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居中者）在海南橡膠園

郭沫若《赴崖城道中》手跡

1961年3月，郭沫若（左三）在儋州參觀華南熱帶作物學院

“自古瓊瑤稱此島，珠崖畢竟占春先。”20世紀60年代初，海南島——這座被新中國重新擦亮的南海明珠，曾迎來兩位文學巨匠的相繼造訪。郭沫若兩度飛臨三亞，不僅以學者的嚴謹點校《崖州志》、考證“天涯”石刻，還以“詩行者”的熱忱遍訪當地名勝，留下了《游天涯海角》《看漁民出海》等眾多膾炙人口的詩篇；茅盾于歲末登島，乘車南下，逾年北歸，途中見聞與感悟頗豐，創作出組詩《海南之行》、散文《海南雜憶》等一系列名篇佳作。他們的足跡可謂遍布瓊島的城鎮村落、山川河流，既為海南當代文學史書寫下濃墨重彩的一筆，也為讀者繪制了一幅欣賞珠崖自然風光與人文景觀的導覽圖。

從鹿回頭到五公祠，從椰林路到棕油園，從華僑農場到鶯歌鹽田，從天涯海角到五指山巔……傳統歷史文化的深厚積淀、紅色革命精神的賡續傳承、新中國成立初期海南人民的建設熱情，皆在作家的筆墨間流轉、鋪展，期待著我們一一探尋、重溫。

天涯寄幽情

“海角尚非尖，天涯更有天。”1961年2月，郭沫若“偕家人與馮白駒全家及工作人員共二十余人同游天涯海角”（《郭沫若日記》），適逢漁民拉網捕魚，于是欣然上前相助，并作五律以抒懷：“勞力同群眾，雄心藐大千。南天一柱立，相與共盤旋。”次年1月，他故地重游，同行者摘來幾枝紅豆，睹物思人，遂復成詩一首：“紅豆春前熟，青山天際燃。臨風思往事，猶有打魚船。”不日再游，為細究“天涯”石刻落款，郭老不顧古稀高齡，親爬木架仔細勘察，以深厚學養撥開塵封已久的歷史迷霧。

“十六日上午閱《海南志》，十七日下午又閱《瓊州府志》。”（《茅盾日記》）在赴瓊之前，茅盾便做起“思想上的準備”。抵達三亞后，他更是直奔那處“有名的‘天涯海角’”，卻見奇石枕海、細沙如銀，并無想象中“前去無路”的荒僻。俯身看到路旁叢生的雜草，茅公誤認作明代王佐筆下“可司其命”的鴨腳粟，故順勢憶起“瓊民百萬家，菜色半貧病”的古詩。當得知此物如今已淪為牲畜飼料時，他不禁慨嘆古今民生之巨變：“只在人民掌握政權以后，海南島才別是一番新天地。”

如果說郭沫若的詩歌充滿了李太白的浪漫主義氣質，那么茅盾的散文則滲透著杜子美的現實主義情懷。兩位文學巨擘駐足于同一片礁石之上，卻以各自的筆墨，印證了天涯海角從歷史意象到現實景觀的深刻變遷。而這變遷背后，是海南數千年傳統文化的深厚積淀與歷代文人墨客的精神回響。

據考古證實，早在舊石器時代晚期，海南就已經有人類活動的足跡。島上現存落筆洞、信沖洞、仙溝嶺等史前文化遺址數以百計。（郝思德《海南史前考古概述》）先秦時期，“駱越”（百越一支）先民從大陸南部陸續遷往此地，成為海南本土俚（黎）人祖先。公元前221年，始皇統一六國，在嶺南地區設桂林、象郡、南海三郡，海南島為“象郡之外徼”。秦末漢初，南海郡尉趙佗擁兵自重，據嶺南地，建南越國，而后接受高祖劉邦印綬，臣服漢室。元鼎六年，漢武帝委派伏波將軍路博德和樓船將軍楊仆平定南越，在島上設儋耳、珠崖二郡，海南自此正式進入華夏版圖。南北朝時期，黎族首領冼夫人平定地方，請命梁朝設崖州。唐貞觀五年，唐太宗設瓊州都督府，直隸中央王朝，下轄5州23縣。自宋至元，海南先后屬湖廣行省、廣西行省。明朝初期，設瓊州府，改隸廣東。清代基本沿襲明制。

然而，瓊崖四面環海、云蒸霞蔚、瘴癘橫行，島內雨林茂布、蟒蚺叢生、熊嘯猿啼，加之土著部族與中原移民的文化隔閡，治理之路異常坎坷。秦漢以降的數千年間，海南始終游離于核心統治圈之外，成為歷代王朝流放罪臣的“投荒之所”。“天涯海角”之名，始于古人對天地邊界的認知，卻因貶謫文化而被賦予厚重的人文底色。茅盾在《海南雜憶》中直言，翻閱《道光瓊州府志》可知，自唐至明，謫宦與流寓海南者逾60人。唐代宰相李德裕被貶崖州，雖身處絕境，仍“獨上高樓望帝京”，于謫所潛心著述，窮且益堅，有散文集《窮愁志》傳世。北宋文豪蘇軾被貶儋州，在“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的困厄中，傳道授業，弘學興教，其“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的喟嘆，道盡與這片土地的深沉羈絆。兩宋反對和議、力主抗金的名臣良將李綱、趙鼎、李光、胡銓，亦皆被放逐至此。他們的氣節與操守，恰與東坡“君看道旁石，盡是補天遺”的詩句形成精神共鳴。這些“天涯逐臣”的到來，不僅帶來了中原的文字、禮儀與思想，更在與本土黎、苗等部族的交融中，催生出獨特的瓊島文化。他們筆下的海南，既有“蠻煙瘴氣”的險惡，也有“蕉雨椰風”的清麗；既有“孤臣泣血”的悲愴，也有“海闊天空”的豁達。中原文化與海島風情的碰撞、儒家傳統與本土習俗的融合，讓海南逐漸擺脫“南服荒徼”的標簽，成為中華文明的有機組成部分。

除了貶謫文化，海南的清廉文化與方志文化同樣在郭、茅的足跡中留下了深刻印記。1961年3月，郭沫若瞻仰海瑞墓，作七言古風《訪海瑞墓》。這位明代“海青天”，一生清廉剛正，屢犯龍顏卻初心不改，為民請命而矢志不渝。“剛亦不吐柔不茹，布衣粗食敦鯁骨。”郭老的詩作，既是對海瑞精神的贊頌，也呼應了中華民族歷代傳承的“為官清廉”的價值追求。1962年1月，郭沫若在三亞著手整理點校《崖州志》，次月完成并作《重印〈崖州志〉序》，讓這部沉睡已久的典籍煥發新生，為海南傳統文化的發展立下汗馬功勞。茅盾在旅途中亦從《瓊州府志》中探尋海南的歷史脈絡，他在《海南雜憶》中對海南歷代開發、民生疾苦的追溯，皆離不開這些方志的滋養。

海南的民俗文化與自然物產，也是郭、茅筆下的重要素材。郭沫若在興隆農場作《題為海南島興隆農場》，在萬寧油棕園作《詠油棕》，在三亞為椰樹畫題《詠椰子樹》，將油棕的挺拔、椰子樹的蒼翠、熱帶作物的繁茂寫入詩中，既展現了海南物產的豐盈，也含著對當地民眾勞作智慧的贊美。茅盾則在興隆農場見識各種熱帶作物，在崖縣觀賞黎族歌舞，先后寫下《海南頌》《聞歌有作》《椰園即興》等詩篇，描繪出海南各民族文化交融的鮮活場景。這些筆墨，讓海南傳統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生存智慧與交融共生的文化特質變得可感可觸。

紅旗永不倒

“云看有奇鷹，清晨化為石。待到黃昏后，雄鷹看又活。”此詩為郭沫若1961年2月與馮白駒夫婦同游天涯海角后所題。詩中把海南抗戰名將馮白駒比作搏擊黑暗的雄鷹，旨在頌揚馮將軍和瓊崖革命者不屈不撓的戰斗精神。1927年9月，椰子寨戰斗打響全瓊武裝總暴動的第一槍，中共瓊崖地方組織緊緊依靠人民群眾，歷經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等艱苦卓絕的奮戰，譜寫出“二十三年紅旗不倒”的光輝篇章，創造了中國革命史上的一個奇跡。海南革命戰爭的中流砥柱——瓊崖獨立縱隊，正是在馮白駒的領導下，頑強開展敵后抗日游擊斗爭，接應配合人民解放軍渡海作戰，最終奪取瓊島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1961年底，茅盾環島途中有感而發，遂作長詩《海南頌》以抒懷：“瓊崖雄峙海南疆，氣概崢嶸五指張。公元一九又二七，紅旗招展滿山崗。后來奮斗廿余年，星星之火已燎原。日寇猖狂何足數，瓊崖縱隊力回天。大軍南下掃煙塵，寶島從此歸人民。”

1961年2月，郭沫若沿海榆中線公路北歸，夜宿通什，作七律《詠五指山》：“果然巨掌直摩天，應是女媧一臂傳。洲數亞非歐美澳，年經億兆京垓千。搴旗揮動紅霞舞，擲彈憑教白日旋。開辟乾坤原賴手，故將五指表真筌。”詩歌不僅生動描繪了五指山麓的地理形勝，也深刻揭示出其作為革命根據地的重要戰略地位。解放戰爭時期，五指山區曾是瓊崖黨政軍領導機關的所在地。這里山高林密、道路崎嶇，既便于我軍隱蔽周旋，又利于我軍與黎、苗各族群眾建立緊密聯系。在革命戰爭年代，黎苗群眾為瓊崖縱隊送糧送藥、傳遞情報、救治傷員，用生命守護革命火種，形成了“軍民魚水一家人”的深厚情誼。觸景生情，郭老不禁感慨道：“五指山的群眾同我親如兄弟。五指山這地方，到處都是詩喲！”

五指山林背村南嶺，流淌著一條舉世聞名的“革命河流”——萬泉河。在那里曾誕生出可歌可泣的“紅色娘子軍”傳奇。“英雄樹上花如火，女子能擎半壁天。爭取人群同解放，前驅慷慨著先鞭。”（郭沫若《贈日本松山芭蕾舞團》）1931年春，為適應斗爭形勢需要，萬泉河流域的瓊海縣（時屬樂會縣）蘇維埃政府創建了“赤色女子軍”，同年5月1日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二獨立師第三團女子軍特務連”，這是中共領導下的第一支正規婦女武裝。全連百余名成員多為苦大仇深的農村婦女，她們先后參與沙帽嶺伏擊戰、文魁嶺保衛戰等50余場殊死戰斗，屢建奇功。1932年底，面對國民黨反動派重兵“圍剿”，紅色娘子軍在馬鞍嶺阻擊戰中奮力掩護主力轉移，部分戰士壯烈犧牲。因敵我力量懸殊，部隊于同年解體，多數戰士隱蔽山區繼續戰斗，被俘者在獄中堅貞不屈，英勇就義。這支僅存在一年多的隊伍，用熱血鑄就了婦女解放與革命抗爭的光輝豐碑。1962年春，郭沫若作《題〈紅色娘子軍〉》以緬懷先烈：“海南島上碧血凝出的瓊花，在東風中開遍了泱泱中華。紅色的氣韻真正壯美無瑕，眾口同聲說：最佳、最佳、最佳。”

海南革命的最終勝利，離不開各族人民的和衷共濟。在革命根據地創建和發展過程中，瓊崖黨組織始終堅持民族平等、民族團結政策，尊重黎、苗各族的風俗習慣，培養眾多少數民族干部，動員各族群眾參與革命斗爭。1943年8月，黎、苗同胞在王國興的帶領下發動“白沙起義”，反抗日偽統治與國民黨反動派壓迫，起義后率部投奔紅軍，攜手建立白沙抗日根據地。無數黎、苗青年加入瓊崖縱隊，為革命勝利獻出寶貴生命。

這種民族團結的優良傳統，在新中國海南島建設中得以延續和發揚。1962年1月，茅盾訪通什，在“參觀藤器工場及番茅公社的一個大隊”時，看到黎、苗群眾與漢族干部并肩勞作的火熱場景，切身感受到“黎苗回漢同心德”的濃厚氛圍。作為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的首府，通什是當時民族地區建設的示范點，藤器工場的興盛、公社大隊的繁榮，都離不開革命年代奠定的民族團結基礎。茅盾在《聞歌有作》中深情寫道：“黎家歌舞漢家女，幼苗新培茁如許。舊譜清詞翻慢調，聲聲如聞蕉滴雨。一奏三弄思若抽，曲終鏜鞳慶豐收。”既描繪了黎、苗民眾安居樂業的景象，也體現了民族團結帶來的生機與活力。

天涯海角在革命年代也曾留下不可磨滅的紅色印記。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海南華僑與港澳同胞全力支持祖國革命事業，先后成立“保衛中國同盟”“瓊崖華僑聯合總會”“瓊崖華僑聯合總會回鄉服務總團”等團體，向島內提供援助。三亞港成為當時瓊崖縱隊與外界聯系的重要通道，漁民們冒著生命危險為革命根據地運送物資、傳遞情報。

1961年12月，茅盾在兔尾嶺遙望海港，看到“榆林港外水連天，隊隊漁船出海還”的場景，即興寫下“安不忘危長警覺，軍歌聲里跳秧歌”的詩句，將和平年代的安寧與革命年代的烽火聯系起來，體現了他對崢嶸歲月的銘記，對和平成果的珍視。1962年1月，郭沫若赴南海勞軍，看到戰士們的颯爽英姿，遂賦詩一首：“瓊崖門戶聳群椰，遙控南洲島上沙。玉宇鈿波風萬里，金睛火眼望無涯。英雄氣魄云為被，志士情懷海作家。天際雷池誰敢越？酌將南斗壽京華。”郭沫若以恢宏的氣魄將革命精神延伸到新中國的海防建設中，展示出戍邊將士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與誓死衛國的責任擔當。

熱土煥新生

“昔年曾比鬼門關，今日翻成極樂園。”“山容海色都非故，蕉雨椰風歲月新。”郭、茅在游瓊期間寫下的詩句，精準概括了新中國成立后海南翻天覆地的變化。二人在島上的所見所聞，正是新中國成立初期社會主義建設熱潮的生動縮影。興隆華僑農場的多種經營、華南熱帶作物學院的科研成果、鶯歌海鹽田的銀嶺皚皚、石碌鐵礦區的鋼花四濺，無不在訴說著這片曾經的“投荒之地”，在新中國煥發出新的光彩，成為建設者們揮灑汗水的一方熱土。

興隆華僑農場是新海南的一個建設典范，也是郭、茅二人重點探訪的地點。1951年10月，700余名受英帝國主義迫害的馬來亞歸僑，分3批抵達海南萬寧太陽河畔，在荒蕪之地白手起家、開墾建設。1952年9月，興隆華僑集體農莊成立。1956年2月，集體農莊正式宣布改制為國營農場。作為當時中國最大的華僑農場，興隆先后接收來自馬來西亞、印尼、越南等21個國家和地區的近2萬名歸國難僑，形成文化交融的“小聯合國”。他們不僅帶來了多民族服飾、飲食及咖啡種植技藝，同時創作出一種融粵語、客家話、東南亞詞匯于一體的獨特“興隆方言”。1961年2月，郭沫若抵瓊后的首個探訪地便是興隆華僑農場。在目睹“多種經營多并舉”的發展格局、見證“一年墾辟一興隆”的創業壯舉后，他揮筆寫下七律《題為海南島興隆農場》，盛贊歸國華僑“去國迢迢作客傭，歸來重作主人翁”的奮斗精神。時隔10個月后，茅盾于環島途中亦造訪此地，并在日記中寫下：“先參觀了招待所前之樣品小圃，看到芒果、面包樹、面包木薯、胡椒、可可、咖啡等樹。”聽聞“木瓜插土即活、六月結果”的特性時，他驚訝于作物的頑強生命力；看到“歸僑有家號興隆，熱帶作物爭長雄”的新氣象，他更是由衷贊嘆：這些歸國華僑“萬里投荒”卻不是“道旁石”，而成為“真正的補天手”。

華南熱帶作物學院是新中國熱帶農業科研與教育的搖籃，1958年為服務國家橡膠戰略成立于海南儋州那大，與華南熱帶作物科學研究院實行“院校結合”體制，被譽為“熱帶農業黃埔軍校”。周恩來總理視察時曾題字“儋州立業，寶島生根”。郭、茅二人的到訪，恰好見證了海南科教興島的起步。1961年3月，郭沫若途經儋州，作七言律詩《訪那大》及四言古風《題贈華南熱帶作物學院》。“教學能遵三結合，林園爭取五門齊。”“熱帶作物，鋤莠培良。以利民用，以固國防。”這些詩句精準概括了學院的辦學理念與宗旨。1962年1月，茅盾參觀華南熱帶作物學院后，于日記中寫道：“此為農墾部所辦，四年前，此處尚為一片荒地，今則洋樓高聳，作物豐盛。有學生八百余人。教育研究與生產實踐相結合，故糧食副食品等皆可自給。”學院師生扎根那大，攻堅克難，培育良種，為海南乃至全國的熱帶農業發展作出重要貢獻。同年2月，郭沫若重訪那大，作五律以抒懷，再次表達了對學院科研成果與辦學模式的禮贊。相傳郭老在此還留下一件趣聞。之前詩人蕭三來訪，曾書寫了一副上聯“生產產詩歌，詩歌歌生產，熱帶作物區里作詩，詩情最熱”，并期待后來者補缺。郭沫若略加思索后續寫出“勞動動教研，教研研勞動，紅旗照耀光中施教，教益通紅”的下聯，從而成就了一段文壇佳話。

資源開發是新中國初期海南建設的重點，也是郭、茅筆下的重要題材。鶯歌海鹽田是中國南方最大的海鹽場，1962年2月，郭沫若途經此地，作七律《鶯歌海》，描繪鹽場的生產盛況：“鹽田萬頃鶯歌海，四季常春極樂園。驅遣陽光充炭火，燒干海水變銀山。”鶯歌海鹽場建于1958年，依靠當地得天獨厚的光熱資源與港灣條件，成為國家重要的食鹽生產基地。雪白的鹽田與湛藍的大海相映成趣，成為海南建設的標志性景觀。

石碌是海南島上著名的鐵礦產區，1962年1月，茅盾參觀了海南鋼鐵公司采礦場，雖碰上檢修未看車間，卻已感受到礦山建設的蓬勃氣息。石碌鐵礦的開發，為新中國的工業建設提供了重要的原材料支持，而八所港作為配套的港口設施，成為海南資源外運的重要通道。這些大型項目的建設，不僅改變了海南的落后面貌，也彰顯了新中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正所謂：“鐵軌空中走，礦材山上來。東風無限好，日夕起驚雷。”（郭沫若《石碌》）

海南的交通建設讓“天涯海角”不再遙遠。郭、茅二人的海南之行，均得益于海榆公路的貫通與航空運輸的發展。1961年2月，郭沫若從三亞沿海榆中線公路北歸，途中宿通什、訪那大；次年2月，又取道海榆西線返程，途經鶯歌海、東方縣、石碌鎮。1961年12月，茅盾從廣州飛抵海口，后換乘汽車經興隆赴三亞；翌年1月，又從榆林驅車過八所、石碌、那大至海口。這些交通線路的開通，打破了海南長期以來的封閉狀態，昔日的“天涯海角”搖身一變成了聯通內外的交通樞紐。公路兩旁，“一邊是白浪滔天的大海、一邊是萬頃平疇的稻田”（茅盾《海南雜憶》），“新秧芊芊，嫩綠迎人”的田園風光與“八所吐吞萬噸艦，英歌之鹽石碌鋼”的工業景象交相輝映，構成了新中國成立初期海南發展建設的壯麗畫卷。

“萬頃碧波齊踴躍，東風吹遍五洲間。”（茅盾《兔尾嶺遠眺》）半個多世紀以來，海南正在一步步從“天涯海角”轉變為“開放前沿”。今天的海南，正以自貿港建設為契機，朝著“全面深化改革開放試驗區、國家生態文明建設試驗區、國際旅游消費中心、國家重大戰略服務保障區”的目標闊步前進。如果郭老、茅公泉下有知，又將會創作出怎樣絢爛無比的華彩詩篇？

（作者：趙振杰，系海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