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知道馮道這個名字，來自一個小幽默。說馮道的門客在馮道面前念《道德經》，因為避諱，不得不念為“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后來讀了歷史才認識到，馮道，真的是一個非常之時的非常之人。

馮道身逢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亂世：唐末五代。他生于唐中和二年（882年），次年黃巢就攻破長安、唐帝國開始崩潰；卒于后周顯德元年（954年），恰逢五代英主柴榮登基、新時代曙光初現。他的一生，完整跨越了整個動蕩時期。甚至可以說，唐末五代的編年史，幾乎就是馮道的個人年譜。他堪稱這一亂世的最佳代表人物，沒有之一。

電視劇《太平年》中，馮道正是歷史的主心骨。他是各朝皇帝的左膀右臂，也是改朝換代的定海神針，總能有驚無險地帶領大家度過大災小難、種種危機，并且總顯得胸有成竹、算無遺策。說他是黑暗亂世的一盞明燈，一點也不過分。更重要的是，馮道還有識人之明，不僅賞識柴榮、趙匡胤、錢弘俶這三位青年（未來的君主），還都曾對他們每個人耳提面命，堪稱是有志青年的精神領袖。總之，整個劇中，馮道堪稱正派力量的“大Boss”。那么這個堪稱神奇的馮道，離歷史上的馮道有多大距離呢？

史書中的馮道是一個口碑兩極分化的人物。

長期以來，馮道都是世故圓滑的反面形象，他的歷史畫像是“政壇不倒翁”，證據就是馮道歷經亂世五代（沒有后梁，但多了一個契丹），在十一個皇帝手下任三十多年高官、二十多年宰相，堪稱政壇奇跡。而給“壞馮道”定調的關鍵人物歐陽修，直接罵他是“無廉恥者”。

但是與馮道同時代的人，卻與后人有完全不同的說法。正如《新五代史·馮道傳》總結的“然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道為元老，而喜為之稱譽”。朝野上下，眾口一詞，公認他清正廉潔，君臣稱贊他“有大臣之體”，民間則甚至以孔夫子來比擬他，堪稱圣賢之人。新、舊《五代史》都記錄了這些贊揚之詞，可知不虛。五代以后，在歷史主流音之外，也還總有一些執拗的低音在回響。如宋代王安石，贊其舍己為人，宛如“諸佛菩薩之行”，反變法的富弼、蘇轍都贊其為“大人”；明代李贄視其馮道是孟子“民貴君輕”理念的最佳實踐者；清代的金古良也將馮道列入《無雙譜》（從漢至宋，共40個天下無雙的極品人物）之中，用的正是李贄的判詞“安養百姓，免其鋒鏑之苦”。

《無雙譜》中的馮道

壞馮道和好馮道，評價有著天壤之別。但這并非因為馮道其人的史實含糊不清，實際上，新、舊《五代史》雖然詳略有別，但在史實上都無異議，評價的差別就在于對馮道評論的道德觀不同。

在討論道德觀之前，我們先根據史實來梳理一下馮道其人。

馮道是能者。這也是他能立身五朝不倒的關鍵原因。

馮道出身普通。這里普通，指的是他沒有“崔盧李鄭王”這些所謂的門閥大姓的出身光環。唐五代早就已經不是“貴族時代”了，但五代政壇依然保持了宰相必由大姓擔任的習氣，如清河崔氏的崔協被推為宰相，但“天下皆知崔協不識文字，而虛有其表，號為‘沒字碑’”。“沒字碑”意為“樣子貨”，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文盲倒也不至于，但干不了活是肯定的。而馮道既然不能憑出身，那就只能憑硬本事了。

馮道首先是有文才，既博學多才，有學者底子，又能倚馬可待，有才子風范。馮道最初擔任的是方鎮的掌書記，相當于文字秘書，或者說筆桿子。說起來，唐末五代是典型的武人政治時代，大權都是武人把控，就連宰相權力，也旁落到了樞密使一職上。宰相除了如崔協這種擔任“吉祥物”之外，尚有文字、文化，以及民政方面的功能。吳麗娛的《略論表狀箋啟書儀文集與晚唐五代政治》中指出：在晚唐五代動亂局面下，反而“使文學與政治的結合空前密切”，“造就了晚唐五代表狀書儀文集高度繁榮和輝煌的形勢”。馮道正是這種文化現象的重要一員。關于馮道在這方面的能力體現，可以參考陸揚的《論馮道的生涯——兼談中古晚期政治文化中的邊緣與核心》一文。下面略舉兩例：

一是博學多才。李琪曾在后梁時任翰林學士和宰相，當時公認的文章第一。為祝賀唐明宗的一次戰爭勝利，他精心撰寫了一篇賀詞，其中有“破真定之逆城”，馮道讀后，指出收復的是定州，而非真定。李琪文才不錯，卻對地理一無所知。馮道深不可測的才學廣為人知，據說百官們相互告誡不能掉以輕心，朝廷綱紀因此得以肅正。

二是文采斐然。長興元年（930）四月二十五日，百官為明宗上徽號（歌功頌德的美號），馮道親自撰文，其文渾然天成、不落俗套，眾人無不感到欽佩。馮道還擅長作詩，提筆立就，且文辭典雅、蘊含古意，每作成一篇，就迅速被遠近之人競相傳抄。

馮道的第二個突出能力，是他的為人處世，為“長者”，翻譯一下就是“能團結領導班子”。

馮道的崛起，主要靠兩個貴人：宦官張承業和后唐明宗李嗣源。

張承業也是入了《無雙譜》的人物，堪稱是宦官中的古今第一賢者。包括歐陽修、司馬光這些嚴厲的道德主義者，也無間言，反而稱其“偉然可愛”。馮道從幽州逃往河東，張承業推薦馮道當上了河東節度掌書記（后唐就是從河東發展而來）。張承業看中的就是馮道的文才和人品。

唐明宗（不是唐明皇）李嗣源是個文盲皇帝，卻被公認是五代亂世中的第二英主（第一英主自然是周世宗柴榮，但在愛民這一點上，唐明宗可稱是第一）。唐明宗點名要馮道做宰相，理由就是馮道是“長者”。所謂“長者”，人們往往會在前面加兩個字“忠厚”。馮道的做人原則很低調，與世無爭，既不搶功勞，也不會硬要別人順從自己。寫《馮道——亂世的理想與人生》的礪波護認為“不強人所難、與世無爭”也是唐明宗的生活信條，所以他特別欣賞馮道。唐明宗堪稱馮道的知己。

《馮道——亂世的理想與人生》，[日]礪波護著，鄭淦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25年11月出版，174頁，68元

就長者這方面也略舉兩例。馮道在拜相時，因為出身問題遭到了大家歧視，任贊等人就用《兔園冊》（《兔園冊》相當于是鄉學私塾的入門教科書）來當面諷刺馮道是鄉巴佬。但是，后來任贊卷入了謀叛活動，馮道只追究了三個首謀，其他都從寬發落，特別還赦免了任贊。正是這樣寬宏大量的馮道，也才能做到“立公朝有重望”。

對于低級小吏，馮道也寬大待之。《舊五代史·馮道傳》：

（馮道出鎮同州），一日，有上介胡饒，本出軍吏，性粗獷，因事詬道于牙門，左右數報不應。道曰：“此必醉耳！”因召入，開尊設食，盡夕而起，無撓慍之色。

《舊五代史·馮道傳》提到：契丹入侵時，天下大亂，馮道率下屬四出安撫，“因事從宜，各安其所”。有人推許這是他的功勞，馮道卻總是推辭說：“儒臣能做什么，這些都是諸將之力也。”

馮道被貼上了政壇不倒翁的標簽后，自然就被人們視為靠阿諛奉承、圓滑世故立身的。從以上史實可以看到，完全相反。就像《鹿鼎記》里韋小寶對大胡子趙良棟的判斷思路——這大胡子不肯拍馬屁，一定有本事。宋人吳處厚在《青箱雜記》就曾為他辯護說：“世譏道依阿詭隨，事四朝十一帝，不能死節。而余嘗采道所言，與其所行，參相考質，則道未嘗依阿詭隨。”

俗話說“一朝天子一朝臣”，而馮道能連任十一朝天子，正是因為馮道是眾望所歸的不可替代之人。實際上，在幾個少帝的時候，馮道也曾被排除在朝堂之外，任個閑職。因為少年皇帝根本不了解馮道的價值。

在道德方面，馮道特別突出的一點是“愛民”。馮道愛民，首先是在皇帝面前為百姓說話。有一次，唐明宗問馮道，收成好的時候，老百姓日子會好過嗎？馮道回答：“谷貴餓農，谷賤傷農，此常理也。”馮道趁機念了聶夷中《傷田家詩》：“二月賣新絲，五月糶秋谷，醫得眼下瘡，剜卻心頭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遍照逃亡屋。”明宗深受觸動，讓旁邊人記下來，經常諷誦此詩。在整個黑暗的五代，也就是唐明宗統治的幾年內，幾乎算得上是老百姓唯一安穩平和的日子。馮道當居一大功。

耶律德光入主中原之時，天下騷動，耶律德光問馮道說：“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為俳語以對曰：“此時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當時人都認為契丹沒有夷滅中國之人的原因，端賴馮道的一言之善。

馮道在這兩個皇帝面前的兩次“一言之善”，其重豈止千斤！

馮道自己也身體力行，做了很多力所能及的善事。比如在河東時，有時將領搶到美女送給馮道，馮道總是將她們“置之別室”，最后“訪其主而還之”。后來契丹大亂中，又看到有很多“中國士女為契丹所俘者”，就拿出自己的俸祿贖買，把他們（她們）一一妥善安置，最終都送回家去。

再比如，馮道在家鄉守孝時，遇到年成不好時，“悉出所有以赒鄉里”，而他自己居然“退耕于野，躬自負薪”，當一個普通的耕者樵者。實際上，馮道一生都很樸素節儉，這可以說明，五代元老的馮道做官，應該并不是為了個人的富貴享樂。

更重要的一點是，馮道的“平等心”。《新五代史·馮道傳》記錄了一個細節，馮道“與仆廝同器飲食，意恬如也”。就是說，他和奴仆用起居飲食都是一樣的，而且一點都不別扭。可以認為，馮道的仁心，來自他平等的視角，視人為人，人人皆人。這點，在古代階層社會中，尤其顯得難能可貴。單憑這點，馮道就可算得上是非常之人了。

自從被貼上了“不倒翁”的標簽，馮道在很多人心目中，就自然而然地是一個懦弱無膽、貪生怕死的形象。其實不然，馮道堪稱勇者。馮道的勇敢，首先表現在諫諍上。古代對文武官員的最高要求是“文死諫，武死戰”，意思是，如果文官死于諫諍，是至高榮譽。但自古死諫的文臣畢竟也只有少數。要知道，馮道的諫諍對象，都是舔血而生的亂世梟雄，每次犯顏的危險程度都是五星級的。

馮道在第一次出仕的幽州節度使劉守光手下，就曾經諫諍，以至于被下獄。要不是劉守光很快敗亡，馮道可能出道即劇終了。

第二次被記載的諫諍更是驚心動魄。《舊五代史·馮道傳》記載此事，李存勖（即后唐開國之君唐莊宗）在軍中，與大將郭崇韜發生了矛盾，李存勖大怒，說：“我連手下效命者的飲食都不能自由安排嗎？以后河北三鎮統帥，讓別人來當吧。我自己要回太原去！”命令馮道立刻起草，公布下去。馮道遲遲不肯起草，李存勖呵斥催促他。馮道從容進諫：“郭崇韜所諫，也不過分。如果因此而把動靜搞大，敵人知道了，就會認為大王君臣之間不和了。”一次君臣將帥之間的大沖突因此而得到消解。史載“人始重其膽量”。

《洛陽搢紳舊聞記》還記載了一件馮道諫諍后漢高祖劉知遠，救下愛民好官張璨的事情：

瀛王（即馮道）曰：“陛下在河東時，斷牛皮可也，今既有天下，牛皮不合禁。陛下赤子枉死之，亦足為陛下惜。昭義判官，以卑位食陛下祿，居陛下官，不惜軀命，敢執而奏之，可賞不可殺。臣當輔弼之任，使此敕枉害天下人性命，臣不能早奏，使陛下正，臣罪當誅。”稽首再拜。又曰：“張璨不合加罪，望加敕赦之。”漢祖（漢高祖劉知遠）久之曰：“已行之矣。”馮瀛王曰：“敕未下。”漢祖遽曰：“與赦之。”馮曰：“勒停可乎？”上曰：“可。”由是改其敕。

之所以要引這段完整的文字，就是想展示一下馮道面對劉知遠步步緊逼，諫諍不已。可是，歐陽修面對《舊五代史》的白紙黑字，居然睜眼說瞎話：“（馮）道前事九君，未嘗諫諍”，豈非是赤裸裸的污蔑之詞！為了抹黑馮道，歐陽修完全不顧史實，并非良史。

其次，生死之際，馮道也總是淡定坦然，給人一種超然之感。

后晉石敬瑭時，稱兒皇帝于耶律德光。需要出使契丹時，馮道毅然擔當其事。《談苑》中記錄了這一幕：

道與諸相歸中書，食訖，外廳堂吏前白道言北使事。吏人色變手戰，道取紙一幅，署云：“道去。”即遣寫敕進，堂吏泣下。道遣人語妻子，不復歸家，即日舍都亭驛，不數日北行。晉祖餞宴，語以家國之故，煩耆德遠使。自酌卮酒賜之，泣下。

知道要出使契丹，吏人的表現是“色變手戰（手抖）”“泣下”，石敬瑭的表現也是“泣下”，眾人如此形狀，是因為大家都深知此去北國，生死難料，堪稱是地獄之旅。但是馮道主動擔當，面不改色，真當得起一句“泰山崩于前而不變色”。

郭威占據開封后，表示要立劉知遠的侄子、徐州節度使劉赟為帝，并派馮道去迎。結果在回來途中，郭威手下就發動了一次“黃袍加身”，于是郭威自立為帝。當時“（劉赟）左右知其事變，以為道所賣，皆欲殺道等以自快。趙上交與王度聞之，皆惶怖不知所為，惟道偃仰自適，略無懼色”。在生死之際，趙上交、王度都嚇得一塌糊涂，這其實是人之常情，但馮道依然是一貫的云淡風輕，比趙、王不知道高明到哪里去了。

綜上所述，馮道視民如傷、德才兼備、德高望重，難怪時人會視其為“圣賢”。那么，馮道是真的有做圣賢的自覺嗎？我認為，馮道并沒有理想主義者的自覺高度，也沒有殉道者的犧牲精神。但是，馮道依然可以算是一個修行者，他是在踐行他的信仰。

馮道踐行的信仰很簡單——做一個好人。

馮道首先是儒者無疑，他自許“在孝于家，在忠于國，口無不道之言，門無不義之貨”。

恐怕馮道也深受道家影響，他的名字就來自《道德經》。他也自許“賤如是，貴如是，長如是，老如是”，面對一切，都有一種順其自然的態度，就很有老子自然而為的風度。

如果說馮道信佛，可能也有道理。比如他要求后人不用血牲祭祀，“祭以特羊，戒殺生也，當以不害命之物祭”。尤其是他有深刻的“平等心”，真有大慈悲精神。

馮道身上受到儒釋道三家的共同影響，并不奇怪。但是，真正支撐了馮道作為修行者的底層邏輯，其實可能很簡單，那就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樸素信念。

詩為心聲，有兩首馮道的名詩，都可以展示他的這一信念。

《偶作》：“莫為危時便愴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須知海岳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

《天道》：“窮達皆由命，何勞發嘆聲？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冬去冰須泮，春來草自生。請君觀此理，天道甚分明。”

提到天道，不由得想起司馬遷的那句“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所謂天道，就是：“天道無親，常與善人。”通俗一點說，也就是“善惡有報”。“善惡有報”，這句話實在太普通，是最質樸的人也能掛在嘴邊的“箴言”。但這句話也非常偉大，因為這個信念，乃是一個社會之所以能夠存在的基石。如果大多數人都質疑這句話，社會秩序就將崩潰，我們將進入叢林世界。

馮道在回顧自己一生的《長樂老自敘》中說過：“累經難而獲多福，曾陷蕃而歸中華，非人之謀，是天之祐。”顯然，他認為自己一生順遂，有驚無險，都來自于“天祐”。也不妨解讀為，這些天祐，來自于自己每一次的善因。宋吳處厚在《青箱雜記》中列舉了馮道的種種危機之后，也不由地感慨說，“其所以免于亂世，蓋天幸耳”，也歸之于天道。

中國還有一句俗話“公門之中好修行”，意思是官吏因掌握權力，更易通過秉公辦事行善積德。這句話雖然在馮道之后出現，但是馮道也許早就認識到了這點，并努力實踐之。馮道的詩句“虎狼叢中也立身”，說的也是這個道理。

當然，馮道之所以能成為馮道，恐怕還來自于他天性純良。據說馮道七歲就能詩，曾作《治圃詩》，僅存兩句：“已落地花方遣掃，未經霜草莫教鋤。”是說整治花圃，憐惜花草，不敢有任何傷害，只有掉落地下的殘花，才讓掃除，不到霜后，不鋤雜草。宋人《陳輔之詩話》評論說“仁厚天性，全生靈性命，已兆于此”。

在我看來，馮道成為一個時代的傳奇，而起點卻樸素簡單，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做到了知行合一，甚至做到了“知一行十”——堅守一個普通的道理，全心全意地去實踐。就像《阿甘正傳》里的阿甘一樣，并非有高尚的自覺，而是憑借淳樸的信念堅持下來。

再來說說為什么馮道的評價會出現兩極分化。關鍵是對馮道的“忠”的評價。

馮道當然覺得自己是“忠”，這里的“忠”，還是孔子時代傳承下來的忠的理解，就是為君主做事，盡己竭誠。更多的是忠于事（職責），而不是忠于人（君主）。所以馮道說自己“忠于國”。馮道不是方孝孺，也不必是方孝孺。

《冊府元龜》保留了一段對馮道的“蓋棺定論”：“道歷仕四朝，三入中書，在相位二十馀年，以持重鎮俗為己任。性廉儉，不受四方之賂，未嘗以片簡擾諸侯。私門之內，無累茵，無重味，不畜姬仆，不聽絲竹。有寒素之士求見者，必引于中堂，語及平生，其待遇也，心無適莫。故雖朝代遷置，人無間言，屹若巨山，不可轉也。議者以為厚德稽古，宏才偉量，蓋漢胡廣、晉謝安之徒與！”

礪波護認為可能來自范質的《五代通錄》，陳尚君則認為出自宋初所修的《周世宗實錄》附馮傳的史臣贊。這里的馮道接近于政治（功德）與道德（私德）完人。其中特別點明了“朝代遷置，人無間言”。也就是說，城頭變幻大王旗，與馮道無關。改朝換代，馮道只是被動者。這當然也是事實。

值得一提的是，馮道是反戰者。石敬瑭曾經問他“兵事”，他辭以自己是書生，不敢越界。周世宗在親征北漢時，馮道力諫。后人頗因此來嘲諷馮道不識英主，反對統一。但是馮道在《長樂老自敘》中，提到唯一的憾事，乃是“不能為大君致一統、定八方，誠有愧于歷職歷官”。顯然，統一天下，不再紛爭，絕對是馮道的政治理想。之所以會諫止周世宗親征，可能只是因為馮道認為時機還未成熟。畢竟，就連柴榮自己，也要給足十年時間才足以“拓天下”，要三十年時間來才能“致太平”。

趙匡胤建立了宋代，放在他面前最重要的問題不是統一，而是如何不變成短命的“第六代”。從短線任務來說，宋太祖上演了一出“杯酒釋兵權”；從長線任務來說，宋代開始推行“重文輕武”之國策。但是進一步追問，要如何控制文臣呢？答案就是：加強思想教育，把忠字寫到每個文人的靈魂里。

《舊五代史》是宋太祖末年所修。此時，史官雖然還是全面肯定了馮道“道之履行，郁有古人之風；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體”，但在論贊最后部分已經明確提出操守問題：“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謂之忠乎？”對馮道“不忠”的批評，還用上了女性守節的對比：“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況于再三者乎？”

這個質問是帶著強烈的道德主義傾向的。如果一直追問下去，“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就呼之欲出了。因為寡婦不改嫁，就會遇到生存問題，會餓死。但是道德主義的原則就是，道德第一，絕對第一。從政治的角度來說，將文人用道德加以捆綁，就是要達到絕對化的程度。

《舊五代史》史臣的質問更像是例行公事，但到了百年之后，絕對化的道德主義已然成了文化界的主流價值觀。而歐陽修之所以私撰《新五代史》，就是要將道德主義貫徹到歷史學中。歐陽修撰《五代史記》（《新五代史》的原名），看似致敬司馬遷的《史記》，實際上是追仿孔子的《春秋》，所謂“一言之褒，榮于華袞；一言之貶，嚴于斧鉞”，充分再現“訓誡史學”的實用主義功能。從史料角度來看，《新五代史》一書頗有瑕疵，但從思想史的角度來說，該書正是貫徹“忠”字原則的最突出成就之一。

于是，在歐陽修筆下，“忠”字的內涵悄然變成了一朝一姓之忠，對君主個體之忠。而且，這一思想在以后的歷朝歷代，只有越來越強，越來越硬。比如清朝在修明史時，特地編了《貳臣傳》，將這些“貳臣”牢牢地釘死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自歐陽修開始義正詞嚴、大義凜然地批判馮道開始，馮道就被貼上了無恥無節的標簽，成了政治文化的犧牲品。歐陽修拿馮道開刀，很關鍵的一點就是馮道是最佳案例。因為他私德無缺，非常完美，但又五朝為臣，“大節有虧”，就像司馬光總結的那樣：“大節如此，雖有小善，庸足稱乎!”自此，“忠”字，成了所有人評價標準中的一票否決項。也因此，忠字成了國人的第一道德。當戲臺上出演“忠孝不能兩全”戲碼時，必定是在與老母親辭別。在“忠”面前，本來無可置疑的“孝”，也不得不退居二線了。

當然，也還是有人想為馮道這樣的“好人”挽回一點尊嚴的。所以，典型的就如吳從厚提出了所謂的“跡濁心清”論。所謂的“跡濁”，就是歷仕五朝這個“污點”。這可以視為一種無奈的妥協中庸派。

在古代思想史范圍內，能為馮道做出有效辯護的大概有兩家。一是孟子。中國思想史上，孟子的民本主義是達到了最高峰，尤其是“民為貴，君為輕”一句，讓朱元璋氣得七竅生煙。異端思想家李贄，就借用孟子的話來贊揚馮道，“孟子曰：‘社稷為重，君為輕。’信斯言也，道知之矣”。“五十年間，雖歷經四姓，事一十二君并耶律契丹等，而百姓卒免鋒鏑之苦者，道務安養之力也。”既然民貴君輕，那么馮道養民為先，就是正道。這個邏輯很合理很嚴密。

葛劍雄發表在三十年前的《亂世的兩難選擇》，有所謂的第三條道路之說，和李贄之說基本類似，但現在看起來，似乎還沒有李贄來得徹底。

第二家可供辯護的是顧炎武，他提出“亡國”與“亡天下”的區別，認為“亡國”是一朝一姓之事。這當然也是因為顧炎武等人對專制君主制的嚴厲批判和反思。

今天依然有大量文章在批判馮道，人們的觀念中，馮道還貼著“不倒翁”的標簽。其中一部分原因是，近代以來的史學家還是把“忠”都簡單轉化為“愛國”，所以也就繼續將馮道的“不忠”于一朝一姓的行為，抽象為“不愛國”。如范文瀾等所著的《中國通史》中就延續了《新五代史》以來的陳詞濫調。還有一部分原因，則是歷史的普及不夠，多數人并未直接閱讀史料，并進行批判性的分析。

回過頭來看，《太平年》劇里的馮道，在算無遺策和青年導師這一方面的形象，并不太符合歷史真實，但在其他方面，特別是愛民這點上，則基本復原了馮道原有的面貌。許多人也因此而關注這一歷史人物。他既非圣人，也非小丑，而是一個在極端環境中依然選擇“但知行好事”的踐行者。我樂于見到馮道“翻身”，因為我也相信，好人就應該有好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