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六四五年閏六月二十七日，風雨飄搖的南明政權迎來了它的第二個皇帝，其時剛剛就任“監國”二十天的唐王朱聿鍵在群臣擁戴下在福州即皇帝位，建元隆武，史稱隆武帝。崇禎末年，朱聿鍵曾因起兵勤王，被崇禎帝猜忌圈禁鳳陽多年。當時駐守淮安的漕運總督兼鳳陽巡撫路振飛曾對龍困淺水的朱聿鍵多方照顧。朱聿鍵即位后，感念昔日情義，擢升路振飛為吏、兵二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隨后，路振飛入朝覲見，據說隆武帝見到他時，“大喜，賜宴促膝，夜分撤御前金蓮燭送歸，解所佩玉帶贈之”，上演了一場危難之中君臣知遇的佳話。

事實上，隆武君臣表演的這出戲碼，乃是再現著名的蘇軾“撤金蓮燭送歸院”的典故，據《宋史》本傳記載：

軾嘗鎖宿禁中，召入對便殿，宣仁后問曰：“卿前年為何官？”曰：“臣為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為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宣仁后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

按《續資治通鑒長編》所記，此事發生在元祐三年（一〇八八）四月，其時蘇軾正以翰林學士當值，因草擬呂大防拜相的制詞宿直禁中，當晚被宣仁太后和宋哲宗召見談話，事后享受了一回以御前所用的金蓮燭送歸的殊禮。“燭送歸院”也成為此后令歷代無數文人才子羨慕不已的經典場景。這是中古以來文臣被君主優禮的最高級待遇之一，明代君臣自然對這一典故也是相當熟悉，甚至一度還安排進了帝王教科書。

隆慶六年（一五七二）年末，為了便于讓年幼的萬歷皇帝學習歷代君臣事跡，從中學習為君之道，時任大學士張居正主持編纂并領銜向明神宗進呈了以圖文并茂的形式講述明君嘉行和昏君暴行故事的“帝王教科書”——《帝鑒圖說》。其中蘇軾被“金蓮燭送歸”的情節，作為明君禮待賢臣的正面典型被收錄在《帝鑒圖說》上篇專講明君嘉行的《圣哲芳規》的最后一條，并被命名為“燭送詞臣”。《帝鑒圖說》的“燭送詞臣”條的文本內容平平無奇，主要是摘錄了《宋史》蘇軾本傳中“撤金蓮燭送歸院”的那段文字，再附上對《宋史》這段記載的比較“直白”的講解，最后是編者對君臣知遇佳話的一番感嘆：“看那時人君接見臣下，問答從容，禮數款洽，藹然如家人父子一般。所以為臣的感激主恩，不覺悲泣。君臣間是何等景象！史稱宋家以忠厚立國，又言其竟得尊賢敬士之類報，豈不信夫！”

在君主專制體制得到空前甚至是變態強化的明代中后期，大臣能夠得到皇帝如此的優禮厚待，簡直恍若隔世，就連身為權臣的張居正都艷羨不已。毫無疑問，張居正把“燭送詞臣”編入《帝鑒圖說》，其目的想必也是試圖以此典故來教導年幼的明神宗能夠發揚風格，在接見臣下時可以時不時地也展現一下“問答從容，禮數款洽”的溫情。然而頗有些反諷的是，《帝鑒圖說》的“燭送詞臣”條的插圖，卻在文本與圖像之間呈現出極為明顯的違和感。

《帝鑒圖說》本質上就是“兒童讀物”——張居正在寫給朋友的信中反復表達了此書不過是“訓蒙語耳”，只不過這個被上課的孩子是皇帝罷了，才使得此書在明末頗受士林重視。因此，《帝鑒圖說》對每個故事的講述，除了有文字講解以外，還輔以繪畫插圖，在增加趣味性的同時，又方便學習者對所述故事本身有更直觀的了解。但從蘇軾典故的圖像化再生產角度來看，《帝鑒圖說》的“燭送詞臣”條的插圖，與其文字部分所要表達的意涵之間存在著微妙的差異，即插圖的本意是為了更簡明直觀地強化文本的主旨，然而實際情況恰恰相反。

以最常見的，也是最早的《帝鑒圖說》的萬歷元年（一五七三）刊本的“燭送詞臣”條的插圖為例，畫面的中心是宣仁太后和宋哲宗高高端坐于大殿之上，而蘇軾則居于下位且雙膝跪地做拱手狀，只是殿外站立的兩個手持蓮燭的內侍，特別是其中一個內侍做引導狀地正轉身向外走去，勉強回應了一下這個主題。顯而易見，君尊臣卑在這一刻完全具象化了。“燭送詞臣”所描述的宋代君臣之間“問答從容，禮數款洽”的君臣知遇的佳話蕩然無存，觀看者能夠體會到的只是明代專制皇權極度膨脹后在描繪宋代君臣知遇故事的畫面上所形成的強大的壓迫感。

二

《帝鑒圖說》萬歷元年刊本是張居正在萬歷元年主導并由內廷負責刊刻的，可以說是最能反映張居正等編寫者本意的一種刻本，通常被稱為張居正刻本。這個刻本成為大部分明代《帝鑒圖說》刻本的母本，比如胡賢刻本（萬歷元年在南京刊印），以及郭庭梧刻本（一五七五年在云南刊印），這兩個刻本“燭送詞臣”條的插圖，跟張居正刻本幾乎一模一樣。

不過《帝鑒圖說》還有另外一個系統的版本，即隆慶六年年末張居正呈進給明神宗的那部手抄手繪本，可以說是《帝鑒圖說》的原本，可惜早已亡佚，一般認為現存最早也是最接近原本的是現藏日本宮內廳書陵部圖書館的萬歷初年潘允端刊本，可惜此本現有殘缺，而“燭送詞臣”一條正好在缺失的那部分之內。不過幸好還有法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的一部《帝鑒圖說》的彩圖本，法圖本的插圖是中國畫家所繪，但沒有配上《帝鑒圖說》的漢文原文，只是在每幅插圖的左側用法文書寫了一段說明文字。學界一般認為，法圖本的插圖所繪制的年代，可以上溯到十七世紀上半葉的晚明時期，當是除潘允端本外，最接近原本的一種（有關《帝鑒圖說》的版本考證，參見林麗江：《晚明規諫版畫〈帝鑒圖說〉之研究》，《故宮學術季刊》第三十二卷第二期）。

現存的法圖本雖然也有殘缺，但幸運的是“燭送詞臣”條的插圖剛好保存了下來，除了是彩繪以外，其構圖與線描插畫風格的明清書坊刊本大體相同，畫面主體表現的場景仍然是蘇軾雙膝跪地，面向前方高坐的宣仁太后和宋哲宗，所不同的只是法圖本中蘇軾的手上多出了一塊笏板。顯然，“燭送詞臣”典故所要表達的君臣知遇的幻覺，在這樣的構圖中完全被君尊臣卑的現實狠狠地打臉。

有意思的是，法圖本的插圖前有用法文撰寫的一段對“燭送詞臣”故事進行解釋說明的文字：“皇帝曾下令宮中需常駐學士以備咨詢。某夜太后與皇帝同在時，召見了當時在宮中的學士。此人是聞名遐邇的博學之人。太后與皇帝詢問他如何從外地來到宮廷，他答曰：我因過失被先帝外放，蒙當今陛下恩召回京。皇帝告知，此事當感念先帝——因其早有意召回你，曾閱讀你的文章而深為嘆賞。皇帝命人拿著從御前取用的燈具護送他回去，這是特殊的恩典。”盡管這段說明文字沒有明確提到蘇軾，編者也不知道“金蓮燭”的具體所指，但這段描寫也相當準確地點明了“撤金蓮燭送歸院”這個典故的重點之處——“皇帝命人拿著從御前取用的燈具護送他回去”，并強調“此乃特殊恩典”。顯然，選用御前才可以使用的燈具護送蘇軾回去，才是“燭送詞臣”典故進行圖像化表達時最應該表現的場景：蘇軾從殿內緩緩地走出來，在宣仁太后和宋哲宗的注視下，由內侍手持金蓮燭護送他離開。

然而可惜的是，以上幾種版本的《帝鑒圖說》都沒有選擇這個蘇軾生平最高光的瞬間，而是選取了蘇軾在殿內跪著被太后和皇帝接見時的場景。而這個典故中最應該出現的“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的情節，則在畫面中完全消失不見。這樣的選擇，顯然并非插圖繪制者隨意為之，而是張居正等編者有意主導的。這一點對比另外一個不太常見的刊本，即較晚出現的萬歷三十二年（一六〇四）金濂刻本，可以看出一些別樣的意味。這一刻本的插圖是金濂委托民間木刻世家安徽黃氏所制，金濂本的“燭送詞臣”插圖，選取的是“命坐賜茶”的場景，雖然宣仁太后和宋哲宗仍然高居殿上，但蘇軾并沒有跪在地上，而是側身坐在一個帶有花紋裝飾的圓形鼓墩之上，且雙手捧著一個茶杯。讓蘇軾坐著，多少給了這位大才子一些體面，也讓這段君臣知遇的佳話在圖像化表現時看上去沒有那么違和。金濂本的弦外之音，顯然是覺得之前那些版本在圖像化這個典故時讓蘇軾跪著的處理方法多少是有些不妥的。

事實上，隨著明代皇權的極度膨脹，《帝鑒圖說》中除了金濂本之外的各個版本，其所有條目的插圖，無論是什么朝代，也無論是什么地位，只要是君臣共同出現的場合，其圖像化的表達，選擇的場景幾乎都是大臣跪拜在皇帝腳下的時刻，甚至在跪拜之禮并不施行于君臣之間的上古時代，亦是如此。比如“任賢圖治”條的插圖，是四岳跪拜在帝堯的面前；“夢賚良弼”條的插圖，是傅說跪拜在商高宗（武丁）的面前；“不用利口”條的插圖，則是事件相關的三個人物張釋之、齋夫、上林尉紛紛跪拜在漢文帝面前；“拒關賜布”條的插圖，是郅惲跪在漢光武帝的面前。《帝鑒圖說》中唯一的例外，只有“丹書受戒”條的插圖，是姜太公與周武王東西相向站立的姿勢，那是因為這個故事中，擁有“師尚父”身份的姜太公此刻正在代天立言，將先王之道轉述給周武王。對此《帝鑒圖說》在文本上特別解釋說，因為“先王之道大”，故而在丹書授受之際，周武王“不敢居君位”，而姜太公“亦不居臣位”。因此至少在這一刻，二人并非正常的君臣關系；否則，只要是君臣關系，那就算是像蘇軾這樣的在前代可以偶爾享受一下皇帝的特殊禮遇和優待的大才子，到了明代，在皇帝面前都再也站不起來了，于是“燭送詞臣”讓蘇軾跪著的插圖才顯得文圖之間如此捍格不入。

三

不過有意思的是，在對蘇軾典故的圖像化再現中，《帝鑒圖說》中跪著的蘇軾雖然符合明代以降皇權強化的時代大勢，但不符合明代文人才子們的自我期許。《帝鑒圖說》讓蘇軾跪著的畫法，反倒是極為罕見的做法。目前可見到的明代敘事性繪畫中的蘇軾形象，幾乎都是自在灑脫的才子形象，著力表現的是文人雅士對權力的疏離和對自然、自由的向往。“東坡赤壁”和“西園雅集”是有關蘇軾的敘事性繪畫中最經典的兩個主題，明代的仇英、文徵明、蔣乾等都有赤壁主題的畫作，仇英、尤求、程仲堅則有西園雅集主題的畫作，這些與蘇軾有關的敘事性繪畫中，蘇軾或站立，或閑坐，或半臥，而絕無跪著的場景。

當然，這是因為大多數時候蘇軾繪畫的主題本身就遠離宮廷、遠離皇權，畫家不需要處理君臣關系這個敏感的問題，而《帝鑒圖說》的插圖想要表現的“燭送詞臣”這個典故，發生在宮廷，發生在太后和皇帝眼前，從今天的視角看來，在明代的政治文化氛圍下，讓蘇軾跪著似乎也是理所當然。但進一步考察“燭送詞臣”這個主題在明代的敘事性繪畫中的處理方式，可以發現其實不然。在君臣共處的場合讓蘇軾站在太后和皇帝面前，如此直截了當地挑戰皇權實在過于大膽，畫家們當然不會這么孟浪，但也不是沒有辦法讓蘇軾站起來。

現藏美國伯克利大學美術館的《宴歸圖》（又名《蘇軾回翰林院圖》或《東坡玉堂宴歸圖》），據傳為明代中期的畫家張路（一四六四至一五三八）所作，此畫描繪的就是“燭送詞臣”這個典故，但畫家選取的場景是站著的蘇軾被一群侍女簇擁著離開的時刻，畫家在構圖上還特意運用了兩位侍女手提的蓮花形燭燈點題，畫中的蘇軾高巾寬袍，意氣飛揚，充分展現了風流才子的氣度。畫家刻意選取了太后和皇帝都不在場的瞬間來繪制這個典故，不讓太后和皇帝出場，既可以完全突出蘇軾作為典故主角的中心地位，又合理地規避了明代以后君權無限膨脹的現實困境，這樣就不會出現蘇軾以臣子的身份與君主分庭抗禮的局面。皇權雖然至高無上，不容挑戰，但畫家其實可以選擇讓皇權不在場的方式來解決這個難題。

最能說明問題的是萬歷二十五年（一五九七）刊刻的明人所編的一部古文選本《古文正宗》的一幅“東坡學士”的插圖。該書跟《帝鑒圖說》差不多同時代，插圖也是同樣的線描畫。《古文正宗》所配的“東坡學士”插圖，一眼可知畫的就是“燭送詞臣”的典故：蘇軾站立于畫面的中央，與四個內侍一起行走在御花園里，暗示他剛剛覲見完太后與皇帝正從殿中緩步出來，特別是蘇軾身邊還有兩位內侍前行引導，每人各手持一個大型的蓮花座燈籠開路，非常直接地點明了“撤金蓮燭送歸”的主題，而畫面上“承恩入對夜分歸院錫金蓮”幾個大字，也非常醒目地印證了這一標志性符號。可見，即便是在處理“燭送詞臣”這樣需要直面君臣關系的典故的圖像化表達時，明代的畫家們也并沒有甘心讓蘇軾跪下，也可以選擇避免尷尬的場景來展現這個主題。

事實上，“燭送詞臣”這個典故的生成過程，本身就潛藏著一個中國古代政治文化史上相當值得回味的君臣關系博弈的側面。以御用的金蓮燭給加夜班的文學詞臣送行，蘇軾并不是第一個，也不是唯一的一個。早在唐代，另一位才子令狐绹就曾享受過這種禮遇，《新唐書·令狐绹傳》記載：“為翰林承旨，夜對禁中，燭盡，帝以乘輿金蓮華炬送還院，吏望見，以為天子來，及绹至，皆驚。”此后獲得金蓮燭相送就成為每個文學之臣夢寐以求的執念。其實早在元祐元年（一〇八六）七月，剛剛結束貶謫生活還朝當上中書舍人的蘇軾，在給好友王詵的詩中就借用過令狐绹的這個典故來感嘆自己命運的奇妙——“豈知垂老眼，卻對金蓮燭”。此時的蘇軾當然不知道，兩年后他將成為后世金蓮燭的最佳代言人，此后一般的文人才子們大發能夠得到君主優禮的幻夢時，唯一想到的就是蘇軾。

然而，令狐绹之后，蘇軾之前，享受過這一待遇的，有北宋的王欽若、王珪、晁迥、鄭獬，蘇軾之后也有南宋的史浩，不過由于蘇軾的名聲最大，這個典故中的其他人物都被淡化了，至清代中后期，史學家趙翼詳考史籍指出，“金蓮燭送歸院，始于唐令狐绹”，但“今世所傳詞林美談，皆指蘇子瞻耳。不知宋時金蓮燭故事共有六人：王欽若、王禹玉、晁迥、鄭獬、蘇軾、史浩也”（趙翼：《陔余叢考》卷二十）。蘇軾之所以能夠在后世獨享金蓮燭典故的“冠名權”，最根本的原因，應該是他給這個典故創造了新的典范，那就是在“撤金蓮燭送歸院”之前宣仁太后與蘇軾的那段意味深長的對話，徹底翻轉了這個典故原本的內涵。

在談話中，宣仁太后通過一系列遞進式的提問和否定，反復引導蘇軾回顧、思考其從貶謫之中（常州團練副使）重返權力中心（翰林學士）的急劇而又充滿戲劇性的身份轉變的原因。特別是宣仁太后刻意否定了蘇軾關于自身晉升源于當今太后和皇帝的恩遇或是朝廷重臣的薦舉的猜測，最終揭示其超擢的根本原因在于先帝宋神宗的眷顧。宣仁太后用外間難以獲知的宮廷秘辛，即神宗在生前已經閱讀蘇軾的文章，并屢次以“奇才”稱贊蘇軾的故事，巧妙表達了她在神宗身故之后重用蘇軾，并非是對神宗朝錯誤迫害蘇軾的撥亂反正，而是遵循并滿足了神宗的本心與遺愿。

蘇軾聽后大為感動，當場失聲痛哭起來。蘇軾“哭失聲”的表現，不是簡單地想要表現蘇軾對神宗的感恩，而是蘇軾本人在靈魂深處的一次自我反省和徹底覺悟。事實上造成蘇軾獲罪被貶、流落江湖的烏臺詩案，雖然起因于“小人”的羅織，但最終拍板定罪的還是作為皇帝的神宗本人。所以當宣仁太后詢問蘇軾何以能夠在短短的兩三年內竟能從常州團練副使這樣的貶官遽至翰林學士這樣的天子近臣時，他首先所能想到的原因不過是宣仁太后和宋哲宗對他的文學聲望和政治立場的偏愛，其次則是朝廷重臣的推薦，甚至連通過一些歪門邪道的方式上位（盡管他絕不會去這么做）都想到了，唯獨沒有想到的是神宗。宣仁太后想讓蘇軾明白，他這個大才子真正的知己是神宗本人，自己和宋哲宗不過是在替先帝完成未竟之志。

按照這個邏輯（當然恐怕并非事實）——神宗在蘇軾被打壓的那些年心里一直有蘇軾，而蘇軾在飛黃騰達后心里卻沒有神宗，反應過來的蘇軾，怎能不痛哭流涕呢！此時此刻的蘇軾徹底被宋神宗征服了。因此這場談話，給燭送詞臣的典故注入極具反轉性的張力：“撤金蓮燭送歸院”在其他幾個能夠享受到這一待遇的臣子那里，只是簡單地表現皇帝對于文學詞臣的禮遇，從某種程度上說，是才子征服了皇帝；而在蘇軾這里，卻是皇帝征服了才子。用文字獄的方式折辱以文學才華著稱的蘇軾的幕后大佬宋神宗，竟然成了蘇軾最大的保護傘，神宗的恩情讓蘇軾感動得不能自持，他的失聲痛哭，充分展示了雷霆雨露俱是天恩的皇權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