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選本”，《辭海》的定義為：“從一人的或若干人的著作中選出部分篇章編輯成的書。”選本的出現和流行，是中國文學發展史上的重要文獻現象，代表性典籍有《文選》《唐文粹》《唐詩三百首》《宋詩鈔》等。所謂“選本研究”，是以“選本”為中心而進行的有方法、有邏輯的學理探討之總稱。廣義的選本研究可以涵攝經、史、子部文本的選錄，如《孟子節文》《史記鈔》《莊子鈔》等。狹義的選本研究，則是圍繞具有文學性的詩文選本所展開的研究。

為什么要有選本？從選本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兩重維度來看，第一，選本通過精選精校，可以把優秀的詩文加以整理保存，傳寫傳印，被廣泛閱讀與模仿，從而形成一個具有連續性的文化傳統。魯迅已經指出：“凡選本，往往能比所選各家的全集或選家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魯迅全集》第7卷《選本》）便是意在于此。第二，選本關乎文脈構建、文學批評與審美導向。近人郭象升曾將選本的核心價值界定為“創通大義，起牖后來”（《文學研究法·文選篇》），足見選本在知識總結、學風干預層面所起到的關鍵作用。第三，選本是古代教育體系的重要工具，如《唐宋八大家文鈔》《古文觀止》《唐詩三百首》等，啟蒙教化功能延續到當下還有余澤。

選本的源流與類型

選本之源，可以上溯到《詩經》和《尚書》。歷代學人，往往將選本這一部類推源于孔子刪述六經，所謂六籍“自夫子手裁而后定”，尤其是《詩經》《尚書》，通常會被看作是詩選、文選的濫觴。如果剝離《詩經》《尚書》的籠罩，晉代摯虞編纂的《文章流別集》則可被視作最早的選本實踐，清皮錫瑞便評價說：“《楚辭章句》，為總集之祖；《文章流別》，啟編錄之宗。”（皮錫瑞《茅批唐宋八家文書后》）至于選本的集大成者，自然就是眾望所歸的蕭統《文選》。《文選》不僅是一部重要的文學作品選集，更以其獨特的選文標準和編纂方法，成為后世選本之典范。

關于選本的類型，清楊彝珍有過綜合的討論：“古人操選政者，若《唐文粹》《宋文鑒》《元文類》《明文海》之屬，皆斷代為書。若《文選》《文苑英華》之屬，則綜歷代而擷其尤。若朱氏右選《八先生文集》，茅氏坤因之，儲氏欣廣之為十家，則合數家為一集。至呂東萊之《古文關鍵》，樓迂齋之《古文標注》，真西山之《文章正宗》，謝疊山之《文章軌范》，又各取古人名作，標舉其命意布局之所在，示學者以徑涂，其為來學計，益深切矣。”（楊彝珍《國朝古文正·原序》）根據編纂目的、內容范圍、文體特點等不同維度，可將選本劃分為以下幾類：

1.按時間跨度分類，有通代選本，如南朝梁蕭統《文選》等；斷代選本，如唐殷璠《河岳英靈集》等。

2.按文體分類，有詩選，如南朝徐陵《玉臺新詠》等；文選，如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等。

3.按編纂目的分類，有敕纂經進，如宋呂祖謙《宋文鑒》的編選，是因為詔旨“命采擇其菁華”“以備乙覽”（周必大《繳進文鑒序札子》）；蒙學教材，如《千家詩》等。

4.按編者身份分類，有官修選本，如宋李昉《文苑英華》等；私修選本，如金元好問《中州集》等。

5.按功能與受眾分類，有地域性選本，如宋鄭虎臣《吳都文粹》等；女性文學選本，如明鐘惺《名媛詩歸》等。

選本研究方法舉隅

駱鴻凱著《文選學》，分纂集、義例、源流、體式、撰人、撰人事跡生卒著述考、征故、評騭等維度；如果將視域擴展到整體選本研究的話，則維度更為豐富立體，茲擇其尤為切要者即形態、義例、選本批評三個維度試加解析。

其一，關注選本的文獻形態。選本研究有內部研究、外部研究兩大取徑：內部研究重點在“生成”，外部研究重點在“建構”；介于兩者之間的橋梁，則是具有實物特征的選本之文獻形態。研究中國古代詩文選本的“副文本”類文獻，尤其需要系統考察序跋、凡例、評點、注釋、目錄、版刻樣式等非正文元素，重點分析其生成機制與功能。

其二，激活并接續傳統學術中的義例之學。義例通指著書的主旨和體例，晉杜預序《春秋左傳》曰：“經之條貫，必出于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杜預注《春秋經傳集解》）在選本編纂的過程中，義例作為“標準范例”，可以確保整個選本在內容和結構上形成一個內在連貫的整體，并且明確展示了編者在選取作品時所依據的標準；這種標準，也為后續類似選本的編纂提供了參照——前代選本形成的一些善例，會在后世選本中有所繼承。例如，清李元度評《國朝古文正的》曰：“蓋其合一代為一編，用《文粹》《文鑒》《文類》《文海》例；不專取一家，用《文選》《英華》例；篇各有評點，用樓氏標注例。”（李元度《國朝古文正的序》）

其三，通過選本觀察古人文學批評的理論與實踐。選本是文學批評的實現模式之一，選本通過對作家作品的取舍、書前后的序跋、正文中的評注等，體現、落實選編者的文學思想和審美情趣。例如，南宋劉克莊曾將江西詩派“比之禪學”：山谷為初祖，呂本中、曾幾為南北二宗，楊萬里為臨濟德山。通過編選《茶山誠齋詩選》，劉克莊將曾幾、楊萬里“續紫微之后”，而又指出“放翁學于茶山而青于藍，徐淵子、高續古曾參誠齋”（劉克莊《茶山誠齋詩選序》），從而仿照禪學建立了頗有系譜性的“詩派”。

選本的局限

對選本局限性的思考，其實也是選本研究學理探賾的有機組成部分。魯迅曾把讀選本比作“吃他所給與的糟或醨”，讀者自以為“是由此得了古人文筆的精華的，殊不知卻被選者縮小了眼界”（《魯迅全集》第7卷《選本》）。也就是說，讀者若只讀選本，便在實際上主動讓渡出了自己評鑒、遴選的權利。

魯迅所論之外，選本可能存在的局限性還包括：首先，無論如何標榜公允客觀，選本因“人為”的審美偏好和價值取向而造成的主觀性與標準固化，都會限制對文學多樣性和創新性的包容。清魏裔介《古文欣賞集序》曰：“梁昭明太子《文選》，雖稱奇書，而專騖詞華；真西山先生《文章正宗》，趨向正矣，而文體割裂。”便是有見于此。其次，選本編錄、刊刻常常受到一時政治、文化環境和社會意識形態的制約。歷代的公私選本旨在弘揚儒家正統思想，強化社會秩序與道德規范，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文學批評的多元視角，甚至壓制了邊緣、民間乃至“執拗的低音”的傳播。第三，選本之于大家名著而言，往往流于管中窺豹、掛一漏萬。關于這一層，錢鍾書在《宋詩選注序》中有獨到的闡發：“在一切詩選里，老是小家占便宜，那些總共不過保存了幾首的小家更占盡了便宜，因為他們只有這點點好東西，可以一股腦兒陳列在櫥窗里，讀者看了會無限神往，不知道他們的樣品就是他們的全部家當。大作家就不然了。在一部總集性質的選本里，我們希望對大詩人能夠選到‘嘗一滴水知大海味’的程度，只擔心選擇不當，弄得仿佛要求讀者從一塊磚上看出萬里長城的形勢。”

經過上述討論，一門具有學理性、體系性的學科分支——“選本學”——似乎已經呼之欲出了。“選本學”一語，既往辭書尚未收錄，但這并不妨礙學人對此術語的提出并討論；他如“《說文》學”“《世說》學”“寫本學”等術語，也是如此。顧名思義，“選本學”是研究中國古代選本的專門之學，核心要義在于將“選本”視為一種文學批評實踐，通過分析編選意圖、刪存標準、體例編排，探究其背后的文學觀念與文藝思想，并考察選本在經典建構、文風塑造及文學思潮嬗變中的功能與意義，從而形成系統性的研究框架與學術譜系。選本何以成學？是一個具有多重可能性且有待持續回應的問題。

（作者：李成晴，系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