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鐙的應用，創始于中國，對于世界有極大貢獻。”在《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中，沈從文逸出服飾，頗有興致地插進了說“馬鐙”的一筆。

沈從文認為，中國人騎馬始于晚周，最先從趙武靈王胡服騎射開始。而馬鞍具之類發展仍有一個過程。那么馬鐙出現于何時呢？上世紀50年代中期，沈從文做了一個推測：馬鐙“至晚在西漢中葉已經應用”。他從當時已出土的多件文物上的騎士形象進行分析：“這些騎士的馳驟形象，多兩腳向上挾舉，必足部有所踏鐙，才能夠做成這種姿勢。”他進一步推測，較早的馬鐙或許只是一個皮圈套，屬于鞍韉的一部分。這個推測后來得到出土文物的證實。

關于馬鐙在中國的起源問題，中國科技史研究學者李約瑟根據史料做過討論。南北朝時期劉義慶《世說新語》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東晉謝安的弟弟謝萬（謝中郎）因為驕橫失去士兵擁戴，在壽春（今安徽壽縣一帶）戰敗。“臨奔走，猶求玉帖鐙。”逃跑的時候，他還在找有玉裝飾的馬鐙。本意說謝萬為追求奢華物件到了不顧性命的程度。可這在無意間透露出，此時已經出現了馬鐙，甚至是帶有裝飾物的馬鐙了。據此，李約瑟認為，馬鐙應始于晉代。

現在看，明確記載馬鐙的文字，《世說新語》確實算是很早的。對此，沈從文還添加內容以佐證。《南齊書》記載，齊武帝責備其子廬陵王蕭子卿過度奢侈，說：“純銀乘具乃復可爾，何以作鐙亦是銀？”用純銀做乘馬用具就可以了，為何做馬鐙也用銀子？

沈從文寫作《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時，考古界已在遼寧北燕時期的馮素弗墓中挖掘出殘余馬鐙的實物。該原件的鐙體為桑木，外面有包鎏金銅片。當時的出土報告認為，這是最早出現的實物。因為上面已經有了裝飾，與前面舉例的謝萬的“玉帖鐙”聯系起來看，沈從文認為，它們“都應當是鞍具成熟后的事物，不可能是初次出現的產品”。

沈從文還找出了馬鐙出現時間更早的證據。上世紀50年代中期，云南晉寧石寨山挖掘出一批青銅器。在一貯貝器的上部有一個立體騎士，騎士的腳十分明顯地踏在馬鐙上。沈從文認為，時間在西漢末王莽當政時。比起李約瑟認為馬鐙出現的東晉，時間提前了數百年。

沈從文還提出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問題。為何馬鐙的實物，最早未在西北邊陲出現，而出現于較多崎嶇山地的西南？沈從文立刻想到自己的親身經歷。早年參軍時，沈從文在湘鄂川等邊遠山地一帶活動過。他于是寫道，這“十分自然，因游牧族在草原中生活，至今還可不用鞍鐙，而山地則出于需要，使用踏鐙翻山越嶺，可以省力不少，并且也比較安全”。這就為騎士馬鐙形象較早在西南地區出現，做出了合乎情理的解說。

我國幅員遼闊，古代的許多發明創造傳播起來還很緩慢。在一幅西魏時期的敦煌壁畫中，有一個全身鎧甲的軍官騎士，甚至馬身上也是鎧甲披掛齊整的形象，伸出的足部空置，沒有運用馬鐙的跡象。此時距離有馬鐙實物的出現時間，已過去百余年，可見馬鐙還并未傳播到這里。

從實際發展來看，從晉南北朝到唐代，馬鐙逐漸普及而大量使用。這個時期的馬鐙，從挖掘出土實物，及唐三彩騎俑等來看，材料多用銅或鎏金。能使用這種馬鐙的，大都是中上層人士。由于材料及加工水平等問題，一般士卒能否使用還很難說。晚唐五代，據沈從文說：“鐵作器物已日益普遍……踏鐙，更宜于用鐵制。這種馬鐙（按：鐵制）或在晚唐即已流行。”由于鐵的冶煉相對較為容易，量大而成本相對較低，易于獲得，之后鐵制馬鐙便廣泛運用起來，大量出土實物也可以證明這一點。

通過細致舉證解析，以及文字記載、實物呈現，馬鐙在我國出現及演化的大致情形已經基本清楚。沈從文對馬鐙的出現，還做過這樣一個推測：“據僅見一楚（國）式（樣）鏡上騎乘而言，騎士腳微曲，而附近有一飾物，似已發明了鐙。以戰國時大量使用騎兵需要，踏腳馬鐙早有發明，不足為奇。”沈從文依據楚鏡，手繪有一小小圖像，作為說明。當然，這是推測，而實際情況是，“從漢代大量石刻反映，和望都出土一大型攜魚騎馬仆從看來，還未發現過鐙”。

沈從文先生是一位貢獻卓著的文學家，他轉行專事文物研究后，以《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填補了一項研究空白。他對馬鐙起源、沿革情形的研究，既有文、物實證，同時又有合乎情理的聯想，是科學研究中嚴謹及合理想象的范例。

（楊建民，系文史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