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斗爭。抗戰詩歌作為“文藝的輕騎兵”和“時代的號角”，發揮了情緒鼓動與精神動員的作用，其聲音元素構建了獨特的聲音景觀，成為感知戰爭時代精神面相的重要媒介。探查抗戰詩歌的聲音景觀與聽覺敘事，可以為理解文學與戰爭、聲音與歷史的關系提供新的思考。

戰時的聲音景觀與聲音政治的潛能

戰爭年代的吶喊聲、爆破聲、悲愴聲構筑了不同于和平年代人們日常生活的聲音景觀，這些聲音充斥于抗戰詩歌中，潛藏著震撼人心的藝術感染力。

首先是抗戰動員的吶喊之聲。在民族危亡之際，侵略與反侵略、壓迫與反抗產生了激烈的碰撞，構成了歷史進程中跌宕起伏的篇章。鼓點式的呼告是抗戰詩歌具有標志性的聲音形態，田漢的歌詞《義勇軍進行曲》以 “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開篇，開啟有聲之歌的精神動員；賀綠汀的《游擊隊歌》以 “我們都是神槍手/每一顆子彈消滅一個仇敵”，“沒有槍/沒有炮/敵人給我們造” 的樂觀態度，將艱苦的戰斗轉化為充滿智慧的博弈，激情澎湃的聲音激發了人們抗戰的勇氣與斗志。還有一些勞作之聲也具有強烈的鼓動效果：“咕噠，咕噠，咕噠……/風箱永不疲倦地唱著歌”（公木《風箱謠》），風箱聲原為農人日常勞作中的尋常聲響，詩人將其同“煮綠豆水”與“打鐵”支援抗戰的行動相聯系，從而轉化為連接勞動與抗戰的有聲橋梁。

其次是于悲憤中積蓄爆發的無聲力量。在抗戰詩歌中，悲憤的“無聲”往往比吶喊的“有聲”更具情感張力，成為民族自省與積蓄反抗力量的聽覺留白。蕭三的《敵后催眠曲》寫到母親為避免孩子啼哭引來敵人，將其悶死在懷中：“父親接過了包包/揭開了包包/在包包里躺著悶死了的小寶寶……”“我們的小寶寶/他是個小英雄/他沒有哭/沒叫鬼子發現我們。”此時父母的沉默無聲比任何痛哭都更具穿透力，這是一種“于無聲處聽驚雷”的聽覺敘事，揭露了日軍的暴行給幼小生命帶來的戕害，給中華民族帶來的災難。于是，我們看到戰士們在無聲中爆發的力量：“戰士們無聲/像九月蟬/斂著奮飛的翼/像鷹鶴/憤怒的眼光/閃/像電/潛伏著/平臥著/像獵犬/注視它的獵物”（祝實明《前線》），這種“無聲”積蓄無限的反擊力量。

再次是槍林彈雨下的恐怖之聲。詩里有令人惶恐不安的槍炮聲：“隆隆的飛機巨炮之音/使地下冤死的人片刻不安”（李金發《亡國是可怕的》）， “警報像喪鐘一樣/帶著凄顫與恐怖/把人們從深沉的夢中喚醒”（嚴辰《偉大的慈心》），但是，英勇的兒女們“迎著槍聲炮聲炸彈的呼嘯聲”前進（胡風《為祖國而歌》）。這些聲音不僅再現了戰場的殘酷，更成為創傷記憶的載體。特殊的聲音記錄了民族危機史，告訴我們戰爭不只是地圖上的箭頭與數字，更是由無數個體的吶喊譜寫而成的聲音史詩，警示后人珍惜和平。姚伯麟在《飛機炸敵艦》中寫道：“機影兼云影/蟬聲與炮聲”，蟬聲作為夏季極為日常的自然聲響，隱喻生活的寧靜與平和，而炮聲則象征毀滅與災難，兩種充滿違和感的聲音并置，既凸顯了侵略者對日常秩序的摧毀，又暗示了非正義的暴力侵略與人類對和平生活向往之間的尖銳沖突，構成了詩歌內在的情感張力。

最后是戰火蔓延下逃難者的悲愴之聲。當“敵機瘋狂地投彈了/地層坍崩一樣地震撼著”，“孩子給嚇得哭了/哭聲像一根帶/抽緊著慈母的心/深怕人們責怪”（嚴辰《偉大的慈心》）。從聲音現象學看，哭聲在此實現了三重辯證：一是作為安全感缺失的感性顯現，“嚇哭”傳遞恐懼與痛苦；二是作為母子紐帶，“抽緊著慈母的心”構筑危難中的生命情感共同體；三是將對個體遭遇的呈現升華為對侵略者踐踏生命、自由與尊嚴的譴責。另外，在覃子豪的《廢墟之外》中，“白骨掩沒在河邊的春草里/無數黑色的烏鴉從那兒飛過”，死亡的寂靜與烏鴉的叫聲形成鮮明對比，聲音在這里成為在場的缺席物，生命本應有的歡聲笑語被戰爭剝奪，預示著不祥的烏鴉哀鳴卻不絕如縷，這種聲音的缺失與在場，增加了戰時體驗的強度。

抗戰詩歌中的人物對話與倫理情懷

抗戰詩歌中還流淌著另一種聲音——人物對話，這并非日常交談，而是承載著號召、勸慰與勉勵的“聲音文本”。這些具象化的聲音在詩行中躍動，既塑造出鮮活的人物形象，更深刻體現出一種“聲音倫理”，既貫穿著“舍小家為大家”的倫理情懷，也彰顯著“以聲明志”的家國擔當，更寄托著革命精神代代相傳的殷切囑托。

雪枚的《情話》以戰士與姑娘的告別對話展開，戰士先以“今天的陽光多好……”鋪墊氣氛，隨即轉入“我將趕著春天去戰斗”，并勸姑娘“不要驚奇”，要理解這是民族生存之戰。當話題轉向犧牲，戰士的聲音轉為沉靜勸慰：“假若我因戰斗而受傷了/你就用它給我裹上創口”，“假若我因戰斗而死/就把我裹著埋在那小河的岸邊/讓我長久地聽小河歌唱”，意在讓姑娘化悲痛為行動。最后，他以戰勝歸來的想象勉勵對方：“倘若我戰勝了帶著笑回來/你就將它佩在我胸際……同去春天的廣場/參加千萬人的祝捷會”，將個人相守融入集體歡慶的遠景。通過這段對話，詩歌既勾勒出“柔情戰士”與“隱忍姑娘”的形象，更以詩性方式詮釋了個人情感與民族大義之間的辯證關系。

抒情主體的姿態與聲音的政治詩學

在抗戰詩歌中，詩人以歷史控訴者、抗爭鼓動者與烈士祭奠者三種主體姿態凝聚聲音力量，釋放聲音的政治詩學能量。

首先，詩人以歷史控訴者的姿態，奏響強烈的鞭策之聲。李金發的《亡國是可怕的》用排比句書寫令人恐懼的具身體驗：“沒有一刻/我們能自由地呼吸/沒有一句話/能自由地宣說/沒有一年/能愉快地度過”，如果我們不抗日，“不出百年……祖先的田園廬墓/便成為他的牧馬草場”，詩人既表達了對日本侵略者罪行的強烈憤慨，也鞭策大眾唯有堅持抗戰才能挽救民族危亡。

其次，詩人以鼓動者姿態，吹響勇于抗爭的號角。抗戰詩歌中抒情主體憑借直白、急促、具有指令性的聲音，通過短句、重復、設問等詩學手法強化節奏，讓詩歌成為時代精神之號角。張季純的《給我一支槍》為家破人亡的受害者代言，詩歌開頭直接表明詩人的態度和訴求：“給我一支槍/我要上戰場”，詩人超越個人悲憤，雖然“我的兄弟/我的爹娘/都慘死成一灘泥漿”，但是他要將個體之仇轉化為民族之恨：“國仇家恨千萬樁/哪個能夠再忍讓！”這是詩人以個人之痛喚醒他人之勇的時代擔當。

最后，詩人以烈士祭奠者的姿態，發出弘揚民族精神的號召。抗戰詩歌搭建起烈士與后來者的精神橋梁，昭示犧牲并非生命的終點，而是民族精神的延續，為長期抗戰注入動力。巴金的《給死者》即以幸存者的沉痛之聲告慰英靈：“我們不再把眼淚和嘆息帶到你們的墓前/我們要用血和肉來響應你們的吶喊”，以“血和肉”的戰斗承諾取代憐憫式的哀悼，表明生者將繼續完成未竟的事業，奏響捍衛民族尊嚴的時代強音。

抗戰詩歌的聲音景觀是喚醒民族記憶與傳承抗爭精神的重要媒介，其中蘊藏的聽覺力量，將為我們重返歷史現場和凝聚民族精神提供諸多啟示，也為有志于勘探抗戰文學“聲音檔案”的研究者留下了拓展的思考空間。

（作者系龍巖學院師范教育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