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中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歷史時期，不同地區、不同民族之間的交融各有相似或不同的形式，馬市在推動農耕與游牧、漁獵等民族之間交流融合方面，發揮著重要紐帶橋梁作用。

茶馬貿易早在明代之前的唐宋就已存在，此后隨著各民族間交流的深入，飲茶在游牧地區逐步流行，茶成為日常生活用品。明代的茶馬貿易達于繁盛，從遼東到宣府、大同，再到陜西三邊四鎮，直到西南地區都設有馬市。從明初開始，中央就陸續設立有茶馬司、茶課司、轉運司和巡茶御史，并實行差發、金牌、信符、關防、敕書等制度，對茶馬貿易和馬市進行規范管理。馬市的普遍設置，促進了邊疆與內地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領域內的交往交流，是中華各民族交融的“催化劑”。

有利于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鞏固和發展

明朝在維護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政治穩定方面，充分繼承了中國傳統制度中許多有效的治理措施，如在多民族交錯分布地區，采取以“薄來厚往”“互利互惠”“互補共生”等為特征的馬市貿易，以期建立穩定的政治秩序，構建“大一統”的政治格局。

明朝建立后，影響政權穩定的最大邊疆威脅來自以蒙古部為代表的北邊族群。明廷首先是“以武功定天下”，分別采取出兵打擊、招降收納、修筑邊墻等政治和軍事手段，先穩定政局，再通過朝貢、馬市、民市等經濟與政治手段相結合的方式，逐步鞏固政權。朝貢旨在國家層面解決政治認同關系，馬市是官府主導下制度化的邊境貿易，民市是在官方默許下的邊地民間小型自主貿易，三者密切關聯，其中馬市發揮的政治穩定和民族交融“催化劑”的作用最為突出。

明王朝與包括蒙古族在內的各邊疆民族的矛盾和沖突，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不同經濟或文明類型導致的，是朝貢、關市貿易渠道不暢所致。像沉重打擊明朝的“土木之變”的導火線，就有朝貢的因素。蒙古瓦剌部首領也先向明朝進貢馬匹時，因虛報數量騙取大量回賜，“王振怒其詐，減去馬價，使回報，遂失和好”。嘉靖年間明蒙關系日趨緊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明廷收緊了與蒙古部的邊地馬市貿易，在九邊屯重兵、修長城、嚴防守，阻隔了雙方的經濟往來，遂有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大軍又一次兵臨北京城下。次年，明朝曾被迫開放宣府、大同等地的馬市，但不久又拒絕蒙古方面以牛羊交易的要求，單方面關閉馬市，雙方又陷入20年的對立。

隆慶年間明廷與右翼蒙古通過俺答封貢實現了議和，馬市常態化設立，實現了明朝北邊政局的持續穩定。議和的前提和重點，就是以“封”為政治統一的前提，以“貢”為經濟交流的手段，開放馬市奠定了實現和平的基礎。可見馬市對邊疆政治穩定的影響之深。

有明一代遼闊的邊疆和民族地區，從東北遼東的廣寧、開原、撫順馬市，到華北宣府、大同的十余處“堡市”，再到西北陜西、寧夏和甘肅以及西南邊地的多處馬市，明朝共設立馬市近70處。設置馬市、放開民市，滿足各族民眾的物資需求，用經濟紐帶維系各族的政治關系，以貿易促和平，使各民族的交融在動蕩局勢下得以延續，促進了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鞏固和發展。

推動邊疆地區的物資與商品流通

明代游牧、漁獵與農業經濟之間的依賴性越來越強，馬市是多民族之間物資交換和商品流通的重要場所。明朝在邊疆設置軍政合一的衛所、推行大規模的移民屯田，發展了邊疆經濟，帶動了物資交流，同時設置的馬市推動了邊疆地區的社會經濟活動，在北邊出現了“長城兩邊皆故鄉”的景象。

馬市上交易商品種類繁多，展現了各族資源特色與各族人民的生產生活需求，是各民族經濟交流的橋梁和紐帶。北邊馬市上匯聚了來自長城內外的物資，蒙古草原上牧養的馬、牛、羊、騾、驢是重要的交易物品，衍生制品還有馬尾、羊皮、皮襖、毛纓、毛布、皮革、蟲草等。中原的物品除了茶葉、糧食、農具和鐵器之外，日常生活用品琳瑯滿目，如綢緞、布絹、棉花、梭布、梳篦、米鹽、糖果等。

邊疆民族地區的土特產品成為市場上的暢銷貨。女真諸部的人參是東北馬市的大宗特產，萬歷時海西女真每次入市交易數千斤之多，是京城權貴和中原名家口中的“百草之王”。來自蒙古草原上的野味、皮制用品成為邊將入京供奉達官公卿的上等稀罕禮物。在西南地區，除茶、馬之外，藏族人用佛畫、犀角、皮毛、藏絨、藥材等特產，換取漢人的綢緞、布帛、食鹽、糧食等各類物品，各族百姓的生活得到了充實和滿足。

交易的物資來源也頗為廣泛。在馬市以及由馬市帶動的民市上，大量商貨自天南地北云集而來，不僅有來自長城南北各民族的，還有來自全國各地的。萬歷年間，宣大山西總督梅國楨在《請罷榷稅疏》中稱，隆慶議和后，“始立市場，每年互市。段布買自江南，皮張易之湖廣……廣召四方商販，使之自相貿易”。在這里，草原各民族可以換取來自中原地區的所需物資，屯戍官軍也可以消費來自草原和內地的商品，長城沿線出現了熙來攘往的貿易繁榮景象。馬市上的商品交換范圍不斷擴大，各民族間的聯系程度不斷增大，各民族之間形成的經濟共同體也得以不斷鞏固。

加速各民族間的社會流動

為保證朝貢和馬市的有序進行，明朝組織修筑道路、驛站，即便是在重兵把守的長城防御線上，也修建有可供通行的道路、城門等，附近設置有馬市和民市，來自全國各地的各民族群體之間交往交流不斷增強。

馬市貿易助推了各民族間的群體性流動。馬市在很大程度上因為中華民族內部的不同民族、不同經濟類型間的沖突和互補而產生，在明朝的馬市上活躍著許多邊地民族，如女真、蒙古、藏、羌、彝等數十種，他們大部分都生活在北部邊疆地區。明代設置的馬市，有的是供多個民族一起交易，有的則方便某個民族，如明初在開原設立的兩處馬市供女真、蒙古人貿易，廣寧的馬市是專供蒙古人貿易的。明中期以后，中央政府根據蒙古部、女真諸部遷徙流動性強、變化較大的特點，及時調整馬市的地點和管理辦法，以方便與其進行經濟聯系。以建州女真為例，明中后期女真人頻繁遷徙，萬歷四年（1576年）應建州女真之請，在寬甸的永奠堡北開設互市，又在遼東地區的清河和叆陽分別設立馬市，方便女真諸部前來交換米、鹽等生活用品。這一時期進入馬市交易的女真人，從數百人到上千人不等，民間交易的時間間隔越來越短，交易的限制不斷放松，普通百姓也可以參與其中，各民族間的社會流動性不斷增強。

在遼闊的九邊地區，馬市設立的初衷主要是通過經濟關系來維護與北邊各民族的政治關系，此后不斷發展形成一條沿明長城分布的貿易經濟帶，所以說，長城是一條維護北方各民族文明共生的秩序線，是中華各民族交往交流的見證，它促進了各民族的交流和融合。

促進各民族間的文化交融

文化認同是最深層的認同。互市貿易，不僅滿足了邊疆各族人民的經濟和社會生活所需，也讓各民族相互體驗著彼此不同的風俗文化和精神世界。來自中原地區的糧食、茶葉、瓷器、絲綢、布匹、鐵器、紙張、書籍、藥品、樂器、首飾等物品，源源不斷地流入邊疆民族地區。這些精美工藝品、生活用品和文化用品不僅提升了各民族的生活品質，也傳播了中原傳統的審美和文化。瓷器取代了粗糙陶器，茶葉改變了飲食習俗，傳統的蒙古包旁也出現了磚石結構的房屋，不同民族的物質文化交織融合在了一起。

在馬市上，各民族社會交往中活躍著一批兼通多民族語言的翻譯人才，他們主動學習漢語言文字，研習儒家經典，踐行儒家倫理，或在官府受到重用，或在馬市充當翻譯的“通事”“牙人”，直接推動了不同民族間的文化傳播、交流和融合。與此同時，中原漢人也被新奇豐富的少數民族文化所吸引，蒙古、女真等各族文化都深刻影響著中原文化，如北方漢人的建筑風格呈現草原化元素，北直隸的男子多效仿蒙古人佩戴“胡帽”，東北的漢人多從女真禮節，西南的屯軍飲食、服飾出現在地化傾向等。

現存于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的《俺答汗進貢圖與表文卷軸》，圖文并茂地繪制了隆慶議和后俺答汗到明朝朝貢的使團從歸化城出發，一路途經明朝各地之景象。據烏云畢力格教授考證，繪畫之中俺答汗身著服飾應為明朝所賜蟒衣，三娘子及其右前方女子身穿服飾均為柿蒂窠襕袍，也是明朝所賜。服飾文化的背后，是蒙古部族對中國的政治認同和文化認同，也是中華民族通過交流走向融合的歷史見證。

明代馬市起始于中華各民族不同經濟類型之間的互補需求，在長期的交往和交流過程中，兼容并蓄不斷發展，經濟、文化和生活融合持續深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華民族共同體因此得到不斷鞏固和強化。這正是馬市作為民族融合催化劑的重要歷史價值所在。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學副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