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天佑，2001年9月生于北京，現在美國紐約工作。少年時代起在《北京青年報》《北京文學》《中國校園文學》《中華讀書報》《海外文摘》《新民晚報》《雨花》《讀者》等報刊發表作品。多次獲征文比賽獎。17歲時出版散文集《青年與花》。

親愛的陽臺

程天佑

在陽臺上

我讀的大學采用了老式歐洲大學的模式，像《哈利·波特》那樣，將學生們按照性格特點分在很多不同的學院——在美國本科名校中，保留這樣設定的學校已經不多了。同一個學院的學生們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彼此熟悉，也產生集體意識。學院之間則有各種各樣的比拼，諸如籃球、足球、橄欖球等體育比賽，還有學校最有名的Beer Bike，一直到各類派對。學院之間也會有很多特殊的感情，比如我的學院Sid和Martel是姐妹學院，二者分別坐落在學校的最南端和北端，卻經常一起舉行活動，也一起“抗敵”，比如說一起調侃某個學院。

Sid緊挨著最南邊的停車場，對面就是醫療中心和精神病院。我的好朋友X喜歡在樓下抽煙，經常遇到頭發臟亂、神色憔悴、穿著病人服的老頭老太太過來要煙。有的手里會攥著皺巴巴的一元美金，有的干脆空著手。如果不給，大多數人也并不會怎樣，但我也親眼見過有幾個向X討要沒熄滅的煙頭，而X一般會多給他們剩幾口。

Sid的一層是一片公共活動區域，有很多桌子和一個小舞臺，我們一般都在這里吃飯。如果遇到誰過生日，會有人喊一句“Hey Sid”，大家便回應“Hey What”，他會接著說“It’s xxx’s birthday”，然后大家一起為壽星唱生日快樂歌，氛圍頗好。一層還有快遞室、乒乓球臺、小劇院——經常有人在里面演出，我們也會在這里舉辦派對。沿著白色的樓梯轉到二層，墻壁上有學生們的涂鴉，還有一塊每月都更新人名——這個月份過生日的人的區域。二層以上是住宿區，有洗衣機和烘干機，幾個自習室，一個臺球廳，一個大露臺，一個公用廚房，里面帶著小陽臺。臺球廳是我第二愛去的地方，剛到美國那年一度在這里稱王稱霸，引來其他學院的各路豪杰點名挑戰。第一愛去的，是廚房里的小陽臺，最多的故事也發生在這里。

因為大二才到學校，為了補上欠缺一年的社交生活，也遵循為了解美國語言和文化而選擇這所大學的初衷，我和X在剛到的時候幾近瘋狂地社交。或直接坐到一張陌生的桌子上，或借參加一些small talk的機會，在派對上主動與人交流，交換名字和電話號碼。后來回想中美社交文化的差異，我覺得最大的不同就是：美國人更容易很快成為朋友，但很少深交。在中國，人們很少在晨跑路上互相打招呼，也不習慣在電梯里夸贊陌生人的鞋子很好看。沒有這些small talk的機會，人與人就很難開始一段聯結。但畢竟物以稀為貴，越難建立起聯結，越會增加這些聯結的可貴和穩定性。所以在中國，交朋友，要么是互相有價值的表面朋友，要么就是深交。我和X來學校初期，遇到了很多能叫得出名字的“朋友”，我們常常一起吃飯聊天，一起喝酒，但很少真正走進彼此的內心，愿意與之徹夜長談。

直到在那個陽臺遇到了Ruben。那時休斯頓已經是深秋，我陪X去陽臺抽煙，Ruben也在，一個人對著電腦抽煙，放著一些電子音樂。我喜歡電子音樂，而X喜歡抽煙，自然就和Ruben聊了起來。他媽媽是越南人，爸爸是塞浦路斯人，自己則在倫敦長大，來美國讀大學，操著一口英國口音。可能是同為國際生的緣故，我們有共同的話題。我和X都是數學經濟分析和體育管理的雙專業，但是論忙碌程度，我認為其實不及Ruben的電子工程。后來我們經常在陽臺碰面，我和X總是兩手空空，但Ruben時常對著電腦忙著。

中美文化另一個不同體現為對于電子設備的使用。我們喜歡用手機社交，常以為手機什么都可以解決，當然這取決于大多數填表問卷之類都是在微信和軟件上進行，可掃碼使用的充電寶也隨處普及。美國甚至歐洲的朋友們則更喜歡隨身帶電腦，因為電腦續航時間更久，可以播放音樂和視頻。Ruben就是這樣，每次在陽臺相遇，他總是在放著音樂，有些是他喜歡的，還有不少干脆是他自己創作的。一位被父母寄望成為電子工程師的男人，夢想的都是成為音樂榜單上有名的DJ或制作人。

友誼和愛情一樣，一旦建立很快就能進入蜜月期。我和X、Ruben總是在二層相見，談談心，偶爾喝上一杯酒。休斯頓的天氣濕熱，夏天像蒸桑拿，秋冬倒是格外暖和。風偶爾吹過，令人感到愜意。春天的時候，我金融求職不順，X和Ruben學業上也遇到了不可控的麻煩。休斯頓最冷的冬天很快來臨，很多夜晚的陽臺小聚就顯得格外寒冷。我們在小陽臺點燃了無數根煙，喝下了無數杯酒，也總會擠出一個個微笑，拍拍彼此的肩膀，一起趴在欄桿上看樓下的行人，瞧天上的月亮，責怪命運弄人，感嘆自己逐漸蒼老了的年紀和心境。陽臺上不斷有新的人來，有很多人見過一次就再沒有見到，而我們依然在。

后來Ruben選擇暫停一個學期，我和X成了陽臺的堅守者。再后來我開始明白，自以為過不去的事其實終究會過去，有一刻沒有一根煙，沒有一杯酒，沒有一聲嘆息，只有云淡風輕的一句“I’m good”（我很好）。

陽臺的桌上有了越來越多酒精和飲料的痕跡，地上的煙灰積攢，偶爾還能見到幾只叫不出名的小蟲子。走出陰郁的情緒，我對陽臺有了種別樣的情感寄托，會想起那段窒息的時光，也感慨自己幸運，是以“戰勝”而不是“忘記”的方式走了出來——我不想忘記在陽臺上最后體會的那種云淡風輕。

陽臺對面就是Old Sid，是Sid學院的老樓。拆遷是在大三那年，大四的第一學期，我們目睹著大樓變成一堆廢墟，到了第二學期因為怕施工危險，陽臺也不再開放了。畢業的前一晚，我和X、Ruben喝得爛醉，努力想推開那個陽臺的門。可是門被上了鎖，終究也沒能打開。很多故事的結局就是這樣，不會是人們希望的圓滿。陪了我們三年的小小地方，最后連一張告別的合照也沒能留下。

畢業那天我的腦子很亂，感覺有太多話要說，有太多事要做。我和很多人擁抱告別，覺得這可能會是我們見的最后一面，唯獨忘了陽臺。寫下這篇文章正是為了紀念它，也祝未來很多很多時光里，將在那個陽臺上歡笑和哭泣的少年少女們一切都好。

對談

每當我在房間里試圖安靜下來，工作或是寫一些東西，趕上外面恰好因為聚會或是派對而有喧鬧聲，我總會想起2022年春天和Y對談的那個夜晚。

2022年我上大二，因為疫情無法辦簽證。我整個大一都在國內上網課，大二那年才到美國。出于很多考慮，我決定畢業后先在美國找一份工作。美國和中國彼時的求職環境整體上有兩點不同：第一，美國并不看重最高學歷，這當然和人口基數以及競爭環境有關，相反，很多頂尖的公司基本上只從優秀的本科生中招取應屆生。后來我的一位金融業導師對我說：“反正你們來公司一切都要從頭學起，那我們為何要放棄更年輕的人而去找多讀一年或者一年半的碩士呢？” 第二，基于第一點，美國頂尖職位的求職時間線也被無限地提前。如果想大四畢業就馬上入職一個好工作，你要先獲得大三至大四的暑期實習，而這份暑期實習，往往又需要提前一年半，也就是大二的春天，去面試獲取。

于是來到美國的第一個學期，甚至是第一周，我就開始為求職做準備。想要拿到大二春天的面試，你要么已經擁有了一些關系，要么就得自己去建立關系。建立關系的方法，就是給各大公司已經入職的員工發郵件，詢問他們是否有時間打一個電話了解你，或者當面一起喝一杯咖啡。于是，無數個往返休斯頓Downtown的午后填滿了我的整個大二生活。我調查每個意向公司員工的背景，熨平西服整理好領帶，對著鏡子練習微笑和說話，準備每一個可能被問到的問題。這對于彼時英語還不夠熟練也沒那么了解美國社交文化的我來說，意味著更多的困難——想要和人熟練交流容易，但想要能自己開上一個禮貌而適宜的玩笑而讓對方覺得你是個有趣的人，可是另一個維度的題目了。

那時的我拿著全系最高的成績，擁有公認最好看的簡歷，很難接受所謂“軟實力”導致的不順。當然，那時的我也不愿意承認所有因素其實都是實力的一部分，把它劃分出硬軟，無非是自我安慰罷了。2022年的春天正值求職季，學校里的每個人都在為找到暑期實習而努力。休斯頓本就是個陰晴不定的城市，雖然坐擁和廣深一樣的緯度，但那年的陰天和暴雨格外多，那年的冬天也格外冷，整個城市時不時就被冷雨和冰雹肆虐。陰郁的天氣給我本就頹唐的心情增添了一層薄霧。

那年是疫情后美國徹底開放的第一年，每一位不用為金融求職困擾的大二學生，都在盡情享受久違的校園生活和派對。在我們學校每年一度的最大活動Beer Bike前的最后一個周末，幾乎所有人都前去一個公開派對。我的手機收到一條短信,Y問我：“Do you wanna meet up and mock a little bit?”大意就是約我互相模擬面試。那時大多數人都用蘋果手機自帶的iMessage，所以我推斷Y使用的并不是蘋果。Y的父母是印度人，他在美國出生，也就算第二代移民。他出生在休斯頓郊區的一個社區，留著當年美國最流行的鬈發，眼睛很大，嘴唇略厚，眼中并存著真誠和狡黠。

Y有一樁傳奇經歷。大一那年因為可以遠程上課，很多人沒有選擇住學校的宿舍，Y也是其中之一。但他隨即發現學校的生活豐富多彩，遠勝于在家中ZOOM上課。于是Handzsen學院的地下室就有了如下這個傳說—— 一位男生靠地下室的床墊和公共洗手間生存了一個多學期。后來Handzsen的好友帶我去參觀，我親眼看到Y留下的床墊，對Y有了初步的印象——頗有忍辱負重的古風。

Y很快和我在一間小屋相聚，當時我甚至能看到留存在他鬈發中的水珠。他穿一件很素的T恤衫，很短的美式短褲，腳下是一雙已經發灰的白色運動鞋。我們互相考了些accounting、DCF、valuation的題目，對于彼此倒也算滿意。我們又互看對方的簡歷——這是我的驕傲所在。我的簡歷被三段專業的投行實習和兩個頗有成果的創業項目占據；而他的是很多簡短的義工服務和普通的金融實習。Y察覺到了我的出神，他的提醒聲一時讓我有些慚愧——我該好好地幫他檢查他的簡歷，而不是由此而浮想聯翩。

一段練習時光很快結束，老實說我們之間的氛圍有些微妙，既有類似戰友情的互相鼓勵，也有看看到底誰更可能成為優秀候選者的暗地較勁。Y可能也嗅到了這絲微妙，停下收拾東西的手，問我：“Terry，你找投行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一時愣住了，這倒不是因為我從來沒有思考過這份努力的意義，只是不知道該怎么啟齒。我生長在北京市，就讀于海淀區最好的中學，即使家庭給我的教育一直是享受并體悟生活更加重要，我依然在激烈的競爭中成長。進入大學，幾乎所有優秀同齡人的目標都是找到一份體面的工作。原本我的大學目標是哈佛、耶魯這樣的名校，現在所在的學校雖然是南方哈佛，但終究還是比目標差了一點。所以，這一場比賽，我也不想輸。

我知道Y尋找投行的原因是什么。他想找一份薪資卓越的工作，還給家里學費，改善家人和自己未來家庭的生活。我也清楚比起他我是幸運的，甚至是貪婪的，我需要的可能更是這份工作帶來的名聲和自我的滿足，而不是其所能創造的物質條件。我感到臉有點發燙，但既然此刻和他四目相對，也就把真實的原因和盤托出。

Y并沒有任何夸張的反應，他拍了拍我的肩膀，給了我很多美式鼓勵。我分不清那些鼓勵的話里有幾分是真心幾分是客套，也鼓勵了他幾句。他卻沒有要停的意思，給我講起了他的家庭，他因為學費問題差點選擇更差的公立大學，還有他住地下室的故事，凡此種種。我也和他聊起了我的少年時代、那時的理想、來美國一路的辛酸和感悟。我突然覺得，人和人之間，其實既沒有那么多感同身受，比如人種、文化、財富、家庭、經歷；可能也沒有那么多不同，比如迷茫、焦慮、困惑、貪婪。兩個漂泊的靈魂，伴隨著外面的嘈雜以及暴雨聲，突然找到了一些共鳴。

十幾歲時的豪言壯志，哪個人又真的輕易忘掉了呢？明天會去向哪里，我們也不知道，但至少今晚聊得很愉快，不是嗎？

門外，派對的音樂聲仍舊依稀可以聽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