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經典作家作品的研究是否還能取得突破，是每一位古典文學學者都關注的問題。嘗試從方法論更新、跨學科視角等大的方面著手提出創新性觀點，一直被視為在經典作家研究中推陳出新的不二法門。不過，在“大處著手”的同時，我們似乎對以具體文本研究為代表的“小問題”有所忽視。以細碎、微觀的“小問題”為基礎，是否可以促成經典作家研究的新突破，或許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筆者近期在閱讀蘇軾詞的過程中，發現了一個極為細小的文本解讀問題。以之為起點，則可進一步引申出有關“注釋學”的“大問題”。這一思考過程，似乎提示了一條從“小處著手”提煉問題意識，進而深化經典作家研究的路徑。本文即嘗試以這一由“小”而“大”的思考為案例，對相關問題作一簡要探討。

一個小問題：蘇軾黃州快哉亭詞的“白頭翁”

蘇軾貶謫黃州期間，好友張懷民（字偓佺）為建快哉亭。蘇軾感念而作《水調歌頭·黃州快哉亭贈張偓佺》一詞，流傳千古。詞之下片“掀舞一葉白頭翁”句，今有兩種理解：一作浪間飛舞的白頭翁鳥，又作一白首漁翁駕一葉扁舟飄蕩于浪間。

傅干《注坡詞》注以鄭谷《淮上漁者》詩云“白頭波上白頭翁，一葉舟移蒲蒲風”，顯然作漁翁解。而龍榆生先生則引《江表傳》注“白頭翁”三字云：“會有白頭鳥集殿前，孫權問：‘此何鳥？’諸葛恪曰：‘白頭翁也。’張昭自以坐中最老，疑恪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復尋白頭母。’恪曰：‘鳥名鸚母，未必有對。試使輔吳復求鸚父。’坐中皆笑。”其后雖亦引鄭谷詩，但開啟了釋“白頭翁”為水鳥之先河。

此后，對該詞中“白頭翁”的理解，便大體分為“老翁”與“水鳥”兩派。例如唐玲玲等《東坡樂府編年箋注》、朱靖華等《蘇軾詞新釋輯評》、鄒同慶等《蘇軾詞編年校注》支持前者；而曹樹銘《蘇東坡詞》、薛瑞生《東坡詞編年箋證》則傾向認同后者。

“白頭翁”的漁翁、水鳥二解，實為后人在箋注該詞時的不同理解，而此二解的典出也皆為客觀存在。因此，探討二解何者為優，則必然要回到“蘇軾所寫究竟為何”這一問題上。

那么，蘇軾是否知曉有水鳥名“白頭翁”？答案是肯定的。因蘇軾另有詩作《風水洞聞二禽》云：“林外一聲青竹筍，坐間半醉白頭翁。春山最好不歸去，慚愧春禽解勸儂。”詩中的“青竹筍”即為鳥類，歐陽修《啼鳥》詩有云“竹林靜啼青竹筍，深處不見惟聞聲”，即寫此鳥。蘇詩以“白頭翁”對“青竹筍”，又詩題云“二禽”，故可證蘇軾確實知曉有鳥以“白頭翁”為名。

但是，僅以此并不能確證“掀舞一葉白頭翁”所寫為水鳥，因北宋人詩中所寫“白頭翁”大多指人，如曾鞏《北園會客不飲》“殢得春風人盡醉，獨醒誰似白頭翁”、王安石《書靜照師塔》“簡老已歸黃土陌，淵師今作白頭翁”、黃庭堅《荊州即事藥名詩八首》其三“家人森戶外，笑擁白頭翁”、陳師道《寄張大夫》“只應青眼老，尚記白頭翁”等，就連蘇軾本人亦有《村醪二尊獻張平陽》其三云“少負清名晚方用，白頭翁竟作何官”。此外，詞句中以“一葉”為量詞，并非常用于鳥類，而是應用于被省略的“扁舟”，駕扁舟者自當為漁翁。可印證這一觀點的詩句，在蘇軾本人筆下同樣存在，即《大風留金山兩日》云：“朝來白浪打蒼崖，倒射軒窗作飛雨。龍驤萬斛不敢過，漁舟一葉從掀舞。”此處“一葉”與“掀舞”所描寫的，正是“漁舟”，因此從自我互文的角度來講，《水調歌頭》詞中的“掀舞一葉白頭翁”更宜解讀為駕一葉扁舟馳騁于風浪間的白發漁翁。

小問題的大思考：兩種注釋思想的差異

如何理解蘇軾黃州快哉亭詞中“白頭翁”，是一個極為細小的問題，但從中可以引申出一個較大的問題：為什么會出現“水鳥”與“老翁”兩種解讀？

表面看，兩種解讀的源頭所采用的都是探尋語典出處的注釋思路，但實際上卻根源于兩種截然不同的注釋思想。傅干《注坡詞》曾兩度提及《江表傳》，一為注《念奴嬌·赤壁懷古》詞“小喬初嫁了”句，引其文曰：“策從容戲瑜曰：‘喬公二女雖流離，得吾二人作婿，亦足為歡。’”一為注《滿江紅·寄鄂州朱使君壽昌》詞“江表傳，君休讀”句云：“《江表傳》載江左吳時事，多見漢末群雄競逐之義。《三國志》每引以為證也。”可知傅干并非不知此書，而其注《水調歌頭·黃州快哉亭贈張偓佺》詞不采其說，當為有意的選擇。這種選擇，顯然源于傅干根據詞句上文“一葉”這一量詞，將“白頭翁”徑直理解為操舟的“老翁”，這無疑是一種基于詞作文本的注解。與之相比較，龍注則略顯機械，只是刻意尋找更為古早的語典出處，并沒有真正結合上下文作通盤理解。由此可見，二者實際上代表了兩種注釋思想：切合文本與追溯語源。

所謂“切合文本”與“追溯語源”，即陳永正先生在《詩注要義·釋意章第三》中講到的“尚意”與“尚語”兩種詩詞注釋中的側重點：“‘尚語’者重在釋古語，‘尚意’者重在述原意。”對于蘇軾快哉亭詞中的“白頭翁”而言，陳永正先生的觀點應該也傾向于“尚意”的注釋思路。他在《訓詁章第四》中指出，“一詞多義，要聯系上下文意，或參考同類詩句，以求得正解”，并舉出了一個與“白頭翁”類似的例子：“如賀鑄《雁后歸·想娉婷》詞：‘青松巢白鳥，深竹逗流螢。’鐘振振《東山詞》校注云：‘白鳥，《大戴禮記·夏小正》：白鳥也者，謂蚊蚋也。’按，賀鑄《宿寶泉山慧日寺》詩：‘流螢逗深竹，白鳥巢青松。’又，蘇元鼎《游齊山寺》詩：‘白鳥巢危樹，孤猿叫斷岡。’姜特立《江口阻風寄瑯山衷老》：‘白鳥巢半山，掩映畫圖中。’可知此巢居于山樹中之‘白鳥’也者，乃謂白羽之鳥而非蚊蚋也，而王十朋《飛蚊》詩‘青蠅與白鳥，自古常紛紛’、李處權《道夫惠詩為和五首》其三‘白鳥饑逾靜，蒼蠅飽不聲’之‘白鳥’，則確為蚊蚋無疑。”賀鑄詞中“白鳥”的兩種解法，同樣屬于“切合文本”與“追溯語源”之別，可見“尚意”與“尚語”兩種注釋思想的沖突，在古典詩詞的注釋工作中是普遍存在的，其背后有著源遠流長的學術史與思想史脈絡，蘊藏著巨大的學術礦藏，并非幾篇論文甚至幾部書稿就可以說清楚。

由此，我們從一個細微的文本注釋問題，逐步延伸至一個有關“注釋學”方法論與學術史的“大問題”。這種問題意識的積累與深化，無論走向何種宏大的學術境界，都終究始于最基礎的文本解讀。這或許可以提示我們：經典作家研究的深化路徑，仍應從文本研究的“跬步”開始。

叩問學術價值：問題的“大小”與“真偽”

通過上文的梳理，我們發現，一個極其細小的文本解讀問題，卻足以引申出一個有關“注釋學”的重大學術話題。

在當今的學術研究中，相對純粹的作品文本研究似乎越發被輕視，因為我們往往先入為主地將文本研究的目的判定為解決細碎、微觀的具體問題，認為其學術價值有限。正如本文最初提出的有關蘇軾快哉亭詞“白頭翁”的理解問題，就是一個極為細小的文本問題，可能只會被方家斥為饾饤之學。誠然，學術問題固然有大小之別，其學術價值亦有高低之差，但小問題的學術價值低，并不能視為沒有學術價值。一個學術問題哪怕細碎、微觀，只要是“真問題”，便具有學術價值。更何況，以一個小問題為開端，完全有可能延伸出具有較高學術價值的“大問題”。

而反觀當下學界個別探討“大問題”的文章，學術價值是否真的有其所標舉的那般高，實有疑問。如部分論文強行將純粹的古典文化研究與現實中某地經濟發展相關聯，其探討的“問題”看似很大，但并無引經據典予以“論證”的必要，故實為“偽問題”，其所謂“學術價值”皆為泡沫。此類“研究”屬于“成果轉化”范疇，應當重視的是古典文化的傳承普及在實踐層面的落地，使其具備值得開發利用的經濟價值與社會價值，而非空說義理、紙上談兵。

因此，當我們衡量一個學術問題的價值高低時，或許應在“大”或“小”之外，另外增加一重“真”或“偽”。尤其是在經典作家作品的研究中，一個“小而真”的問題絕對優于“大而偽”者，盲目追求“大問題”而不問“真”或“偽”，便很可能只會做出海市蜃樓般虛浮縹緲的學問。

“大而真”的學術問題固然是我們一致的渴望，但也不應因“大”失“小”，完全忽視“小問題”的學術價值。只要是“真問題”，即便是饾饤之學，也應予以足夠的重視。而與經典作家作品相關的饾饤之學，更不可輕易放過，在前人學術成果已然燦若星辰的情況下，真正具有創新性的學術突破，或許就會從一個不起眼的“小問題”開始生發。

（作者：宋學達，系海南大學海南省東坡文化研究與傳播中心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