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詩壇，岑參與高適并稱“高岑”，同為邊塞詩人的杰出代表。除了在邊塞留下大量膾炙人口的詩作外，岑參在他曾活動的“關河”地區（以潼關為核心，涵蓋黃河、渭水、太華周邊的關中平原東部一帶），也創作了不少優秀詩篇。岑參的關河詩韻，既表現了關河的雄奇壯闊，也沉淀了對歷史興亡與人生境遇的深沉思索，為唐代關河地區的自然景觀與歷史文化留存了詩意檔案。

一

唐開元二十四年（736年），岑參初至長安，獻書求仕，卻未獲執政者賞識，最終失意東歸。此次挫折讓他滿懷“蹉跎十秋”的憤懣，歸途中經過潼關，胸中郁氣與前路迷茫交織，化作《東歸晚次潼關懷古》：

暮春別鄉樹，晚景低津樓。

伯夷在首陽，欲往無輕舟。

遂登關城望，下見洪河流。

自從巨靈開，流血千萬秋。

行行潘生賦，赫赫曹公謀。

川上多往事，凄涼滿空洲。

據《岑參集校注·岑參年譜》載，岑參“二十歲，始至長安”，“此后約十年，屢往返于京洛間”。詩中“別鄉樹”，指他在長安的居所，“暮春別鄉樹”暗合東歸的時間與心境。“津樓”特指潼關的風陵津樓，《元和郡縣志》形容其“上躋高隅，俯視洪流。盤紆峻極，實謂天險”，足見其既是交通要沖，也是軍事要塞。而“伯夷”的典故源自《史記?伯夷列傳》：商末伯夷、叔齊隱于首陽山（今山西永濟市南），義不食周粟。岑參借這一意象，既暗抒堅守志節卻報國無門的苦悶，也為潼關增添了歷史的厚重感——首陽山與太華山隔黃河相望，地理的關聯更讓“欲往無輕舟”的遺憾多了層時空的悵惘。

詩的開篇以景襯情，“暮春別鄉樹，晚景低津樓”中，夕陽余暉低垂于津樓，光影的沉郁恰如詩人內心的失落；登上潼關城樓后“下見洪河流”，此句視角陡轉，黃河滔滔奔涌于眼前，但岑參并未停留在對自然景觀的描繪，而是借《述征記》中“巨靈開華山”的神話（“華岳與首陽山本一山，河神巨靈，析開為二”），將黃河與歷史深度聯結。“自從巨靈開，流血千萬秋”，黃河的滔滔水聲，仿佛成了歷代戰亂的回響，“流血”的想象，是對潼關作為“兵家必爭之地”的真實寫照。從秦漢到隋唐，這里見證了無數次政權更迭與戰爭。仿佛被鮮血染紅的河水，道盡要塞的殘酷過往。

隨后，“行行潘生賦，赫赫曹公謀”又引入兩位與潼關結緣的歷史人物：西晉潘岳西入長安時作《西征賦》，文中詳述潼關的地理與歷史；三國曹操西征韓遂、馬超，于潼關一帶激戰。《西征賦》中“魏武赫以霆震，奉義辭以伐叛”的記載，更讓曹操的形象與潼關緊密相連。岑參借這些典故，讓個人的失意與歷史的厚重碰撞。站在潼關城樓上，他的思緒穿越時空，與潘岳的文思、曹操的謀略“對話”，在古今交織中加深了對世事滄桑的認知。

岑參以“川上多往事，凄涼滿空洲”收束全詩，黃河古洲的空寂與凄涼，既是對潼關歷史的感慨，更是對自身仕途挫折的反思。全詩語言質樸卻意境雄渾，將個人命運融入歷史長河。詩人所見的“空洲”，既是眼前實景，也是人生“空有抱負”的隱喻，余味悠長。

若說《東歸晚次潼關懷古》是沉郁的抒懷，那么《戲題關門》則以詼諧筆觸顯出岑參另一種心境：“來亦一布衣，去亦一布衣。羞見關城吏，還從舊路歸。”詩人以“布衣”自況，坦言往返潼關自己皆無官職，甚至“羞見”關吏——這種看似自嘲的表述，既藏著仕途失意的無奈，也暗含對官場虛名的疏離。岑參雖未直接寫潼關的險峻，卻從“關城吏”的威嚴和對“舊路”的熟稔中，側面烘托出潼關作為身份與地理分界線的特殊意義：在等級森嚴的唐代，關吏是官方權威的象征，布衣的身份讓岑參在其面前感到羞愧，而“舊路歸”則暗示了詩人多次往返的失意常態。岑參以淺白語言道出文人的普遍困境，比宏大敘事更顯真切。此詩被收錄于《河岳英靈集》，亦可見其在當時的認可度。

在岑參筆下，潼關從來不是孤立的地理符號：它是自然與歷史的交匯點，是個人情感與時代風云的承載者，詩行間既有 “洪河流”的雄奇，也有“空洲凄涼”的沉思。

二

太華山以“奇、險、秀”聞名，在岑參的關河詩作中，它既是壯美的自然景觀，也是詩人尋求精神慰藉的載體。在岑參不同人生階段的詩作里，太華意象隨心境變化，呈現出禪意寄托、友情見證、歸隱象征等多重內涵，成為其詩歌中極具藝術張力的符號。

乾元二年（759年），岑參被貶虢州長史，赴任途中經過潼關，作《出關經華岳寺，訪法華云公》，將華山奇景與佛教禪意相融：

野寺聊解鞍，偶見法華僧。

開門對西岳，石壁青棱層。

竹徑厚蒼苔，松門盤紫藤。

長廊列古畫，高殿懸孤燈。

五月山雨熱，三峰火云蒸。

側聞樵人言，深谷猶積冰。

久愿尋此山，至今嗟未能。

謫官忽東走，王程苦相仍。

欲去戀雙樹，何由窮一乘。

月輪吐山郭，夜色空清澄。

詩中之“關”即潼關，“華岳寺”為太華山腳下的佛寺，“法華”指以《法華經》為核心經典的天臺宗（唐代興盛的佛教宗派之一），開篇“野寺聊解鞍，偶見法華僧”便奠定了清幽、寧靜的基調。貶官途中的奔波勞累，在踏入野寺的瞬間得以舒緩。“開門對西岳，石壁青棱層”，以“青棱層”三字勾勒華山石壁的陡峭高聳，巖石的冷峻與“竹徑厚蒼苔，松門盤紫藤”的溫潤形成鮮明對比。厚厚的蒼苔和盤繞的紫藤，盡顯古寺的清幽，而西岳的巍峨則讓這份清幽多了層雄渾的底色，剛柔相濟間，太華山的“奇”與“秀”躍然紙上。

更精妙的是對太華山氣候的描寫：“五月山雨熱，三峰火云蒸。”五月的山雨裹挾熱氣，華山三峰如被火云蒸騰，“火云”二字既寫出暑氣之盛，也賦予山峰熱烈的色彩。而“側聞樵人言，深谷猶積冰”一句，借樵人之口引出深谷積冰的冷意，一熱一冷、一上一下，既凸顯了太華山因海拔落差形成的奇特垂直氣候，也拓展了詩歌的空間層次：詩人未見深谷，卻通過側聞展開想象，讓太華山從可視的奇景變成可感的秘境。

此時的岑參正謫官東行，“王程苦相仍”（官府期限緊迫，一日接一日無空隙）的奔波與“久愿尋此山”的夙愿形成矛盾——他早有游覽太華山的想法，卻因公務纏身未能如愿。而太華山的奇景與佛寺的禪意，成為岑參暫時忘卻仕途煩惱、尋求精神解脫的寄托。結尾“月輪吐山郭，夜色空清澄”，以月光的澄澈收束，既是眼前夜景，也是內心在禪意中得到平靜的寫照。

岑參任關西節度判官駐潼關期間，作《潼關使院懷王七季友》，此時的太華意象又與友人思念、歸隱之志緊密相連：

王生今才子，時輩咸所仰。

何當見顏色，終日勞夢想。

驅車到關下，欲往阻河廣。

滿目徒春華，思君罷心賞。

開門見太華，朝日映高掌。

忽覺蓮花峰，別來更如長。

無心顧微祿，有意在獨往。

不負林中期，終當出塵網。

“王七季友”，即王季友，唐代才子，與岑參交好。《唐詩紀事》《唐才子傳》等均記載其人。他腹笥淵博，“誦書萬卷‘論必引經’”，乃為“篤志山水”“遠性風流，逸情云上”之人。岑參驅車至潼關，本欲赴友人之約，卻因“河廣”受阻，即便眼前春花爛漫，也無心欣賞——這份失落，在“開門見太華”時得到了轉化：朝陽映照下，太華山仙掌峰（“高掌”，因峰形如手掌而得名）巍峨聳立，蓮花峰（太華山主峰之一，因峰形如蓮花而得名）仿佛比分別時更高聳。

“忽覺蓮花峰，別來更如長”一句極具巧思，蓮花峰的高度本無變化，詩人卻因與友人分別日久，產生峰更高的錯覺，這既是空間感知的變形，也是時間流逝的隱喻，分別的日子越久，思念越深，連眼前的山峰都仿佛因這份思念而“拉長”。而太華的雄奇不僅驅散了思念的愁緒，更堅定了詩人的歸隱之心：“無心顧微祿，有意在獨往”，無心留戀微薄俸祿，有志于獨自歸隱山林；“終當出塵網”則直白道出詩人對擺脫官場束縛的渴望。此時的岑參已歷經邊塞風霜、貶官挫折，對官場的厭倦與對自由的向往愈發強烈，而太華山的高聳、純凈，恰是對“塵網”的反襯。山峰超越世俗的喧囂，成為詩人精神追求的象征——從禪意寄托到歸隱象征，岑參筆下的太華意象，隨詩人的人生境遇變化，卻始終保持著獨特的精神內核：它既是自然的奇觀，更是詩人安放心靈、追尋理想的精神坐標。

三

唐代詩壇中，邊塞詩以雄渾開闊、關注家國為特質，山水詩以細膩清幽、側重抒情為風格，二者雖各有千秋，卻鮮有深度融合。而岑參的關河詩作，恰恰打破了這一界限。他將邊塞詩的雄渾氣勢與山水詩的靈秀意境融為一體，形成剛柔并濟的獨特風格，為唐詩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可能。寶應元年（762年）春，岑參以太子中允兼殿中侍御史充任關西節度判官，離開虢州至潼關，作五古《潼關鎮國軍句覆使院早春寄王同州》，便是這一風格的典型代表：

胡寇尚未盡，大軍鎮關門。

旌旗遍草木，兵馬如云屯。

圣朝正用武，諸將皆承恩。

不見征戰功，但聞歌吹喧。

儒生有長策，閉口不敢言。

昨從關東來，思與故人論。

何為廊廟器，至今居外藩。

黃霸寧淹留？蒼生望騰騫。

卷簾見西岳，仙掌明朝暾。

昨夜聞春風，戴勝過后園。

各自限官守，何由敘涼溫？

離憂不可忘，襟背思樹萱。

詩題中“鎮國軍”為鎮國節度使屬軍（因駐地潼關以西，又稱關西節度），“句”通“勾”，唐代官制中“勾覆”指稽查復核，如“勾覆官”。“王同州”即同州（治所今陜西大荔）刺史王政，是岑參的故友。開篇“胡寇尚未盡，大軍鎮關門”直接點出潼關的軍事地位——安史之亂雖已進入后期，但史朝義仍在作亂，大軍駐守關門以備不時之需；“旌旗遍草木，兵馬如云屯”以鋪陳手法描繪軍容，旌旗插滿草木間，兵馬如烏云聚集，“遍”“屯”二字極具畫面感，雄渾的氣勢撲面而來，盡顯邊塞詩的剛健之風。

但岑參并未一味渲染軍事氛圍，轉而將筆鋒直指時局弊端，“不見征戰功，但聞歌吹喧”，謂諸將雖受朝廷恩寵，卻無實際戰功，只知享樂歌舞。“儒生有長策，閉口不敢言”則道盡文人的困境：即便有治國良策，也因忌憚權貴而不敢進言。這兩句既是對現實的批判，也暗含詩人自身的無奈。岑參身為“儒生”，雖有抱負卻無法施展，只能向故友傾訴。

隨后，詩人筆鋒再轉，“卷簾見西岳，仙掌明朝暾”，卷起官署簾幕，西岳太華山映入眼簾，仙掌峰在朝陽下熠熠生輝，晨光的溫暖驅散了此前的壓抑。“昨夜聞春風，戴勝過后園”（“戴勝”為鳥名，《禮記》載“戴勝降于桑”，是春季的象征）又添幾分春日的靈動……春風拂過、戴勝飛過，細微的生機讓沉悶的官署多了幾分鮮活。

壯闊的軍事場景與秀麗的山水景觀形成鮮明對比，卻又和諧相融。“旌旗草木”的雄渾，襯得“仙掌朝暾”更顯靜謐；“春風戴勝”的靈秀，又緩和了“胡寇未盡”的緊張。這種剛柔并濟的寫法，既延續了邊塞詩關注家國、氣勢雄渾的傳統，又吸收了山水詩細膩寫景、意境清幽的特點，它不再是單純寫邊塞或寫山水，而是將二者作為情感的載體，讓雄渾與秀麗服務于對現實的批判和對理想的追尋。

相較于杜甫《潼關吏》中“士卒何草草，筑城潼關道”的寫實筆觸（聚焦士卒筑城的艱辛，側重歷史紀實，飽含對百姓的同情），岑參更注重意象的象征意義，“各自限官守，何由敘涼溫”，講被官職所限，無法相見敘舊。詩人以官場的“束縛”與自然的“自由”（太華山、春風）對比，暗喻文人的理想困境，官署的“限”與山水的“廣”，恰是世俗與理想的對照。“萱”即忘憂草，語出陸機《贈從兄車騎詩》中的“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襟”。詩人將個人的“離憂”融入自然意象，讓情感表達更顯含蓄深沉。這種以山河寄情的藝術手法，在岑參的《終南山雙峰草堂作》中亦有體現，“崖口上新月，石門破蒼靄”，以新月照石門的靜謐之景，襯托內心的孤寂，可見其將山水與情感融合的創作自覺。

這種創作自覺，也體現在岑參此前所寫的《宿華陰東郭客舍憶閻防》中：

次舍山郭近，解鞍鳴鐘時。

主人炊新粒，行子充夜饑。

關月生首陽，照見華陰祠。

蒼茫秋山晦，蕭瑟寒松悲。

久從園廬別，遂與朋知辭。

舊壑蘭杜晚，歸軒今已遲。

華陰即今陜西省華陰市，閻防的生平記載較少，但據岑參此詩及唐代文獻可知，他活躍于天寶年間，以詩文見長，與岑參、杜甫等詩人有交游。“次舍”，住店。“山郭”，山城，指華陰。“鳴鐘時”，謂適值山寺的暮鐘鳴響。“炊新粒”，新做的米飯。“關”，指潼關。“華陰祠”，即西岳廟，今在華山北麓華陰市岳廟街道。“朋知”，友人。“舊壑”指詩人與友人曾共游的故地山谷。“蘭杜”，蘭草、杜若，皆香草。

全詩以秋夜山城為背景，通過羈旅寄宿的視角抒發懷友之情，展現岑參早期山水詩的藝術風格。詩中“關月”“寒松”“秋山”等意象勾勒出蕭瑟的夜景，前段描述客舍投宿場景，后段借荒祠月色引出對故友的追憶，通過時空轉換聯結敘事與抒情，在簡練的景物白描中滲透深沉思緒。《敷水歌送竇漸入京》等詩中也有此種邊塞詩與山水詩相融合的藝術風格。

四

細讀陳鐵民、侯忠義的《岑參集校注》，可發現岑參描寫或涉及“關河”的詩作不止前述篇目，《宿關西客舍寄東山嚴、許二山人》《西過渭州見渭水思秦川》《首春渭西郊行呈藍田張二主簿》《五月四日送王少府歸華陰（得留字）》等詩作，均以關河為背景或情感載體。

這些詩歌的創作并非零散偶然，而是集中于岑參的兩個關鍵人生階段，且各有側重。其一是開元末至天寶初的游歷階段：此時岑參初涉仕途，多次往返于京洛與故鄉之間，關河是他獻書求仕的必經之路，也是理想與現實碰撞的試煉場。如《宿關西客舍寄東山嚴、許二山人》中，“關西客舍”的孤寂與東山隱者的自在形成對比，關河的“阻隔”既是地理上的（京洛與東山），也寄托著精神上的深刻矛盾（仕與隱），暗含他對人生道路的早期思索。

其二是乾元二年（759年）后的貶謫與仕宦階段：安史之亂爆發后，岑參歷經邊塞歸來、入朝任職又遭貶謫，最終任關西節度判官駐潼關。此時的關河不再是途經之地，而是他身之所居、心之所系的地方，《潼關使院懷王七季友》《潼關鎮國軍句覆使院早春寄王同州》等詩，均以潼關官署為場景，關河的山水成為他抒發憂國之情、思念之苦與歸隱之志的直接載體，情感更沉郁，思想更深刻。

從詩歌史的角度來看，岑參的關河詩作實現了對邊塞詩的重要拓展。傳統邊塞詩多聚焦東北與西北荒漠，如高適《燕歌行》寫“漢家煙塵在東北，漢將辭家破殘賊”，以薊北戰場為背景；而岑參以潼關為樞紐、太華為坐標，將邊塞的視野延伸至中原腹地的關河地區——這里既有“胡寇尚未盡，大軍鎮關門”的軍事緊張（堪比邊塞），也有“黃河洪波”“太華奇崛”的山水靈秀（迥異于荒漠），讓邊塞詩不再局限于“大漠孤煙直”的單一圖景，而融入了關河文明的厚重底色。

相較于高適邊塞詩的敘事性，如《燕歌行》以“漢將出征—戰敗被俘—思婦斷腸”的完整敘事，展現戰爭的殘酷與士兵的苦難；岑參更注重意象凝練與意境營造：他不刻意鋪陳事件，而是以“巨靈開河”“仙掌朝暾”“火云積冰”等意象為支點，讓自然景觀與歷史記憶、個人情感共振。這種創作手法直接影響了韓愈、孟郊的險怪詩風，韓愈《謁衡岳廟遂宿岳寺題門樓》中“火維地荒足妖怪，天假神柄專其雄”的雄奇寫景，孟郊《游終南山》中“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的夸張筆法，均可見對岑參以奇崛意象造境的繼承。

從更深層來看，岑參以關河為核心，構建了一個“自然—歷史—人生”三維交織的詩學空間。黃河不再是單純的地理實體，而是文明長河的象征。黃河的奔涌既是自然奇觀，也是華夏歷史的見證，承載著朝代更迭、戰爭興衰的集體記憶。華山也超越了自然奇觀的屬性，成為精神超越的寄托。從《出關經華岳寺，訪法華云公》中“欲去戀雙樹，何由窮一乘”的禪意追尋，到《潼關使院懷王七季友》中“終當出塵網”的歸隱渴望，太華的高聳與純凈，始終是詩人擺脫世俗束縛、安放精神的心靈地標。

岑參的這些詩作既延續了盛唐邊塞詩雄渾開闊、關注家國的氣象（如“旌旗遍草木，兵馬如云屯”的壯闊），又融入了山水田園詩細膩抒情、追求淡泊的特質（如“昨夜聞春風，戴勝過后園”的靈動），真正是“詩中有畫，畫中有史”。“畫”是關河的雄奇秀麗，“史”是歷代的興衰榮辱，“詩”則是詩人對人生、對時代的深沉思考。而岑參自己，也在對關河的凝視與沉思中完成了人生蝶變：從早年“功名只向馬上取”（《送李副使赴磧西官軍》）的熱血青年，到晚年“無心顧微祿，有意在獨往”（《潼關使院懷王七季友》）的清醒智者，他的關河詩，不僅是個人心境的記錄，更成為解讀唐代士人精神困境的重要文本。

（作者：柏峰，系陜西省渭南市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