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著名俄語翻譯家、學者劉文飛教授深耕俄國文學四十余年的總結之作，在書中共梳理了二十多位俄國文學大師的一百多本文學經典，構成了一部貫穿整個俄國文學的指南之書，通過深入淺出的語言揭示文學的核心奧秘，與讀者在紙上開啟一場靈魂與文學的溫暖對話，直抵每個人心中審美的烏托邦。

“娓娓道來”在坊間曾經常見于形容文章的文筆流暢、不疾不徐、不故作高深，讓讀者不覺間就理解了（或自覺理解了）文章的意思。但這種形容現在很少見了，比如在文藝批評領域，反而是各種新詞、大詞、“高大上”的理論術語越來越多，但這種情況并不等于文章就深刻起來，反而有可能顯示了各種“不化”。而真正的高手，往往能夠深入淺出地將大道理“娓娓道來”。

“說的”和“寫的”文章有很大不同

作為讀者熟知的資深俄國文學專家、隨筆作家，劉文飛教授善于將一些“大道理”用簡潔的語言表達出來。而在他的新著《俄國文學：審美的烏托邦》中，這一特點得到了更為充分的發揮。這本書是2021年至2022年間劉文飛教授在“看理想”平臺上播送的系列音頻節目《審美的烏托邦：俄國文學100講》的講稿整理。據作者介紹，基本上沒有對講稿做大的改動，而是保留了音頻節目口語化的特點。正因為如此，這部著作呈現出鮮明的“娓娓道來”的文風特點，與此同時又沒有減少學術的含金量：無論對于非專業讀者還是專業研究人員，都深具啟發性。

“說的”和“寫的”文章是有很大不同的。這種“娓娓道來”顯然是與“說的”有關。但這里產生的優點并不僅僅因為它屬于口頭的講述。與其說它與口語包含的民間性、日常性有關，倒不如說更與作者同時是一位資深翻譯家有關。就像王小波所說的那樣，他備受讀者贊譽的文筆是更多從翻譯過來的“世界文學”，尤其是俄國文學中獲益的，比如穆旦的譯作。這一點完全可以理解，因為無論哪里的現代國家，都通過用方言形式的民族語言去翻譯通用的、知識性的語言，創造出一種全新的書面語言，這也是“世界文學”的產生模式。在中國“現代文學”的誕生中，俄國文學的翻譯家是功不可沒的，這也得益于他們對外語和母語的創造性轉化。

從這一點來看，或許也可以理解劉文飛教授為何說“在中國，俄國文學大于文學”。這句話源自俄國詩人葉夫圖申科的一句詩：在俄國，詩人大于詩人。這句話用在本書中主要是指，在現代性進程中，俄國文學在中國的影響超出了文學的范疇。在中國，俄國文學比其他“外國文學”都更多參與了現代性思想的型塑。1870年代，俄國文學已經進入中國，但真正爆發出強大的社會影響力還是在五四運動前后?！叭藗冊谔剿魑逅倪\動爆發的原因時，會把俄國的文學與法國的啟蒙思想和德國的馬克思主義并列為三大思想源頭。在五四運動之后的三四年間，俄蘇文學被大量引進中國”。正像魯迅說的那樣，俄國文學是“偷運給起義奴隸的軍火”。這就意味著，不是完整的俄國文學，而是其中的普羅米修斯的“火種”被有選擇地運輸進來。至于新中國成立后的情況就更不用說了，蘇聯文學成了“我們的導師和朋友”。但實際上俄國文學在俄國同樣“大于文學”，這與19世紀俄國文學承擔了哲學等其他思想領域功能的實際情況有關，它總是呈現出一種厚重的，甚至是沉重的道德、社會責任感。這種責任感有時候如此崇高，以至于帶有一種烏托邦的意味，文學仿佛構建了一個“想象的共同體”，這也是作者將此書命名為“審美的烏托邦”的主要原因。不過，曾經的很多“烏托邦”實際上都已經實現了，所以它并非等于遙不可及、虛無縹緲。俄國文學為什么“大于文學”，便是此書的核心議題。

陽光的傳統和惡魔的傳統

但是，僅將俄國文學等同于承擔社會責任、道德責任的文學是不夠的，甚至是對文學本身缺少真正的認識導致的，就像很多人將俄國文學視為“戰斗民族”的文學一樣不合理。在“娓娓道來”中，劉文飛教授告訴我們：“長期以來，我們一直習慣于把俄國文學看成是一種正面的文學、道德的文學、主旋律的文學，我們或許沒有充分意識到，早在俄國文學開始形成的時期，其實就已經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傳統，也就是普希金傳統和萊蒙托夫傳統，也就是陽光的傳統和惡魔的傳統。這兩大傳統一直在并行。”作者將萊蒙托夫稱作俄國第一個“存在主義詩人”。將19世紀俄國最后一位偉大作家契訶夫稱為“一個地道的21世紀作家”，當然，所以，盡管是為音頻聽眾講述，這本書的編排依然呈現出相當的新穎性。一方面，它涵蓋了俄國文學史上幾乎所有重要的作家、作品，包括中國讀者最耳熟能詳的那些名字，另一方面，又補足了一般讀者所陌生的部分，例如，對于俄國大作家普里什文，劉文飛教授不僅指出他是“俄國，乃至世界生態文學的先驅”，而且指出他的文學史和思想史意義，指出他是“俄國宇宙哲學”的繼承者。但是作者并不對此進行夸大，而是恰如其分：“普里什文的思想并不十分復雜、艱深，然而，它卻顯得十分博大、渾然天成，這是一種既溫情又理性，既科學又人文的大思想?！边@本書甚至對21世紀的俄國文學，比如當下俄國文壇的當紅作家雅辛娜也進行了介紹和分析。此外，作者還插入了一些“番外篇”，這些“番外”都很具有可讀性，往往用最新的文學研究成果與作家作品進行“文史互證”，從而為讀者提供了更為開闊、更為深入的知識背景，常常是對一些固定印象的刷新。比如在番外“俄國文學與俄國書刊審查制度”中，作者指出書刊審查并不是俄國的“特產”，但這種制度和俄國文學以及俄國文學中的“伊索式語言”形成了某種復雜的互動關系?！耙了魇秸Z言”即一種“隱微書寫”，這三者共同織就了19、20世紀俄國文學的發展歷史，“它們又構成一個文化三角形，象征著體制、文學、語言這三者間的對峙和妥協，角力和轉換”。實際上，在20世紀，這樣的角力與一種地緣政治問題密切相關，波蘭、捷克等東歐文學的發達也與此有關，相反，當這種角力不復存在，所謂的“嚴肅”文學便陷入了某種“終結”，我們觀察20世紀末以來的“世界文學”，就會對此有明顯感受，而同時俄國文學的那種道德責任感也逐漸為其他特點所替換。

將思想史編織在其中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和很多文學史著作不同，作者似乎有意識地避免了一種“獨斷論”，即這些對作家、作品的判斷都具有一定的開放性，也鼓勵讀者進行自己的思考。例如在寫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章的時候，作者提供了米爾斯基《俄國文學史》提供的陀氏作品的四種閱讀方式，分別是傳統現實主義文學的讀法、宗教立場的讀法、“精神自傳”的讀法、情節小說的讀法。但不僅于此,劉文飛教授還提供了另外四種有特色的讀法，即比較的讀法、“復調”的讀法、“現代派”的讀法，以及將陀氏視為思想家的讀法。對于今天的語境來說，這種對俄國文學多樣化的解讀有著積極的現實意義。

在這部面向大眾的著作中，劉文飛教授還將思想史編織在其中。無論早年譯作《文學與革命》，還是近年譯作《俄國思想史》，思想始終是劉文飛教授關注的對象，并對此保持著長久的、深入的思考?；蛟S這意味著“俄國文學大于文學”更深刻的層面。俄國文學從來不只是一段故事，一句口號或一個標簽、一類概念，它不像天真的讀者以為的那么簡單，它本身是充滿矛盾和復雜性的。一個成熟的讀者，必然會在俄國文學中遭遇種種矛盾和復雜，但“這樣的復雜性和矛盾性往往就是好作家、大作家的標配，每一位偉大作家都可能是復雜的、艱深的，通過對他們的閱讀，我們可以在認識他們復雜性的同時，讓我們關于人生和世界的認識變得更加深入和復雜”。當我們具備這種對文學復雜性的認識的時候，在生活中就不會輕易“非此即彼”，會更深刻地理解像《櫻桃園》這樣的作品，絕非簡單對舊生活的聲討和對新生活的禮贊，契訶夫更是給我們展示了一種新的、并不容易理解的生活處境，而這種處境就在我們的“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