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則有所謂外國大菜者，通商之處盛行之，而以上海為尤甚，如一家春、海天春、杏花樓等，幾于座客常滿。然聞自海外來者謂，英法各國之大菜非尋常店家所能及，期以知烹調之法，亦有心傳不可以襲取也。昨由美華書館贈以新刊《造洋飯書》一冊，自湯而魚而肉而面包，以及點心糖果。期如何成熟，靡不備載，洵好嘗異味者不可不仿行也。”

這是《申報》發表的《書洋食譜后》（1886年2月26日第4版）中的內容，提到的《造洋飯書》是“中國近代首部系統介紹西餐制作的譯著”，首版于1866年，今坊間可見是1885年再版。該書在清末至少翻了4版。

本書作者長期存疑。1902年出版的《（增版）東西學書錄》（徐維則輯、顧燮光補）記為：“高夫人著。皆作西菜之法，錄之以教庖人者。”1986年2月，中國商業出版社將《造洋飯書》收入《中國烹飪古籍叢刊》中再版，仍稱“作者佚名”。

“高夫人”即美國傳教士高第丕的夫人，1830年生于美國佐治亞州種植園主家，3歲時搬到亞拉巴馬州。

據余文章的《飲食書寫與文化對話：高第丕夫人與〈造洋飯書〉的成書問題》，高第丕夫人年輕時渴望“至少成為一個還算輕松的作家”，至少5次戀愛失敗后，產生了遠赴中國的想法，當時她未滿20歲，不太可能被批準，便聽從建議，于1851年嫁給高第丕。

高第丕比她大9歲，曾以田納西州的聯合大學第一名成績畢業，但他“易與他人起紛爭”，被同事斥為“一個非基督教教徒和沒有紳士風度的人”，后被所在協會開除。

1852年3月，高第丕夫婦到上海，高第丕發明了一種注音法，讓文盲也能在一兩周內學會說漢字，并于1855年出版了《上海土音字寫法》。1860年，高第丕去了太平天國控制的蘇州，他對太平軍評價甚高。

被協會開除后，高第丕“晚上給當地商人教授英語課，每月能夠得到十美元。此外，自1861年始，他成了一名在中國人和外國人之間進行土地買賣的房地產經紀人”。

太平軍圍攻上海期間，房價暴跌，高第丕趁機買入，“在18個月里，他（高第丕）賺了6600美元，將這些錢再次用于投資當地土地。然后把這些土地出租，租金加上他和妻子作為傳教士的工資，總共能給他們帶來每年3000美元的收入”“這筆錢使他們能夠過上美好體面的生活，并擁有了不同尋常的獨立性”。

1863年8月，高第丕夫婦到山東登州，“不僅創辦并堅持開辦近20年男寄宿學校，培養了一批掌握一定現代知識的人才，還堅持行醫10余年，每年治療病人1500－2000人次”。

高第丕夫人的中文水平遠超丈夫，旅居中國48年，“從服裝到住宿，自始至終盡可能采用當地習俗”，卻拒絕中餐。她找了一個“沒有經驗的、品性很好的年輕鄉下人”當廚師，但“他學得很慢”，常出誤會，這可能是高第丕夫人寫《造洋飯書》的初衷，但也可能是為了創收。

據學者鄒振環鉤沉，“早在1824年的廣州，已有官場應酬以大餐（指西餐）為時尚”，但主流評價甚低，張德彝稱：“蓋英國飲饌，與中國迥異，味非素嗜，食難下咽。甜辣苦酸，調合成饌。牛羊肉皆切大塊，熟者黑而焦，生者腥而硬。雞鴨不煮而烤，魚蝦味辣且酸，一嗅即吐。”洋務名臣薛福成亦稱：“外洋惟偏于煎熬一法，又擯海菜而不知用。是飲食一端，洋不如華矣。”

不同文化間難免有隔閡、誤會，只有深入了解對方，才能心平氣和地講述自己，這是《造洋飯書》難能可貴處。高第丕夫人只談方法，不涉判斷，字里行間表達出不同的飲食觀。

首先是重衛生，“就像煮飯的火爐，若有油膩落上，該立時擦去，但是每一禮拜，雖無油膩也要刷一次”“開（水）壺，只許燒水，不準煮別物”“所有蛋皮、菜根、菜皮等類，不準丟在院內，必須放在筐里，每日倒在大門外僻靜地方，免得家里人受病”。

其次是重程序，“煮肉一斤，要用二十分時候，天寒，時候長些”“作酸果的家器，不用銅鐵，要用瓷器”。

其三是甜品多，占菜單的52.78%，是主食魚肉類的2.8倍。

余文章指出，高第丕夫人在亞拉巴馬州長大，口味近法裔，與英人異，但《造洋飯書》刻意偏向英國中產階級，當時法式上菜是所有菜一起上，而俄式上菜剛流行英美，即先湯后肉、最后甜點，《造洋飯書》恰依此序編目。

當時中國少黃油，書中不肯用其他油代替，卻又加入不少本土元素，如稱印第安玉米面包為“包米饅頭”，稱土豆為“地蛋”，稱甜菜根為“外國紅蘿卜”，稱量論斤兩而非磅……本書目標讀者群是在華洋人，用來培養中國廚師，故強調口味正宗，但通俗易懂。高第丕夫人自稱，《造洋飯書》錄自三本美國菜譜，是編譯而非原創。

1900年，高第丕夫婦因義和團運動爆發回美，1902年4月，高第丕因肺炎去世，高第丕夫人重返中國，7年后的1909年8月，高第丕夫人在山東泰安去世。

《造洋飯書》中有不少妙譯，如將Syllabub（今通譯乳酒凍或奶油葡萄酒）譯成“雪里白”，美食作者沈宏非稱媲美“可口可樂”。《造洋飯書》無英文版，致長期被忽略，好在它并未被遺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