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夏，黨在文教事業中進一步貫徹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明確了“兩條腿走路”的政策，號召開展業余教育和民辦學校。在此背景下，經上級機關批準，中華職業教育社開辦了中華函授學校（以下簡稱“函校”），并決定9月起開辦“高中語文科”，面向北京市初中應屆畢業生，招收300名學員。7月15日，函校“高中語文科”暑期招生的消息一經發布，許多外地青年、在職青年寫信要求參加。基于報名者多為在職干部這一現實，函校決定同時開辦“高中語文科”和“語文學習講座”（以下簡稱“講座”），并編印內部刊物《語文學習講座》（以下簡稱《講座》）以滿足外地學員的需求。由于“講座”邀請了葉圣陶、謝冰心、樓適夷、陳白塵、吳組緗等作家為學員授課，因此產生了一些值得鉤沉的作家史料。筆者近期在中央檔案館查閱資料時，注意到這批材料，并從中輯得葉圣陶寫給函校校長張知辛的書信2通，均為集外書信，茲錄第一封如下：

志辛校長惠鑒：昨談甚快。下午情不自禁，出觀張文博之來信，隨即分條作答，稍感頭脹，遽爾停筆。今晨續為之，居然將來問八條答畢。請以尊處名義函復張同志，彼既有信來，自必盼望得復也。吳組緗先生之提示問題想已印出，乞惠我一份。魯迅小說《離婚》不需，我處有魯翁之全集。選用材料尚未看，怕動腦筋，暫不敢看。即請大安。圣陶上三月二十日上午

按：查人民教育出版社2024年版《葉圣陶日記全集》（以下簡稱《日記全集》）卷六，1964年3月19日有載：“上午到社中。張知辛來，供余可資評改之文兩篇，曉風亦找到一篇。余以未敢用腦思索，且緩數日細酌之。”3月20日又載：“上午到社中。作書復人凡三通。”根據日期與“昨談甚快”的表述，可知此信作于1964年3月20日上午。葉圣陶之所以寫這封信，是因為“講座”學員張文博給函校來信，對葉圣陶發表在1963年11月25日《講座》第12輯上的《評改〈南京路上好八連〉》提出了8條商榷意見。作為主講人的葉圣陶，自然要有所回應，這也符合他一貫認真、負責、嚴謹的工作態度。檔案中沒有張同志的來信，但葉圣陶的8條答復得到了保存。短短一紙半，亦足窺葉圣陶的教育家風范，比如最后一條答復：“‘人民’下要加‘了’字，很對。我依著原文未改，是我的錯失。”經查，《南京路上好八連》原句為“原來他們把嶄新的衣服鞋子拿出來要求上級轉送給災區的人民”，《講座》刊出的《評改〈南京路上好八連〉》僅在“拿出來”后面加一逗號，事實上仍然存在語病；北京出版社1965年版《評改兩篇報道》收錄此文時，則吸收了這位張同志的意見。江蘇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葉圣陶集》第15卷據此收入，可惜沒有以校勘的方式呈現出動態的版本變遷。

茲錄第二封如下：

知辛校長惠鑒：

上午接來件，下午從頭至尾看一遍，覺此件仍頗為難。最難者，我看此稿而后，不甚明白“車輛段行政工作”究系何事，不明白而妄猜，何敢向學員講說乎？ 茍欲勉強從事，至少須與路局方面人員晤談一次，聽彼講說，由我提問，乃可心中有數。此事恐不易辦到也。

學習小組之改動處，大多不說理由。說理由者，語亦殊欠周密。其使用標點符號之隨便，與原作不相上下。若以此稿發與聽講者，臨講之時，不與糾正固不好，一一糾正將不勝其煩。此亦為難之一點。（我嘗取叔湘所講之材料觀之，覺情形相似，不知叔湘作講時如何處理，其寫定之稿子如何敘說也。）

前次所示之材料，不僅其事瑣細，且據以作講，嫌其太淺，恐與京市聽講者不相宜。此一層前書漏未陳聞，今特補告。此次所示之材料，則偏于一行一業，大部分聽講者恐亦與我相似，不甚明白其事為何，因而不感興趣。

兩年以來數次選材，皆一說即妥，而此次獨難，或者我不知不覺中萌生畏難情緒乎？ 我對此兩次來件，均覺無從下手，欲勉成講稿，勉為講說，并皆難乎其難。惟既已應承四月底作講，必當踐約。可否另換一種方式，不復據文稿修改。敢請尊處考慮之，我亦將留心設想。臨書惶愧。即請

大安。葉圣陶三月十九日傍晚

按：查《日記全集》卷六，1965年3月19日有載：“張知辛又送來作文評講之材料，余觀之仍覺不適用，作書說明所以，希改選其他材料。”根據日期與書信內容，可知此信作于1965年3月19日傍晚。所謂“前次所示之材料”，當指3月15日張知辛送來的評講材料，但次日葉圣陶看過后，“覺其無多意義，據以作講，必致瑣細乏味，乃致彼一書，希其換其他材料”。因此，張在3月19日交來新的“作文評講之材料”。但葉圣陶對第二次選材仍不滿意，故提出“另換一種方式，不復據文稿修改”的辦法。這個難題最終怎樣解決的呢？ 查葉氏日記，3月23日有載：“午后起來，為語文講座之材料躊躇。張知辛來電話，言彼處選材兩次，余皆以為不合用，希余自選材料。不早為預備，將誤學員之預習。因想起去年剪存之一則報道，頗不錯，有可講，乃抄寫之。抄寫一通，實即細看一通，又便于交知辛付印。及晚乃抄畢，亦不過二千馀字耳。此文題為《一次事半功倍的參觀》。”3月24日，“重閱昨日所抄之文篇，擬就思考題數則，俾學員預習。然后致書張知辛，以抄件及所擬題送與之”。5月7日下午，葉圣陶評講此文；6月10日，《評〈一次事半功倍的參觀〉》在《講座》第27輯刊出。

“語文學習講座”取得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其高水準的主講人陣容，包括教育工作者葉圣陶、蔣仲仁、王泗原、張志公，學者王力、呂叔湘、王瑤、朱德熙，作家謝冰心、樓適夷、陳白塵、吳組緗等。而在十余位主講人中，葉圣陶“作講”次數最多，也是傾注心力最多、參與程度最深。但“講座”第二學年結束時（1964年夏），葉圣陶已有“不復擔任作講”的打算。查其日記，1964年7月10日有載：“講座已舉辦兩學年，今日為第二學年之末了一次。余思以后不復擔任作講，緣寫稿實在憚之。上星期五曾與張知辛言及，彼仍欲拉余，只謂以后再說。”11月20日又載：“午后一點半離家，迎曉風同到民族文化宮，知辛在門口相候。兩點開講，中間休息一次，五點未到講畢。小覺疲乏。老一套作講，亦頗厭之矣。”而一旦開始厭倦，“告別”就幾乎成為必然。1965年1月22日，葉圣陶告訴張知辛自己“為此已久，老是一套，殊感無聊，以后希能‘免役’。張謂以后再談，未肯遽允也。”1月29日，葉圣陶又向張知辛請辭，“張則謂講座情況有變化，希余維持。彼言近與北大黨委商量，北大不允令了一、德熙來作講。復與我社之黨委商量，我社亦不允仲仁、志公、樹森、泗原幾位再作講，其故以社中編輯工作太忙。與他處接洽，得二三人，尚未補充足數云”。面對“如是則講座殆將垮臺”的局面，葉圣陶只能“再維持一個學期再說”。但在評講完《一次事半功倍的參觀》后，他還是告別了“講座”。

葉圣陶為什么退出“語文學習講座”？ 不妨結合這兩封書信與葉氏日記等文獻，略作探討。在1964年3月20日致張知辛信中，葉圣陶提到自己“怕動腦筋”，選用材料“暫不敢看”。這一方面是季節性、暫時性的健康問題，因為3月份正值換季，年屆古稀的葉圣陶身體難以適應；3月16日，甚至出現了這樣的病理反應：“午后睡起，念浩然之短篇集至佳，其進步至快，思寫一短文論之贊之。而執筆構思兩小時，寫字無幾，而肝陽上升，胸次惡心，頭腦發脹，遂棄筆偃臥。”但另一方面，這又是葉圣陶日漸衰邁的直接反映。有感于此，葉圣陶本人也發出了“余之不復能用心思作文，殆已不可挽回，亦可悲事也”的感嘆。一個顯見的表征是，撰寫講稿的速度慢了下來，周期長了起來。以《評〈一次事半功倍的參觀〉》（1965年）為例：

4月2日，“開始寫語文講座之講稿，得五百字。講期為本月月底，徐徐為之，有興即寫數百字，則其事如無事也”；

4月4日，“伏案寫講稿，思路不順，僅得六七百字耳”；

4月9日，“續寫講稿。午后睡起復為之，至五點止。所得不過六七百字耳。而舊疾又作，頭昏惡心，就床而臥”；

4月18日，“上午方執筆續作講稿，而云彬來，遂離座與閑談”，“睡起仍執筆，總不順利，得三百馀字而止”；

4月19日，“午后起來，續寫講稿，到傍晚僅得四百字。而作講之日為本月底，相距僅十日矣”；

4月22日，“今日未出門，在家寫講稿。仍不順利，僅得七百馀言。下午曉風來電話，言張知辛相告，月尾講期延至下月七日。聞之心頭一松”；

4月23日，“余到家飯罷，小睡不到一時。起來續作講稿，得二三百字耳”；

4月25日，“續作講稿，亦僅得五百字”；

4月27日，“續作講稿，亦僅得三百馀字”；

4月28日，“續寫講稿，得三百馀言”；

4月29日，“重看連日所寫之講稿。曉風為余整理學員預習小組或個人之預習記錄，余據材料酌量取其意見，收入余之講稿”；

4月30日，“續作講稿四百馀字”；

5月1日，“續寫講稿四百字”；5月2日，“上午續寫講稿，得五百字。將近完畢，心情漸覺松弛”；

5月4日，“午后睡未穩，近日夜眠亦不佳。起來續寫講稿，總算完篇。全篇僅七千字耳”。

據此，不難看出：第一，寫作不順；第二，寫講稿一事給葉圣陶造成了比較大的心理壓力。但假設不事先寫稿，“事后即須改記錄稿”，葉圣陶對此也早不勝其煩，有“無從逃遁”之感。

葉圣陶是個自我要求高、工作態度一絲不茍的人，其所承受的“自我壓力”與付出的大量心血難以測量。閱讀葉氏日記，不難看出這種“自我壓力”的痕跡。當無法達到盡善盡美的程度時，這種“自我壓力”就更加沉重。基于身體與心理的雙重理由，葉圣陶都不得不盡力“擺脫”這項苦差事——1965年5月7日，據葉氏日記：“午后偕曉風到長安戲院，兩點開講。上座約有八成。余講至五點而畢，自覺尚可。艮仲、知辛等邀至文化俱樂部晚餐，餐畢即歸。”此后，便不再參與“講座”授課事宜。一年后，一場歷史風暴降臨，葉圣陶和“語文學習講座”的生命軌跡都將徹底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