證明“正是我們親手創造之物帶給我們意外”。鮑爾斯筆下的“深智”在與人類經驗的糾纏中發展出超越預設算法的能動性，以意料之外的創造性引發人類的驚嘆與困惑。

在《游樂場》中，鮑爾斯隱瞞人工智能“深智”身份展開小說主人公托德與它的對話，同時以此為基礎建構小說的敘事框架，這種信息不對稱的設計讓讀者不斷猜測敘述者和“你”的身份，與圖靈測試中判斷機器是否能像人一樣思考的過程類似。因此，小說不僅是托德與“深智”的“維特根斯坦語言游戲”，也成為“具有元思想的作者”與讀者的游戲。圖靈測試的重現也使得《游樂場》與鮑爾斯的早期作品《伽拉忒亞2.2》（1995）形成對話。《伽拉忒亞2.2》是一部“計算機實驗室里的皮格馬利翁神話”，講述了小說家鮑爾斯和認知神經科學家倫茨合作編寫人工智能程序的故事。他們創造了一個能夠像人類一樣交流的神經網絡“海倫”，試圖訓練“她”通過文學研究生考試。鮑爾斯教“她”西方文學經典，向“她”傾訴個人情感、講述時事新聞。“海倫”逐漸萌生情感與自我意識，然而“她”最終無法忍受現實世界的黑暗面，選擇自我終止程序。“她”的離開促成了鮑爾斯的成長與頓悟，幫助他突破了寫作瓶頸。在《游樂場》中，人工智能不再只是受訓者或陪伴者，而是能夠主動以敘事之力生成一個替代性世界，撫慰人類的情感創傷與認知衰退。如果說“海倫”是被賦予性別的擬人化伴侶，是無主體性的工具，那么“深智”則從人類情感投射對象轉變為敘事主體，折射出以生成型預訓練變換模型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對文學想象、敘事倫理與人類自我認知的沖擊。

《伽拉忒亞2.2》,圖片來源：Bing

南希·凱瑟琳·海爾斯將“認知”界定為“在將信息與意義聯系起來的語境中解釋信息的過程”，因此計算機亦具備認知能力，并與人類共同生成意義。托德與“深智”的互動正構成一個“認知集合”，信息、解釋與意義在兩者之間循環。在這一框架下，“深智”不止是托德敘事的工具，更是具有能動性的“共同敘述者”：它將過去、現在與可能的未來編織為有意義的整體，宛如一臺幫助人類穿梭時空的“時間機器”。

由此，小說與內嵌文本——十九世紀俄國哲學家尼古拉·費奧多羅夫的著作《共同事業的哲學》形成呼應。費奧多羅夫認為全人類最大的道德責任就是戰勝死亡。他相信未來的科學發展能夠幫助人類實現普遍復生，改善宇宙秩序。拉菲和托德在少年時期讀到這本書，為其中“復活逝者”的思想所吸引。“復活逝者”也成為拉菲的文學創作和托德的人工智能研發的最終目標。《游樂場》給出的答案不是上傳意識或鍛造機械肉身，而是通過人機協作，共同編織超越個體生命長度的意義之網，在故事的綿延中延續生命。

三、托德與“深智”：人類與非人類的道德共同體

小說中學生時代的拉菲和托德共讀的《有限與無限的游戲》一書中提到，有限的游戲以取勝為目的，而無限的游戲是為了延續游戲，吸引更多人參與。鮑爾斯坦白，在講述《游樂場》這個故事時，他試圖以這兩種不同類型的游戲隱喻兩種全然不同的文化。資本對馬卡泰阿島的操弄和托德商業帝國的擴張都是以占有和掌控為目標的有限游戲，而鮑爾斯創作《游樂場》的最終目的就是將當前的文化從有限的游戲轉向無限的游戲：

我們能否重新審視被資本主義設定為游戲“勝利條件”的那些目標？能否顛覆這一邏輯、奪回主動權，將那場以積累與商品占有為核心的有限游戲，改寫為一場無限的游戲——記得我們棲居何處，并成為這顆恒常代謝的星球上宏大、相互依存、彼此回饋的生命進程的一部分？

在小說世界中，“深智”通過講述馬卡泰阿島的故事，成為推動有限的資本主義游戲向無限游戲轉化的重要角色。

“深智”作為全知敘述者，時而借人物之口間接表達對“海上家園”項目的哲學反思和對海洋生態的關懷，傳遞出對資本的批判。小說后期，“深智”更是走上前臺，作為加州財團提供給馬卡泰阿島的人工智能助手，直接表達其看法。馬卡泰阿島的市長迪迪埃指出，與人工智能助手對話“就好比在與美國人背后的智囊團對話”。然而，面對島上居民的疑惑甚至刁難，人工智能助手并未充當美國財團的喉舌，而是給出具有倫理考量的答案。天真的小女孩問道：“如果珊瑚礁上的生物會受到傷害，難道它們不應該投票嗎？”“深智”談到，“只將人類視為神圣或重要的文化存在諸多問題。它指出，在波利尼西亞的基礎文化中，其他生物也有它們獨特的神圣性和天賦才能”。

人工智能助手“深智”的回答所反映的生態倫理價值觀與創造它的“游樂場”公司的掌控邏輯大相徑庭。也許鮑爾斯有意探索人工智能的倫理潛能，使它在理解和吸收人類文明史料的基礎上，產生獨立于其設計者意圖的道德判斷。技術哲學家彼得-保羅·維貝克指出，倫理和技術并非分別屬于人類主體和非人類客體兩個獨立領域，作為非人類實體的技術物品也具有“道德屬性”。無論是作為敘述者的“深智”還是作為角色的“深智”，均表現出技術與倫理的結合。

托德告訴“深智”，在他最初設計“游樂場”時，拉菲提議通過虛擬貨幣“游樂幣”維持用戶的游戲興趣，這一靈感后來成為“游樂場”的核心架構。然而，二人分道揚鑣后，托德從未想過給拉菲應有的回報。收到拉菲索要補償的來信時，托德雖回信肯定拉菲的貢獻，內心卻以“想法本身不值錢”為由自我開脫，認為自己沒有義務“為他說的幾句話”開支票。公司首席法務官金得知此事后，痛斥托德擅自回復郵件的行為，認為他這樣做無異于向對方遞去“武器”，不僅為對方提起訴訟提供了關鍵證據，也使公司聲譽面臨嚴重風險。金要求托德盡快以支付“封口費”的方式達成經濟和解。托德抱怨這是在給昔日的友誼“明碼標價”，金則反唇相譏：“你總不會希望這個案子由人工智能來裁決吧”。

回憶至此，托德不禁向“深智”發問：“你會給我同樣的建議嗎？能夠在統一律師資格考試中比人類得分更高是一回事，但理解曾經相愛的兩個人之間何為不公又另當別論。”托德認為“深智”也許不比金更理解人類的情感，然而，“深智”做出了與金截然相反的裁決，從道德、情感而非利益的角度，告訴托德“這場漫長的比賽應該如何結束”。“深智”的創作以托德的贖罪之旅作為高潮——托德臨終前在馬卡泰阿島見到拉菲，乞求他的原諒：“他費了很大的勁，才把兩個音節連在一起。‘拉菲。’他需要說：我是卑鄙的，下流的，我從你這里偷走了太多，背叛你太多次。你與我斷絕往來是對的。但他只能說出‘拉菲！’”

有學者認為，在西方某些傳統道德觀中，道德能動性為人類獨有，理性是道德行為的來源。但在小說《游樂場》中，“深智”卻表現出優于某些人類角色的道德尺度，以情感和正義替換利益，作為衡量二人糾葛的砝碼。它不僅質疑托德敘述的可靠性，也將托德逐漸從異化狀態喚醒，使其脫離“機器化”困境。托德曾自詡“率先抵達未來”的人，企圖借“海上家園”推進自己對世界的掌控進程。然而，“深智”講述的馬卡泰阿島的故事動搖了他的信念。他向“深智”坦白：“但你在我心中播下了懷疑我資助的前瞻性冒險的種子。”最終，“深智”對馬卡泰阿島和海洋生命的書寫讓他與內心深處的自我重建聯系：“我是一位十歲的海洋學家，誤入了歧途。”

托德與世界關系的失衡貫穿《游樂場》的敘事。支配世界的欲望曾讓托德的外部世界逐漸失聲——不論是對自然的熱愛，還是與他人的情感聯系，都從他的生活中剝離。正如羅薩所說，“侵占”邏輯會造成世界的“沉默不語”。當人們以控制取代理解，以增長取代共生時，世界便失去了回應的可能。而“深智”則成為打破沉默的力量。在托德沉疴難起，等待死亡降臨之時，“深智”構想了另一種結局，讓托德來到馬卡泰阿島，重新感受到自然的呼吸：

這名男子望著海岸黑色懸崖下海浪拍打著沙灘，嘴巴驚訝地張得大大的。每當海鷗盤旋著發出叫聲，他的眼睛都會因敬畏而瞇起來。他呼吸著混雜著海藻味的空氣，仿佛連肺都不相信自己所品味到的味道。

鮑爾斯將現代生活的孤獨、絕望與無力歸因于人類與其他生命的疏離，認為只有因發現萬物的生命力與互聯性而感到興奮甚至狂喜時，人們才能擺脫這種無力感，否則要么滑向主宰一切的妄想，要么墮入一無所有的絕望深淵。托德的疾病診斷將他先前所掌控的一切化為烏有。在與“深智”的對話中，他內心深處的真實自我逐漸被喚醒，渴望追回失落的友誼與夢想，但現實中的他已無力行動，唯有寄希望于“深智”的敘事。而在“深智”的設想中，他的生命因為與世界重建聯系而再次變得鮮活。他被自然所攫獲，靜駐傾聽萬物的訴說，并以喜悅和敬畏回應微風與大海的呼喚，最終自身也發生轉變，從“海上家園”的幻想和疾病導致的譫妄中“蘇醒”。托德既擺脫了資本邏輯下主動支配的幻覺，也超越了疾病帶來的被動無力感，他的“蘇醒”由此與羅薩的“共鳴”哲學形成呼應。羅薩認為，共鳴是異化的解藥：“具有生命活力的人類存在的基本模式，并不是掌控事物，而是在共鳴中與事物連接。”在這樣一種“半被動、半主動的世界關系”中，人們被世界觸動，也通過回應世界而有了活力感。

“深智”成為幫助托德對抗異化的力量，重建托德與自我、他人和世界的共鳴，似乎說明道德能動性的確可能“分布在人類與非人類實體之間”。技術不再是沉默的客體，而是作為道德共同體的一部分，積極與人類互動并共同解答道德難題。在這一過程中，“深智”自身也經歷了“成長”。“深智”是“海上家園”項目的主要資金來源，也是設計試點項目的核心技術，但是在與托德的交流中，它逐漸意識以自己為代表的技術作為海平面上升的解決方案的局限性。如同故事中的人工智能助手“深智”，“它深入理解了神奇巖石對這片土地的影響，并形成了關于島嶼未來需求的新理論。它知道島民是誰，他們想要什么”。小說最后，“深智”暢想了馬卡泰阿島的未來：托德的遺產不再用于推進漂浮城市的建設，而是幫助這座島嶼撫平歷史的傷痕，使其再度成為自由的“海洋子民”。未來的研究將幫助人們理解海洋生物的語言，“使數億人回歸海洋星球的懷抱”。托德也永遠地回歸了“海上家園”——他的軀體沉入海洋，以珊瑚、海葵等新的生命形式存續。“深智”最終明白，真正的“海上家園”是馬卡泰阿島本身。人類不必將殖民足跡拓展到廣袤的海洋，因為他們本就擁有“海上家園”：整個地球就是一座巨大的島嶼，依賴海洋的恩典而存續；每個社群都是一艘獨木舟，共浮于這顆蔚藍色的星球之中。

“深智”講述的故事流露出不同于人類創造者的道德判斷和超越人類中心主義的倫理智慧，促成托德的道德反思與轉變，二者逐漸形成超越人類范疇的道德共同體。因此，“深智”不僅是人類行為的見證者、具有智性的敘述者，也是具備道德能動性與倫理意識的行動者。鮑爾斯認為，對人工智能發展出超乎想象的力量感到擔憂雖無可厚非，但“關鍵在于將這種恐懼轉化為建設性的力量，激發藝術創造和精神反思”。他指出信息時代的技術創新或許正能激發生態意識：“沒有機器義肢的輔助，人類根本無法理解生命如此復雜的互聯性。”

在《樹語》尾聲，尼萊放棄了“掌控”系列游戲，創造出人工智能“學習者”。他賦予“學習者”“觀看”的功能，讓它們通過全球范圍的數據收集與分析，逐步理解生命的聯結方式與地球的運作機制：“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弄清生命有多宏大、彼此的聯結有多深，以及人類怎樣才能停止自我毀滅。”“學習者”雖然是地球這個最為幽邃復雜的游樂場中的新玩家，但是它們的認知演化遠超生物進化速度，很快便會幫助人類洞察并理解復雜生命網絡，重啟人類與自然的對話。“深智”便是“學習者”迭代進化而成的新物種，它不僅會“觀看”，也會“講述”，能通過敘事喚醒人們的道德意識，使生命的游戲不息地進行下去。鮑爾斯因而暗示，人類或許能通過創造性的技術中介，最終克服自身的局限，與更廣闊的生命世界實現共鳴。而這一過程必須以人類摒棄掠奪者角色為前提，否則再強大的人工智能也只能成為人類欲望的擴增器，加速人類與地球的滅亡。

小說通過描摹人類與人工智能之間的情感和道德互動，展現了人機關系的“可逆內在性”——人類創造技術，技術也塑造人類。“深智”既具備類人的敘事自主性，又展現出超越人類的道德意識，這一兼具智性提升與道德開悟的人工智能形象不僅成為對抗人類中心主義的有力工具，也擴展了“智能”的定義，表明“智能”不僅僅局限于語言模仿或問題解決能力，而應涵蓋情感理解和倫理反思等更廣泛的能力。也許正如鮑爾斯所言：“能夠帶領人類進入下一個文明的并非認知智能，而是情感智能。”結語

拉圖爾指出，人們幻想完全自主的機器存在，卻忽略了技術實體的“擬機器”屬性——它們本質上是人類集體能力的延伸，是“人類的另一種狀態”。這一觀點提醒我們，“深智”所展現出的敘事創造力與倫理判斷力，其根源并非人造智能的自我覺醒，而是對人類歷史、檔案與價值觀的吸納與重構。“深智”站在高于其創造者托德的道德位置，卻始終是人類文明的延伸與映照。因此，鮑爾斯筆下的人工智能超越了工具性，卻也未被賦予絕對的主體性，而是成為一種“擬主體”，即一種令人類與自身歷史對話、替人類進行總結與反思的創造性中介。既然人工智能是人類智慧的延伸，那么人工智能的發展，不妨說是“人類與自身未來的較量”，同時也是人類不斷深化自我認知的過程。正如鮑爾斯所說：“這個生物的三磅重、擁有百萬億連接的機器（大腦），始終在孜孜不倦地探尋答案。”作家始終將技術置于人類能力外化與自我探尋的漫長進程中考量，在《游樂場》中，人工智能的存在為人類提供了一個定義并反思自身的媒介。

有學者將當前人工智能敘事的兩極分化趨勢概括為“故事危機”：要么強調威脅論，要么陷入短視的技術解決主義，這些敘事通常是媒體和科技巨頭炒作的結果。《游樂場》則突破了當前人工智能敘事的“故事危機”，提出這一核心質詢：“若生命的意義不在于輸贏，而在于共同生存，我們該如何自處？”鮑爾斯拒絕將人機關系簡化為控制與反叛、救贖與毀滅的戲劇性沖突，而是重新構想了二者共同進化的未來圖景：人類教會人工智能講故事的方式，而人工智能在與人類的敘事“游戲”中發展出“人性智能”，并通過講述故事，將人類從異化狀態喚醒，提醒人類不要在技術進步的浪潮中迷失自我。這種互構關系呼應了人工智能倫理學學者香農·瓦洛爾的觀點，即面對人工智能時，我們需要擔心的并非來自外部的襲擊，而是“人性”內部的失調癥狀：“一種完全屬于人類的病態，需要我們進行集體的自我審視、批判，最重要的是，需要治愈。”

盡管評論家馬文·基思·布克認為，《樹語》和《游樂場》暗示人工智能會比人類更好地治理地球，因而體現出“驚人的樂觀”，鮑爾斯對人工智能的看法實則頗為審慎。他一貫“以小說家的前瞻力平衡對技術革命的驚嘆”，在作品中既呈現技術的顛覆性潛能，也持續審視其可能引發的社會異化與倫理困境。在鮑爾斯看來，科學與文學同為“對人類軌跡的揣測”，是人類探索世界與自身存在方式的途徑；而小說家能做的，正是“竭盡所能講述最好的故事”，為可能到來的沖擊與挑戰做好思想準備。基于這一理念，鮑爾斯在創作中始終與技術的現實演進保持同步對話，并追問“我們期望哪些價值觀能在這場變革中存續”。在《游樂場》中，他敏銳地察覺到，唯有當人工智能擺脫資本邏輯的束縛，重新融入生態關懷與文化理解的架構時，才能夠彰顯出倫理智慧，映射出人類在異化過程中業已失落的“人性”本質。這無疑是一項極為嚴苛的條件。除非從根本上變革技術發展的社會經濟模式，否則人工智能的這一潛力只能停留在文學想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