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致普實克的公函 中國現代文學館藏

茅盾逝世前致中國作協的信

今年是茅盾先生130周年誕辰。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巨匠與中國作家協會首任主席，他的一生，是“大丈夫當以天下為己任”初心的終生踐行，是文學創作、革命實踐與文化擔當的完美融合。本輯三篇文章，嘗試從三個切面探尋茅盾先生深邃而遼闊的精神世界。它始于烏鎮考場上一個少年與時代的鄭重締約，行至國際交往中那雙敏銳而溫暖、堅定又開放的眼睛，最終抵達后圓恩寺胡同里那份沉靜而深遠的最后饋贈——那不僅是一筆基金、一個獎項，更是一道跨越世紀的提問，一種對文學未來的持續叩詢與召喚。

1985年1月5日，在中國作家協會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中國現代文學館宣告成立。同年3月26日，文學館正式開館。翌日，適逢茅盾先生逝世四周年紀念日，他在北京的故居作為文學館的重要組成部分，向社會公眾開放。40年來，中國現代文學館已發展成為館藏突破百萬件的國家一級博物館，茅盾故居成為北京市第一批不可移動革命文物。

今年是茅盾先生誕辰130周年，當我在恒溫恒濕庫房仰望茅盾文庫，當我在茅盾故居觀看展覽展品，那力透紙背的“大丈夫當以天下為己任”筆跡，讓我仿佛穿透歷史、回到一代文學巨匠全部精神世界的原點，看到至今依然鮮活的“國之大者”的初心。

新思潮浸潤的童年

1896年7月4日，茅盾生于浙江烏鎮一個維新思想濃厚的士大夫家庭。他的童年，恰逢古老帝國在甲午慘敗后痛定思痛、求變圖存的激蕩歲月。這種時代氛圍直接塑造了他的家庭環境。父親沈永錫，是一位具有遠見卓識的秀才。他鄙棄僵化的八股取士，床頭枕下常備的，是上海出版的《時務報》、倡導維新自強的《新民叢報》，以及介紹世界地理的《瀛寰志略》。他甚至在病榻前，將“大丈夫當以天下為己任”的志向親口告誡年幼的兒子，并留下遺囑希望他未來學習“實學”，以振興民族工業。

母親陳愛珠，是茅盾眼中“第一個啟蒙老師”。她通曉文史，思想開明，在丈夫早逝后獨自肩負起教育茅盾和沈澤民兄弟倆的重任。她不僅親自課讀，更將丈夫“以天下為己任”的遺志化為日常教誨。這種家庭啟蒙，絕非“兩耳不聞窗外事”的舊式書齋教育，而是將個人成長與家國命運緊密相連的新式人格塑造。故鄉烏鎮縱橫的河網，并未束縛少年的視野；相反，通過父親訂閱的報刊，上海乃至世界的思想波瀾，早已涌入這座水鄉宅院，為茅盾打開了第一扇望向時代的窗。

舊學訓練中的新眼光

帶著這份獨特的家庭烙印，茅盾進入了烏鎮新式學堂“立志小學”。他的作文才華迅速顯露，其特點不在于辭藻華麗，而在于見識與格局。茅盾故居“萬里江山一放歌”展覽的兩篇小學作文清晰地證明了這一點。

一篇是《學部定章學生畢業以學期為限論》。當時清廷學部（相當于教育部）頒布了新式學堂章程，以學期而非學年作為畢業考核期限。多數學生照本宣科，年少的茅盾并未人云亦云，而是敏銳地指出機械劃一的學期制度可能不合教學實際，并以自身為例，呼吁老師對學生的畢業要講學力而不論學期，體現了可貴的獨立思考和批判精神。

另一篇是《宋太祖杯酒釋兵權論》。茅盾梳理史實，深入剖析此舉對北宋王朝“強干弱枝”、最終積貧積弱命運的深遠影響，展現出一種早熟的史家眼光。老師激賞之余，寫了總批：“好筆力，好見地，讀史有眼，立論有識，小子可造，其竭力用功，勉成大器！”

這些評語，精準地捕捉到了少年茅盾的特質：他的筆鋒，既受益于深厚的舊學根基，又始終躍動著關切現實的新思想火花。這為他日后成為一位兼具藝術敏感與社會剖析能力的文學巨匠，埋下了最早的伏筆。

考場上的生命宣言

真正的精神淬煉與公開宣言，發生在1909年（清宣統元年）的鎮童生會考考場。那一年，茅盾13歲。考試的題目《試論富國強兵之道》，如同一把鑰匙，瞬間開啟了茅盾心中積蓄已久的情感與思考。

面對這道關乎民族存亡的時代命題，父親病榻前的叮囑、母親燈下的教誨、閱讀《時務報》時的憂思，與眼前國家積貧積弱的現實激烈碰撞。茅盾沒有選擇穩妥地引經據典，而是將全部的家庭熏陶、時代感受和個人志向，凝聚成一股噴薄而出的精神力量，在四百余字的文章結尾，慎重地寫下了那十個決定一生的大字：“大丈夫當以天下為己任！”

這絕非一句輕飄的豪言壯語。在主考官眼中，這份答卷在眾多陳腐八股中卓然不群，其見識氣魄令人動容，遂揮筆加了密圈并作批語：“十二歲小兒，能作此語，莫謂祖國無人也！”這次考試，茅盾名列前茅。但比名次更重要的是，這是他首次將私人庭訓轉化為公開的人生誓詞，完成了一次重要的精神成年禮。從此，“為己任”的“天下”，從抽象的理念，開始具體化為他觀察、思考并最終用畢生心血去描繪和改造的中國社會的藍圖。

貫穿一生的精神主軸

這一少年誓言，絕非曇花一現，而成為照亮茅盾一生道路的燈塔。此后的人生軌跡，無不是對這十個字的生動詮釋。

此后，在湖州中學、嘉興中學，再到北京大學預科，茅盾廣泛涉獵，既深研古籍，也擁抱新學，為擔當“天下”之任積蓄知識與思想的力量。五四運動爆發，他立刻投身其中，翻譯介紹外國進步文學，參與社會改革，成為新文化運動的猛將。1920年秋，茅盾加入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為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此后，無論是主持革新《小說月報》引領文壇，還是秘密擔任黨中央聯絡員（代號“鐘英”）；無論是在五卅運動中奔走吶喊，還是在北伐前線主編《漢口民國日報》，茅盾始終戰斗在時代漩渦的中心，踐行著革命者“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

即便在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經歷苦悶與彷徨，他將筆名定為“茅盾”，并在《蝕》三部曲中刻畫青年幻滅時，其底色仍是對于那個“天下”最深切的關懷與求索。

此后，茅盾創作《子夜》剖析中國社會性質，在抗戰烽火中寫下《白楊禮贊》鼓舞民心，直至擔任全國文協（1953年改稱中國作協）主席、文化部部長、設立“茅盾文學獎”獎掖后進，茅盾的一生，完美地將文學家的敏銳、革命者的熱忱與組織者的擔當融為一體。而這一切的源頭，都可以追溯到烏鎮考場那個下午，那個少年筆下赤誠而堅定的生命契約。

今天，在茅盾故居內，新近打造的“茅盾會客廳”正在成為匯聚當代名家，尤其是茅盾文學獎得主的文學現場。這正是新時代文學高質量發展的一種生動寫照：我們守護的不僅是一處故居、幾頁手稿，更是一種胸懷“國之大者”的文學精神與時代擔當。讓這座文學的殿堂，成為令人敬重的精神陣地，成為人氣活躍的文學現場，這或許是對茅盾先生“大丈夫當以天下為己任”的少年初心，最深切也最富生機的時代回應。

（作者系中國現代文學館常務副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