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魯南山區，2025年12月18日傍晚，一條1分41秒的年終總結視頻，從一個名叫藤花峪的村莊傳向網絡。

幾十個鏡頭，記錄了村莊的一年：安路燈86盞，修路1300米，維修水渠400余米，壘起4座攔河壩，擴寬了村里老舊的窄橋，給全村婦女過“三八”節，為本村和鄰村的留守兒童辦夏令營，幫殘疾青年修危房，為孤寡老人送米面……

沒有口號，沒有濾鏡，但視頻火爆的程度卻超出發布者——00后王浩的預期：點贊超過90萬，后臺1500多萬播放量，未讀消息999+，粉絲從1.5萬漲到5.2萬，評論和私信像泄閘的水向他涌來：“能來我們村當書記嗎？”

兩年前，頂著燙過的卷發、穿著沖鋒衣的王浩走進這個鄉間小道上狗比老人多的空心村時，迎接他的不是掌聲，而是魯南土話里的質疑：“這小孩太嫩，不管（靠不住）！”

擔任黨支部書記兩年間，他自覺沒給村莊帶來翻天覆地的改變；相反，對他們這些年輕基層干部來說，擺在面前要做的事務清單還很長。

但在許多網友看來，這條視頻“該火”。它回應了一種普遍的迷茫——人們總渴望做獨特、重要的事，卻常陷于意義的空轉與內耗。王浩和團隊所做的，都是看似平凡的小事，但把一件件做明白，便是令人心安的成果。

問題像苞米粒一樣砸來

藤花峪村，靜臥在兩座魯南特有的“崮”之間——那是一種山頂平闊如臺、四壁陡峭的山。通往村子的道路兩邊是層層的梯田，種滿果樹，撐起家家戶戶的生計。

暮色漫過山谷時，村委會辦公室的打光燈準時亮起。新年的第一天，王浩沒有休息。他出現在自己賬號的助農直播間，面前擺著九種花茶，身后掛著“藤花峪村支部委員會”的牌子。

這個架著一副眼鏡，笑起來眼睛會彎成月牙的男生，大部分時間都很靦腆。他在村子“藤花峪助農三支書”賬號里發布的視頻火了之后，到訪村莊的人一波接一波。他感到惶恐：自己只是做了一些該做的平凡小事。

時間倒回2024年初，王浩和駐村第一書記王雪峰剛到藤花峪時，迎接他們的是另一種溫度。

倒也不是沒做過農村工作。畢業后工作沒多久，他就被自家村書記一通電話叫回了家。“年輕人都走了，用電腦的活干得吃力。”那段時間正好家里有事，王浩也就回了家，在村委會兼職干了兩年，做表格、寫文件，壓力不大，干得樂呵。但如今在藤花峪，他成了要拍板的人。

第一天的會，算是“交接”，一會議室的鎮干部和黨員里，他最年輕。他將面對的是：全村1300多人，常住人口不到400人，60歲以上的老人300多位，最大的93歲高齡。

真正的“交接”在第二天。村民一窩蜂擁進村委會，反映的問題像苞米粒一樣砸來：之前修路的占地補償還沒有到位、村里的橋得修……王浩一件件記下來。“他們不是要你馬上解決，是來‘報備’。”

比他早來3個月的王雪峰，1986年生，從煙臺大學來當駐村第一書記。大家把王浩和王雪峰分別叫作“小王書記”和“大王書記”。

第一個月，王浩和王雪峰挨家挨戶走訪。有友好的村民，拉著兩人進屋喝水吃飯，但更多的是不冷不熱。一提到心里敏感的事，村民們就擺手，“走吧走吧”。76歲的高啟英，最初一見王浩出現在家門口就抵觸，“不知道他們到底是要來干嘛的，怎么又來俺家了？”

王浩知道村民們在背后議論他，沒人信得過像孫輩一般的年輕人，“肯定干不了半年就得走”。

王浩不服氣，但心里也沒底。從前他最怕麻煩人，如今家長里短都得硬著頭皮上。兩個村民為一塊地里的界石吵到報警，他和王雪峰去調解，最后發現是雨水沖倒了界石。事情解決，王浩也明白了，土地就是村民心里最在乎的事。

做事得一碗水端平

小王書記喜歡把村民的事記在手機備忘錄里，做完一件刪掉一條；大王書記習慣每天揣個本子，走哪兒記哪兒。

王雪峰首先想解決的是路燈。村里原有的老式路燈，每年電費5000多元，但只在主干道的幾處有，村里老人有時只能摸黑在路上聊天。眼下就要過年了，在外打工的年輕人、上學的孩子都要回來，“村里亮堂了，人心也會亮堂些。”

畢竟幫扶資金有限，不少人報價高，王雪峰輾轉打聽，找到本村懂水電的李德國。李德國帶著王雪峰找到源頭工廠，貨比三家，最終以每盞280元（燈240元一座，人工費40元）的價格，給村里裝了50盞，后來又追加了36盞。

最初，李德國也是對這批新班子持懷疑態度的村民之一。但裝燈的事讓他有了改觀，他聽在村里開小賣部的父母說，兩人時不時來買點東西，經常找曾經當過小組長的父親了解各家情況。

在藤花峪，村民們一年到頭沒有農閑的時候，王浩和王雪峰也常往田間地頭跑，一邊幫著村民摘櫻桃、搶收山楂，一邊了解產量和口感。

他們漸漸發現，藤花峪的“大事”，在村民那里有另一套計量單位：不是公里、百分比，而是“幾米”“幾分地”“幾棵樹”。

比如修路。去年村里決定優先硬化未鋪完的主干道。王浩帶人跑遍全村，帶上皮尺反復確定要修的路。

有戶人家門口是坡，路修到坡下，沒往上延。那家人打了四五十個電話給王浩：“就一車水泥的事，給我修到門口。”由于資金有限，王浩最后沒同意，“給你修了，別家也要，就沒完了。”王浩清楚，在村里做事，得一碗水端平。

為了讓小事得到系統解決，他們在村里舉辦“陽光報告會”——定期在村里的廣場邀請村民提訴求、說難題。修水渠、修橋、清理河道……急的事先辦，不急的事緩辦。

過去，水渠灌溉是村民多年的心結，也是家家戶戶果樹的命脈。尤其櫻桃，受不了旱，山上流下的水順著水渠嘩嘩流走，留不住一點水。村民們只能推著三輪車，載著大水桶，一趟趟往地里拉水，一畝地得來回拉個兩三趟。

村民們拉著王浩和王雪峰到水渠邊，向他們反映。商量后，他們決定在水渠上修建四座攔河壩。但修攔河壩需要鉤機，鉤機要經過村民高啟英種著的幾棵花椒樹，還有李德國父親的菜地，一分地種著自家吃的茄子、豆角。

王浩給高啟英打了數次電話，都被拒絕。轉機出現在高啟英因家庭矛盾沒地方住時，王浩和村委會協調了臨時住處、從中調解，年前又送了米面油。后來，村委會給高啟英按照樹木定價給了相應補貼，李德國也“為了大家伙，也方便自己”，主動拔掉了地里的菜。他清楚，施工車一壓，地兩三年種不了。

修好了攔河壩，村民們接上了管子和水泵，澆地變得更方便。

王雪峰把這種相處稱為“浸潤”，是將心比心、一點點積累的過程。真正扎根下來，他們發現，山村最迫切的需要，就是這樣具體而微。

土地收成走進直播間

熟悉藤花峪的人一直說，他們遲早能被看見。但王浩確實沒想過，是以一條視頻的形式。

在這之前，他默默更新賬號，拍村民搶收、村歌會、夏令營，點贊寥寥。

從去年4月開始，王浩拉上村里兩位團支書每晚直播，賣農產品，也時常分享當天村里發生了啥，比如修路的煩心事、幫著村民采摘的喜悅……前不久，有忠實蹲守直播間的網友提議，把過去一年在村子里做的事剪成視頻發出來。這成了那條爆火視頻的靈感源頭。

最初開設賬號，王浩只想讓藤花峪被看見，讓村民的農產品有更多銷路。他看到那些趕大集的村民們，拉著自家種的地瓜和花椒，一天最多賣幾百元。

第一條視頻，王浩鼓足勇氣出鏡。平時連朋友圈都不發照片的他，穿著白襯衫站在村委會門口，對著鏡頭說，他并不想當網紅，只是“想把家鄉的美景、農產品和風土人情宣傳出去，帶動老百姓能更好地生活”。

他們給賬號取名：藤花峪助農三支書。除了王浩，還有兩位返鄉80后、90后：高安勤和李亞。

直播在賬號開設后沒幾天就開始了。三人因為怕被熟人刷到，也想推給外省市的人，所以關掉了后臺的同城推送。第一次播，兩小時，觀眾只有幾個人，彈幕半天才出現一條，賣出一單小米，12元。王浩感謝了那位網友半天。

連續一個月，每晚兩小時，最多時也就十幾個人在線。有幾次，只剩王浩獨自對著鏡頭說話。團隊里有人猶豫：“要不要繼續？”王浩說：“既然干了，至少堅持三個月。”

李亞覺得難熬。盡管之前在保險公司做培訓工作，但轉到線上，一開口他還是不好意思，緊張地搓手，習慣性低頭看表。

高安勤是直播間隱性的臺柱子，也是村民口中的“傻子碩士”。2017年，哈工大碩士畢業的他從中興通訊辭職回村做電商，鄉親議論他是不是犯了錯被開除。父親差點跟他斷絕父子關系：“村里人都往外走，你回來，我丟不起這人！”

雖然嘴上罵罵咧咧把高安勤往外趕，但父親仍每天騎三輪車，往返兩趟去城區里幫他發快遞。一年后，高安勤在城里買了房和車，父親不再提“出去”這件事。

高安勤始終覺得自己和村莊是一體的。上大學時，愛折騰的他就在網上賣村里的櫻桃。回村后，他幫助村里老人在網上交話費、買去看兒女的車票。

他發現村里的土地有太多機會了：梯田里一年到頭都很熱鬧，四五月櫻桃成熟，夏天掛滿桃子，接著是板栗、核桃的季節，花椒、山楂干、金銀花一整年都能賣。之前村民只能把山貨低價賣給販子，賺不了幾個錢。

當地金銀花藤蔓在過去要么喂羊，要么當柴火燒。一次偶然翻閱《本草綱目》，高安勤看到金銀花藤具有藥用價值。他敏銳地察覺到，做金銀花競爭不過主產區，但開發無人問津的“藤”或許能走出一條新路。

他試著發動關系好的村民采收，包裝后放到網上售賣。一開始很多人不理解。但當首批參與的七八個村民每月輕松賺到三五千元時，觀望者坐不住了。如今，金銀花藤每年能賣近十萬斤，為老百姓帶來保底50萬元、高時近百萬元的收入。

有經驗打底，幾人認定直播是條路。最初他們只知道在直播間賣地瓜、小米、花椒，話術也生硬，面對鏡頭，只會說“下一單吧”。兩個月后，觀眾慢慢多起來，一天能賣五六百元。他們摸熟節奏，編出了一些口訣、加入俗語，讓介紹更接地氣：酸棗葉茶，有粉絲喝了反饋可以緩解失眠；紫藤花苞不僅可以觀賞，還能用來炒雞蛋。

而直播的目的始終沒有變。每場開頭，幾人都會齊聲介紹家鄉情況：“這是在山東省棗莊市山亭區徐莊鎮藤花峪村……這里是沂蒙山區，北緯35度，三面環山，一片環水，三季有花，四季有果。”賣貨間隙，他們把村莊的特色和故事講給每一位進入直播間的人聽，希望能把家鄉的名頭打出去。

大半年過去，鏡頭前的幾個人皮膚一個比一個黑。夏天在村委會院子里播，冬天凍得聲音打顫，就搬進室內，把村委會的牌子拆下掛后面，一方面是背書，另一方面是擔心換場景影響流量。

流量是玄學。即使視頻火了，直播間里的人數仍卡在幾百人左右上不去，幾個人琢磨可能是一開始設定“電商號”所致。這幾天，他們新建了一個號，王浩每天下午五時半到九時多在新號播，隨后再轉戰原賬號。

屏幕連接了山內山外。最初他們只賣十幾個品類，因網友常問“有沒有這個”“有沒有那個”，他們開始四處搜羅山東本地及外地特產，讓貨架更豐富。

變化確實在發生。從村民那里收的連翹價格比市場販子高60元一斤，櫻桃一斤多賣5元，地瓜一斤多賣三到五角。直播間賣爆的玫瑰花，收購價格翻了兩番。

讓藤花峪真正“走出去”

除了村里這些小事，王雪峰還謀劃著利用藤花峪的紫藤花，發展生態旅游和產業。他翻遍知網論文，但科研與資源都需要時間。在他們的規劃里，如果村里的電商事業能做大，可以反哺村里的紫藤產業，讓它的價值最大化。

視頻里提到的夏令營，實際上已經在村里辦了兩年。從剛到藤花峪的那天起，之前一直做團委工作的王雪峰就盤算著要給村里的孩子做些什么。村里不少孩子的父母在外打工，年邁的老人又無心看管，涉及學業更是沒有能力幫忙。

決定為孩子舉辦夏令營后，困難撲面而來：要聯系大學生志愿者設計課程、要協調公交增派車輛接送孩子、在當地各村宣傳。管飯是最大的爭議，萬一吃出問題，責任太大。但王雪峰堅持：“不管飯，路遠的孩子就不來了。”最后他們決定嚴格把控食材，幾位村里大娘主動來負責燒飯。

周邊30個村120個孩子、40名志愿者，20天，3.5萬元開銷——這是兩人算的賬。所有孩子報名都是免費的。錢來自工會、婦聯、團委等部門的項目支持、愛心捐贈、幫扶資金。

課程表排得很滿：除了功課輔導、法律科普、農業知識，還請來當地人民醫院的醫生給孩子免費體檢，重點做心理評估。單親家庭的孩子、留守兒童、性格孤僻的少年，都被他們記錄、關照。

結營那天，孩子們哭了，大學生志愿者也哭了。在心愿卡上，很多孩子寫下夢想，最多的是當老師、當醫生。

夏令營結束，幫扶并沒有停止。王雪峰還在聯系給孩子們匹配百余名大學生志愿者，遠程輔導功課。幫扶真的起到了效果：半年線上輔導，讓一個孩子從全鎮中下游考到了第一名。

更遠的計劃里，他們想帶孩子去煙臺看海，計劃在煙臺大學和孩子們一起種下紫藤種子，也在孩子們心里種下大學的種子。王雪峰開玩笑說，“最差，你也得考個煙臺大學吧？”

種子生長需要時間，但王雪峰的任期將滿，夏令營能持續嗎？紫藤花產業能落地嗎？都是問號。

人才是更深的焦慮。早在2019年大年初一，藤花峪村幾個在外打工的年輕人就聚在李亞家，討論為家鄉發展提建議。高安勤和李亞也在。但年后，絕大多數人各奔東西，只剩一個空架子。

同年9月，藤花峪成立青年創業聯合會，初衷是想讓有志青年回鄉，尤其是干電商的年輕人，抱團取暖、共享資源。隨著李亞等人接連返鄉，聯合會逐漸迭代成一個針對新型電商，吸引、賦能返鄉青年的平臺。

平臺可以互補和托舉。有人擅長種櫻桃，有人精通批發渠道，有人專攻電商運營，有人負責客服物流。當有大的農產品銷售項目時，他們便以“青創甄選”的名義臨時組隊，各司其職，資金共擔，利潤共享。最多一天，他們發貨2萬單。

李亞回到家后，看著村里的雜糧等農產品雖好，卻缺乏好的包裝和深加工，價值難以提升。結合之前在保險公司時接受的健康理念，他思路漸漸清晰：把村里農產品做成半成品，通過精包裝提升附加值，讓好東西走出大山。在這之后，青創聯又吸引了幾位青年返鄉，其中一位做醬菜的年銷售額達1500萬元。

王浩知道，讓藤花峪能真正“走出去”，不是一屆班子、兩年時間能完成的。它需要接力，需要更多年輕人愿意回來，踏踏實實扎根在這片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