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詩篇中的古典學
魯迅自稱為“臣”
古代的官員對皇帝說話,一定要自稱為“臣”,不能用第一人稱代詞,否則就是大不敬。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國最后一個封建專制王朝,稍后的袁世凱稱帝算是一次回光返照,此后中國就再沒有皇帝了。但是蠻不講理氣焰很高的人物還是有的,他們的作風簡直有點靠近皇帝;魯迅就碰到過這樣的情形,為了反擊和抗爭,他有時便自稱為“臣”,借以諷刺對立面,揭露他們高高在上,妄自尊大,胡作非為。
在上世紀20年代末的“革命文學”論戰中,一批年輕的革命文學家拿魯迅開刀祭旗,對他大加口誅筆伐,扣了許多帽子: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三個有閑、封建余孽……有些文章的態度相當蠻橫。魯迅稍一反擊,他們又批評魯迅態度不好,氣量狹隘;對此魯迅在《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后收入《三閑集》)一文中寫道:
……不過今年偶然做了一篇文章,其中第一次指摘了他們文字里的矛盾和笑話而已。但是“態度”問題來了,“氣量”問題也來了,連戰士也以為尖酸刻薄。莫非必須我學革命文學家所指為“卑污”的托爾斯泰,毫無抵抗,或者上一呈文:“小資產階級或有產階級臣魯迅誠惶誠恐謹呈革命的‘印貼利更追亞’老爺麾下”,這才不至于“的確不行”么?
當時創造社、太陽社的一些文學家自為是革命的“印貼利更追亞”(知識分子),別人都不行,魯迅則尤其不行,唯我獨革,態度蠻橫;所以魯迅在文章中用自稱為“臣”的文句予以諷刺還擊,言外之意說,不知道對方何以有那么大的權力,隨便給人定性,像個皇上似的。
這種絕妙的修辭又見于他的舊體詩,如1934年的《報載患腦炎戲作》:“橫眉豈奪蛾眉冶,不料仍違眾女心。詛咒而今翻異樣,無如臣腦故如冰。”這里用了一種經過改造的屈原的語氣,幽默地表明自己頭腦很清醒,絕未如謠言里所說的得了腦炎從此不能寫作了。
又如1933年有一首《無題》道:“禹域多飛將,蝸廬剩逸民。夜邀潭底影,玄酒頌皇仁。”此詩揭露當局的“仁政”其實乃是殘酷的暴力鎮壓,最后則以稱臣的語氣來表達諷刺和抗議,這里沒有出現“臣”字。但看此詩的魯迅手跡,他在“皇”字之前空了一格——這是封建時代的傳統規矩,臣民提到皇帝要另起一行頂格書寫,至少也要在前面空一格,以表示尊重;魯迅即借此種傳統來表達反諷。
現在去古已遠,魯迅這些修辭手段和書寫行款的深意,都很容易被忽略過去;但認真的讀者還是要注意體會。這些都是很有意思和趣味的。
“偶值大心離火宅”
《題三義塔》是魯迅唯一的題畫詩,其題記云:“西村博士于上海戰后得喪家之鳩,持歸養之,初亦相安,而終化去,建塔以藏,且征題詠,率成一律,聊答遐情云爾。1933年6月21日魯迅并記。”這里的“上海戰”指1932年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一·二八”戰爭,魯迅也陷于火線之下。當時日本人道主義者西村琴真博士收養了一只失去家園的鴿子(喪家之鳩),后來帶回日本,鴿子死了以后就埋在自家院子里,為之立碑,又作《小鳩三義圖》,廣征題詠,魯迅遂為作此詩。
《題三義塔》詩頷聯云:“偶值大心離火宅,終遺高塔念瀛州”,上句中用了兩個佛經中的典故。16卷本《魯迅全集》為“大心”作注云:“佛家語,‘大悲心’的略稱。《大乘起信論》以‘欲拔一切眾生苦’之心為大悲心。”18卷本《全集》同,都非常之好。可惜“火宅”一詞無注,按這也是佛家語,什法師譯《法華經》中《譬喻品》云:
若國邑聚落有大長者,其年衰邁,財富無量,多有田宅及諸童仆。其家廣大,唯有一門,多諸眾人,一百,二百,乃至五百人止住其中。堂閣朽故,墻壁頹落,柱根腐敗,梁棟傾危。周匝俱時倏然火起,焚燒舍宅,長者諸子,若十,二十,或至三十,在此宅中。
長者見諸子在此火宅中而麻木不仁,“樂著嬉戲,不覺不知,不驚不怖”,于是趕緊設法救他們出來,他先是說怖畏之事想把他們嚇出來,不成;又設諸方便,用種種珍玩奇異之物把他們哄出來,最后終于得以“于彼火宅中而拔濟之”。
這個譬喻指的是“三界無安,猶如火宅,眾苦充滿,甚可怖畏”,大乘佛教的要義即在于讓眾生從這種可怕的“火宅”中走出,得到解脫,從而免除生老病死和各種憂患之苦。魯迅詩中用“火宅”來指戰火造成的險惡環境,與同出于佛經的“大心”一詞合用,真所謂相得益彰。兩版《全集》注失之眉睫,亟宜補出。
《法華經》全名《妙法蓮華經》,鳩摩羅什(343~413)譯,凡七卷二十八品,影響很大,為之作注疏者有數十家之多,并成為稍后興起的天臺宗立說的主要依據。魯迅早年讀佛經時已很重視《法華經》,《魯迅日記》1916年1月28日:“托朱孝荃買《維摩詰所說經》等共十冊”,據書帳,其中即包括《妙法蓮華經》三冊。魯迅晚年作《我的第一個師傅》,以《妙法蓮華經》和《大乘起信論》并提,也可見他對此經的熟悉和重視。
“偶值大心離火宅”一句非常深刻,我曾這樣解說詩義:“那只鴿子的得救是一個很偶然的事件,西村博士具有‘大心’即廣博的同情心,愛護動物,但這對于戰爭造成的敗井頹垣,又能有多少幫助呢。”(《詩人魯迅》,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116頁)在戰爭中做一些人道主義的好事固然是有意義的,但得益者往往出于偶然;世界上更重要的事情是防止、制止戰爭的發生。魯迅肯定人道主義,但他分明知道,這并不能解決政治軍事社會諸方面的大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