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是茅盾先生誕辰130周年。這位文學大家晚年撰寫的回憶錄《我走過的道路》不僅是一部個人生活史，更是一部濃縮的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

從1976年開始醞釀直至1981年逝世前夕，這位八旬老人以“所記事物，務求真實”為原則，完成了從童年至1934年的回憶（1935年至1949年內容由家人根據茅盾生前錄音整理完成）。回憶錄兼具文學自述與歷史搶救的雙重使命。

在商務印書館工作、主編《小說月報》、親歷大革命等關鍵經歷，通過茅盾的筆端被賦予溫度與深度，而其中折射的文學思想嬗變與文化立場調整，更成為研究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精神歷程的珍貴標本。

茅盾晚年在北京住所起居室撰寫回憶錄查閱資料（兒子沈霜與茅盾）。作者供圖

一 搶救歷史的使命感

歷史使命的驅動構成了回憶錄誕生的核心動因。這種緊迫感源于雙重壓力，一方面是老一代知識分子普遍懷有搶救歷史的使命感，另一方面則是茅盾自知年邁體衰，在日記中多次表露時不我待的焦慮。

回憶錄最初采用口述錄音方式，1976年3月24日首次錄音時，茅盾“手持話筒，靠在臥榻上”，兒子沈霜操作設備，兒媳陳小曼記錄。但烏鎮口音和即興講述的瑣碎，導致錄音稿“只有骨頭，沒有血肉”。茅盾對此極不滿意，遂以八十一歲高齡重起爐灶，在整理稿上親筆修訂補充。這種特殊創作方式形成了現存手稿的獨特面貌，既有茅盾清秀的瘦金體墨跡，也有家人代筆的工整謄抄，還有不同色筆墨跡的批注增刪。

茅盾寫作時身處北京后圓恩寺胡同的小院，院中白楊樹下的月季花見證了他的筆耕,健康惡化更導致回憶錄終成未竟之作，1981年2月18日，他修改完“亡命日本”章節后病倒，一個月后逝世。他親筆修訂的內容停留在了1934年。

1934年后的內容由兒子沈霜、兒媳陳小曼根據錄音續寫完成。這種特殊創作過程使文本形成“雙聲”特質，前部分體現茅盾親筆的縝密思辨，后期則更多保留口述的質樸直白。

寫回憶錄用過的錄音機與寫作時用來洗眼睛的水壺。 中國現代文學館存

二 “未完成”的不可替代

茅盾的個人經驗與時代思潮的互釋模式，突破了傳統回憶錄的史料堆砌。

在“革新《小說月報》的前后”等章節中，茅盾不僅記錄事件脈絡，更通過細節再現歷史現場，他曾暫居表叔在上海的公寓，在這里他聽來往的人說起有做公債投機的人曾以三十萬元買通馮玉祥部隊在津浦線上北退三十里，這一情節成為后來《子夜》的素材之一。

在回憶錄的撰寫過程中總有一些繞不過去的事與話題，他采用“謹言”原則，只寫親身經歷的場景，不妄議也不作定論。這種既保持個體溫度又恪守客觀界限的書寫倫理，為后世處理復雜歷史提供了方法論示范。

回憶錄追溯《子夜》創作時，茅盾剖析了金融資本與實業資本沖突的社會調查過程，強調現實主義需“觸及生活核心”。他還引用了評論家對《子夜》的評價，指出其價值在于揭示“沒有金融資本脫離政治庇護而獨立生存”的規律。

回憶錄作者親筆寫到了“1934年”，但這一殘缺恰成為特殊的歷史隱喻。茅盾原計劃寫至1949年，但手稿在“亡命日本”章節戛然而止。現存文本中1934年后內容雖由其親屬補寫，卻因缺乏親歷者的審視而顯得簡略。這種“未完成性”成為歷史書寫的警示，個體記憶具有不可替代性。

《我走過的道路》手稿。桐鄉市檔案館存

茅盾兒子沈霜簽贈給冰心的圖書。中國現代文學館冰心藏書文庫存

三 知識分子精神史的典型樣本

從北大預科學子，到早期的共產黨員，從武漢主編《民國日報》的革命宣傳家，到上海創作《蝕》的流亡者，回憶錄以“身份轉換”為線索，記錄了中國知識分子在啟蒙理想與革命實踐間的精神跋涉。

當回憶錄寫到女兒沈霞在延安因醫療事故去世時，克制敘述中隱現的悲痛，折射出革命者付出的慘痛代價。茅盾僅以“女兒之死對我打擊極大”一筆帶過，卻在后續章節反復提及“青年犧牲”議題。這種情感壓抑與思想強調的張力，揭示了個體命運與民族命運的深刻交織，知識分子的信仰堅守，始終伴隨著難以言說的生命創痛。

在回憶錄終章，茅盾系統梳理五四時期對傳統的偏激批判，坦言早年觀點“大膽而淺薄”，他通過重審商務印書館時期系統研讀先秦諸子的經歷，確認傳統學問對自身思想體系的奠基作用。最終，他將自己定位為“返本開新”的實踐者，是在文化斷裂處重建連續性的橋梁建造者。

《我走過的道路》版本。作者供圖

四 從回憶錄到文學獎

茅盾晚年傾力續寫《霜葉紅似二月花》，寄托著他對傳統美學的重新發現。在回憶錄中，他述說上世紀40年代創作該小說時對古典敘事的借鑒，以江南水鄉的家族變遷為經緯，將社會變革嵌入日常倫理的細膩描寫中。這種創作取向呼應著他對傳統文學態度的轉變，從五四時期的激烈否定，轉向“批判吸收”的辯證認知。

茅盾在回憶錄中提出的“第三條道路”，為當代文化認同困境提供參照。他反思早年“世界文學”理想的局限，在分析《春蠶》創作時，他詳細描述如何將西方自然主義手法與太湖蠶農的生存經驗結合，使老通寶一家的悲劇既具民族特性，又含人類共性。這種立足本土、開放包容的立場，對全球化語境下中國文學的主體性建構具有前瞻意義。

回憶錄中埋藏著茅盾對文學薪火相傳的深層思考，這在其臨終捐贈稿費設立“茅盾文學獎”的行動中得到印證。他在回憶錄中多次強調培育新人的重要性，并以自己上世紀30年代評介三百余位作家的經歷為例，指出文學事業非一人一代可成。這一理念通過文學獎實現制度化傳承，四十余年來，該獎項持續推動長篇小說創作，使現實主義精神在《白鹿原》《平凡的世界》《人世間》等作品中獲得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