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海外游記對春節的書寫，成為近代中國社會轉型期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獨特見證。隨著晚清國門漸開，一批批外交官、留學生、商人等群體走出國門，他們在異國他鄉度過春節時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被生動地記錄在游記之中。這些文字不僅展現了游子在海外對傳統佳節的特殊情感，也反映出春節這一傳統民俗在跨文化語境下的傳播與演變。從這些游記中，我們可以看到春節不僅是一個家庭團聚、辭舊迎新的傳統節日，而是海外中國人維系文化認同、抒發家國情懷的重要載體，更是在無意間演變為西方世界觀察中國傳統文化風貌的一扇窗口。

1866年，清政府首次派遣考察團出洋，任命“賦閑”縣令斌椿為團長，規模很小。他們到西方后，所受震撼極大，遂將沿途見聞詳加記述，形成《乘槎筆記》《海航述奇》等紀實文字。此后，華人開始有組織西行，域外見聞的記載也漸次增加，并發展為蔚為壯觀的海外游記。在走向世界的過程中，出洋士人不僅觀察、體驗、學習西方，也在對比中記錄自身的文化習俗。其中，對中國傳統節日尤其是春節的記述較為常見。如郭嵩燾、曾紀澤、薛福成、張德彝、張蔭桓等，留居西方的時間久，多個春節都在國外度過，春節就成為他們寄托精神、促進交往、彰顯中華文明標識的文化符號。

作為家國寄托的春節。在近代以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既有西方文化傳入中國本土，慣稱“西學東漸”；亦有中國文化進入西方世界，謂之“中學西傳”。遠離故土的晚清士人在春節時，心中興起對故鄉、家人的思念，這是一種身處異域時空的文化回望和精神寄托，更是一種具有現場感的“中學西傳”。晚清出洋士人，尤其是外派使臣多屬朝廷命官，在西洋過春節的首要儀式就是遙向祖國方向焚香跪拜，表達對皇帝的忠誠、對祖先的緬懷以及對家人的牽掛。在晚清海外游記中，第一次記載在西方過春節的是志剛：“同治八年己巳正月初一日 在法都巴里司，行裝向上，行三跪九叩首禮，恭賀元旦”（《初使泰西記》）。首任駐英公使郭嵩燾在英國度過了三個春節，均有詳細記錄。除夕夜，他“邀劉云生、黎莼齋、德在初、鳳夔九、姚嘉彥、劉和伯、張聽帆、黃玉屏、張玉堂及阿保及馬格里，為團年之會”；大年初一聚團“行慶賀禮，并設茶點”（《倫敦與巴黎日記》）；“光緒五年歲次己卯正月初一日乙巳 元旦。率諸隨員行朝賀禮，得一律云：昨宵昨歲源源去，今日今年鼎鼎來。春領寒飆蘇草木，天噓晴旭散云霾。百齡一瞬知將老，萬里孤懷得好開。去住兩隨松竹健，相將同覆掌中杯”（《倫敦與巴黎日記》）。便是因這一年郭嵩燾被彈劾召回，接替他的曾紀澤已在路上，所以這是他在英國的最后一個春節，有感而發，并吟詩明志。曾紀澤在英國駐扎時間最長，度過八個春節，每年都有記載，其中最多的內容是朝拜和祭祖。除郭嵩燾和曾紀澤外，張德彝、薛福成等也有記載。張德彝云：“光緒三年歲次丁丑，新正月初一日丁巳 同眾著官服，隨二星使向北恭拜圣牌，行三跪九叩禮”；“光緒四年歲次戊寅，新正月初一日辛亥，……向北恭拜圣牌，行三跪九叩禮畢，彼此團拜。”（《隨使英俄記》）薛福成云：“光緒十七年辛卯正月丙寅朔記 謹率參贊、隨員等，向東南望闕叩頭，遙賀元旦。”（《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由此可知，晚清士人在西方世界的春節活動，是他們表達忠君愛國、實現文化認同和強化身份意識的重要載體。

作為中西文化交流媒介的春節。春節是中國傳統節日體系中最為重要的一個，千百年來浸潤在國人的文化基因里，也是凝聚民心、彰顯中國特色的文化標識。然而，出洋士人在西方過節，不可能有國內的節日氛圍，因為西洋的節日習俗、飲食習慣與中國差異甚大。但作為身在異鄉的中國人，他們總會努力營造與春節相關的儀式感，而這些帶有中國文化印記的活動，不經意間便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生動場景。

一些使臣會在家中張燈結彩，貼上春聯，營造出濃厚的節日氛圍。這些春聯的內容往往蘊含著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或表達對國家繁榮的期盼，或傳遞對家人安康的祝福。當西方友人到訪時，這些充滿東方韻味的裝飾便會引發他們的好奇與詢問。使臣們便借此機會，向他們解釋春聯的寓意、漢字的結構之美以及春節所承載的文化內涵。曾紀澤在日記中就曾提到，有英國友人對他書房中懸掛的春聯產生了濃厚興趣，他耐心地講解了其中的典故和象征意義，對方聽后連連贊嘆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

春節期間的飲食也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盡管在海外難以完全復刻家鄉的年味，但使臣們還是會盡力準備一些具有中國特色的食物，如餃子、年糕等。他們會邀請西方的同事、朋友一同品嘗，在分享美食的過程中，向他們介紹這些食物在春節文化中的特殊意義，比如餃子象征著財富，年糕寓意著年年高升。這種以飲食為橋梁的交流方式，往往能讓西方友人在味蕾的體驗中，更直觀地感受到中國春節的獨特魅力。一些中國留學生和商人雖然不像使臣那樣有固定的場所和資源，但他們也會自發地組織小型的春節聚會。在這些交流中，西方文化中的一些元素也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海外華人的春節慶祝方式。通過春節這一載體，晚清的海外游子們將中國的傳統習俗、價值觀念傳遞給了西方世界，同時也在與西方文化的碰撞與交融中，對自身的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和反思，為后來的文化交流與融合奠定了基礎。

晚清士人在西方歡度中國春節，也將中國走親訪友、外出游樂休閑的習俗帶到國外。如郭嵩燾就利用春節出行游覽蠟像館，以增長見識：“以元日須一出游，偕云生以下至歪克斯獨索，觀所謂蠟人者”（《倫敦與巴黎日記》）；徐建寅在德國時坐車出游，以結交好友：“光緒七年正月初一日 晨十點鐘，同眾行朝賀禮。中午，星使具公宴。下午坐車出游”（《歐游雜錄》）；曾紀澤春節期間訪友成為常態：“光緒十二年丙戌正月初一日 發筆后，偕內人率兒女祀祖先及受賀，觀兒輩發筆。……偕內人率兒女至清臣家出行”（《出使英法俄國日記》）。結伴出游是中國人春節期間一種慶賀或放松的方式，在農耕時代，古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年四季幾乎都在勞作，春節幾天的放松是對辛勞一年的獎賞。此外，中西歷法并不一樣，西方雖有新年，但與中國春節畢竟不同。出洋士人在西方世界生活要接受復活節、圣誕節等節日禮俗，但也要讓西方了解中國最隆重的節日。于是，春節就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之一。

作為傳統文化表征的春節。數千年來，圍繞春節形成了很多固定的習俗。比如，民間流傳的“穿新衣、過新年”是對整年勞作的獎賞，為老人和兒童添置新衣成為一種習俗。過春節換上新的官服也是晚清出洋士人對春節習俗的呼應。如錢德培《歐游隨筆》中記載“光緒七年歲次辛巳元旦，花衣齊集大廳，隨班恭拜圣牌”；曾紀澤記錄了光緒八年除夕，“衣冠祀祖，辭歲，相慶良久”的辭舊儀式，以及“公服向闕，率僚屬行禮，叩賀元旦”（《出使英法俄國日記》）的迎新儀式，都特別強調春節期間的衣著。朝拜、祭祀和訪友時著新衣，體現尊重和儀式感，無論官員還是庶民都須遵守，新衣祭祖和出游是春節文化的特征之一。此外，燃放爆竹、相互拜年、發壓歲錢等中國春節特有的風俗在晚清海外游記中均有記錄。其中以張蔭桓的記載最具代表性：“光緒十四年正月初一日癸丑 雪。寅正二刻率參贊領事各官望闕朝賀畢，相與團拜，客中兩度歲華，涓塵乏報，彌深愧歉。韓使來賀，猥以冠服之制瑣瑣致辯。昨夜子正猶貽書參贊以夾袖為禮服，曩晤該國大員，無非紗帽寬袍，國太公亦復如此……令李學庵往代答拜。”（《三洲日記》）再如：“光緒十五年正月初一日丁未 晴。寅初率屬望闕朝賀畢，爆竹競放，聲聞數里，絕域而有中華風氣。同人團拜后，諸華商來賀，并接見久談。學堂華童來見，薄賞之。日島總督遣參贊官來，美總領事威林士差賀，循華例也。”（《三洲日記》）這些記載，不僅生動展現了海外華人在春節期間對傳統習俗的堅守與傳承，更體現了春節作為祖國的文化符號，在異國他鄉所具有的強大凝聚力和生命力。即便身處遙遠的異國，那熟悉的爆竹聲也會瞬間拉近與故土的距離，讓身處異域的華人重新感受到“中華風氣”的環繞。春節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鮮明表征，其獨特的文化魅力開始引起西方人士的關注和尊重，成為他們觀察和了解中國文化的一個切入點。無論是身著新衣的鄭重、燃放爆竹的喧鬧，還是團拜賀歲的溫情，晚清海外游記中對這些春節習俗的細致描摹，都使得春節這一傳統文化的表征在跨文化的語境下更加鮮明和立體，成為晚清士人在海外堅守文化根脈、展現中華文明獨特風貌的生動注腳。

總之，晚清出洋士人攜帶的中國元素促進了中西交流。從文明互鑒和文化交流的角度看，晚清海外游記實錄的春節習俗，在強化當時出洋士人身份認同的同時，也拓寬了中國文化走向海外的通道。春節，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在晚清海外游記的記錄與傳播中，其文化象征意義得到了進一步凸顯與升華，成為連接中外文化、促進相互理解的重要紐帶。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近現代報刊翻譯理論資料整理與研究”負責人、貴州師范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