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中國古代、現代文學史，當代文學史研究始終處在“摸著石頭過河”的狀態，“新的歷史”在不斷產生，但研究的方法和觀念卻并不容易與時俱進，至今對于二十世紀五十至九十年代的文學史研究已經進入到相對客觀、完整的狀態，但是對于新世紀文學史，對于“70后”“80后”以及更年輕的作家進入文壇之后的文學史該如何書寫，學界仍然“莫衷一是”。

這種情況下，對于當代文學研究“歷史化”的整體歷程進行回顧，并從中提煉抽象出具體可行的方法，并認清相比于前二十七年文學、新時期文學、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文學，新世紀文學存在哪些入史的差異與困難，將是非常必要的。

在正式討論“歷史化”的意義，并反思其價值與局限之前，還是要對“歷史化”的過程進行一個簡單梳理，以確保討論的共識基礎。

當代文學研究的“歷史化”萌芽于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在這一時期錢理群、黃子平、陳平原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以及八十年代末《上海文論》“重寫文學史”專欄等學術實踐中，學界對于文學史的認知思維和評價體系，逐漸擺脫此前左翼文學觀念的束縛。

唐小兵、李楊等在九十年代初開始的“再解讀”引入福柯、詹姆遜等西方學者的理論與方法，以文化研究的姿態，從現代性與意識形態的角度，尋找前二十七年文學史研究的合法性。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陳思和、洪子誠等人的當代文學史著陸續面世，對于前二十七年文學史的言說初具穩定面貌。

新世紀初，對前二十七年文學史文學性的挖掘還在繼續，一方面是張清華、李楊等通過精神分析、原型批評等方式提煉十七年文學的文學性；另一方面是李潔非、賀桂梅等將前二十七年文學中的現實人物命運、事件始末，化作充滿“文學性”的文本①。與此同時，“歷史化”的主戰場向新時期文學延伸，出現了程光煒等的“重返”研究②。

在“歷史化”的過程中，曾經屬于文學現場的作家、作品逐漸化作意識形態、文化屬性、事件、現象、制度、流派、地域等角度的“歷史”與“知識”。這種針對當代文學史的“歷史化”，及其體現出的方法、價值以及局限，就是本文討論的對象。

一、關于當代文學史的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傾向的積極意義十分明顯，二十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在文化研究作為一種方法意識出現之前，當代文學史研究可謂相當“單調”，除了政治化、道德化的頌揚和批判，客觀、深入的研究較少。就算進入新時期，對前二十七年文學與政治關系的排斥、對這一階段文學作品藝術水平的否定，也一度導致相關文學史研究停滯不前。如果文學史研究的對象一直局限于文本與作家，執著于確立一種“理想的”文學形態，那么針對十七年文學與文革文學的研究將會始終徘徊在非正即反的邏輯之間。是“文化研究”的方法與意識出現之后，十七年文學與文革文學才得以繞過“文學性”的評價標準，呈現新的研究空間。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討論中，錢理群、黃子平、陳平原就關注到了文本之外的文化層面。當年在《讀書》上連載的“三人談”文章，不僅有一期文章的題名就是“文化角度”③，討論的是地域文化、儒釋道文化、民間文化與文學的關系問題。還有對“民族意識”④“藝術思維”⑤的討論，這些問題都在一定程度上溢出了文學而進入了文化的范圍。1993年唐小兵主編的《再解讀：大眾文藝與意識形態》出版，則以更鮮明的理論姿態，將文化研究帶入前二十七年文學史中。

文化研究的傾向為當代文學史研究輸入了很多新鮮的理論方法，包括結構主義、解構主義、精神分析、后殖民主義、女性主義等。其實直到幾十年后的今天，當代文學史研究也不能說完全“消化”了這些深奧的方法，但是有一點卻是從其出現之初就值得注意的——這些理論方法將視野延伸到了文本的“文學性”之外，即便一部作品并沒有極高的藝術水準，即便只是對政治意識形態的機械反映，也是具有“研究價值”的。

這一點對于當代文學史而言非常重要，彼時十七年文學與文革文學加上此前的延安文藝，就是當代文學的“半壁江山”，正是有了文化研究傾向的啟發，當代文學史才不至于出現“一半的空白”。唐小兵等人注意到除了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那些為批評家所重視的小說、詩歌、戲劇之外，大量在底層流行的文學、藝術也是值得研究的對象，包括秧歌劇、街頭詩、戲曲等在內的藝術形式都對傳統文學史形成補足。同時，延安文藝乃至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文學的“生產方式”，既反對市場化又同時反對精英化——相當于同時反對了資本主義文化生產機制的兩個維度——的狀態，其實十分值得重視。這些都為一度不受重視的文學史段落賦予特殊意味。由此，雖然十七年文學與文革文學中的“文學性”是存疑的，但與制度相關的問題卻有待進一步審視。這些內容基本集中在唐小兵為《再解讀》所作的“代導言”之中⑥，遺憾的是他并沒有將這一問題意識細化為更具體的研究，但是在“歷史化”實踐中，洪子誠、程光煒等人的“文學機制”研究，也正體現著相近的思路。

在文化研究傾向的影響下，當代文學史研究的范圍有了明顯擴大，從具體層面上的文學生產機制，到抽象的思想史、觀念史問題，都成了文學史研究可以處理的對象。在這一過程中，西方的理論方法紛紛進入中國當代文學領域，被有選擇性地、甚至是變形地接受下來，比如福柯的“知識考古學/譜系學”方法。

福柯的原義是解構性的，但是在當代文學研究的“歷史化”中，尤其是“再解讀”階段，研究者往往就是要證明文學在建構意識形態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直到新世紀以來的“重返”研究，對于“知識考古學/譜系學”使用的意識形態色彩才漸漸淡化。“重返”研究力圖重新證明新時期文學中的啟蒙精神與人道主義立場，仍然與官方的意識形態話語保持著聯系，也重視對特定的概念或觀念史展開研究，例如“新時期文學”“人道主義”“向內轉”“救亡壓倒啟蒙”“現代派文學”等，但相關研究基本上不強調文學文本對意識形態的塑造，而是承認文本從屬、體現意識形態，作家、作品的影響被限制在文學領域之內。相關研究填補了空白，但這種限制也在某種程度上消解或者說避免了“知識考古學/譜系學”本身擁有的那種“顛覆性”。

陳思和的研究被認為“采取了福柯式的‘逼擠正統’的敘述方法”⑦；洪子誠的《中國當代文學史》也被認為有知識考古學的影子。這些研究之所以產生廣泛影響，并且較少遭遇爭議，原因正在于他們的“實際操作”幾乎在最大程度上“背離”了西方理論方法的本意，謹慎地將文學與其他抽象或宏大的政治概念、政治話語分而治之。在他們的歷史敘述中，讀者幾乎見不到大段的理論引注，也沒有強行使用某主義、某理論的痕跡。他們所討論的內容，雖然也有溢出經典作家、文本的嘗試，例如陳思和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中就吸納了一些不在之前文學史討論范疇內的地下詩歌、手抄本小說等；又例如洪子誠對于某一部作品的批評史的簡述，對于作家、學者、文學官員之間恩怨的“春秋筆法”等。但是他們的研究都將文學的作用限定在一個相對確定的范疇之內，絕不像“知識考古學/譜系學”以及其他熱門的西方理論方法，時常以文學或歷史中的事例作為注腳，而試圖顛覆關于文化或認知的體系。

文化研究傾向及其包含的西方理論方法，確實對“歷史化”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但在開拓研究空間、發現研究價值等正面影響之外，其負面影響也難以忽視。第一，部分文學史研究“為理論而理論”的弊病可能正與文化研究角度的學術實踐有關。文化研究讓現當代文學的文本與各種理論產生了前所未有的互動，這經常導致文學文本與各種理論的“排列組合”，似乎就有填補空白的意味；而實際上，很多結合并沒有具體的價值指向，研究成果流于空洞。第二，大量復雜的理論話語以及“繞來繞去”的論證方式，對當代文學研究的文風產生不良影響，為那些欲“以己之昏昏”而“使人昭昭”的研究者提供了方便之途。“直言其是”被一部分人視作不妥，把自己的觀點盡量淹沒在大量引文中，用不帶情感的“翻譯體”和“長難句”才顯得“客觀嚴謹”。文化研究的價值與成就巨大，但必須認清其中的局限，才能讓其在“歷史化”中發揮更正面的作用。

二、作為一種歷史研究的文學史敘述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當代文學史研究在關注西方理論同時，對于史料的重視與挖掘也日益顯現。洪子誠的《當代文學史》提供了一種文學史寫作的“體例”，這種體例空前提高了文學史料的地位。

《中國當代文學史》在某種程度上就像是一本內容豐富的“索引手冊”，以大量的“腳注”作為線索，其背后則是無邊無際的包括創作、批評、政策文件、回憶錄、口述史等多種內容的“歷史文本”。作者更傾向于將文本、文學現象的產生都還原為事件，并將事件涉及到的重要史料都羅列在腳注之中。《中國當代文學史》提供的是通向歷史的途徑，而不是關于歷史的最終解釋，以前二十七年文學的篇章為例，作者重視的是這些作家的命運、作品引發的現象以及其他文學生產機制角度的問題，而不是對這些作品的文學性、思想性給出定論，這就回避了爭議，讓文學史某種程度上也呈現出了歷史研究的客觀性。這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之前的當代文學史研究中是少見的，其重“史料”，輕“闡釋”的風格也與上文所述的文化研究實踐有明顯差別。

新世紀以來的“重返”研究也是如此，研究之初程光煒和李楊提出的理論構想很明顯是沿著“本土化”了的知識考古學路徑，將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文學研究中對文學觀念與政治意識形態的關注，延續到八十年代文學史中，解構文學史上的“斷裂”⑧。但在相關研究完成了對于前二十七年文學與新時期文學的接續問題后，“知識考古學/譜系學”“永遠歷史化”等理論的魅力漸漸消退，現代文學或古代文學研究的模式成了“重返”研究學習的對象。在面對八十年代產生重要影響的一批作品、作家時，其創作背景、人際交往、生平遭遇等外在于文學作品的信息都變成重要的“史料”，將這些史料與作品對讀，是“重返”研究的主要模式之一。那些已經被批評家處理過的文本，時而因這些外部因素的介入產生新意。

例如新時期的文學史敘述為了與前二十七年常有的集體創作模式相區別，更多強調作家個人的創作力，而“重返”研究則從編輯、批評家角度入手，盡可能找到那些外在于作家的人和事對文本產生的決定性作用。比如崔道怡對劉心武《班主任》成文的影響⑨，批評家的意見對于文學史名篇發表的影響⑩等。這使文學史變得更加鮮活，原本身居幕后者走向臺前，也在某種程度上滿足著讀者的好奇心。這為八十年代文學史研究帶來巨大空間。在重視史料的傾向下，當代文學史研究也出現了現代文學或古代文學研究式的“考據”文章，例如黃平的“新時期文學起源”研究?。

近十余年來當代文學史料研究呈現“井噴”式增長。各種史料選集、匯編依托科研項目如雨后春筍般涌現，訪談、口述史、作家學者年譜等也大量出現。當代文學史受到了作為“歷史”的重視，找到了迅速增長的“可操作”模式，然而應該正視的是，這一類研究也體現出了新的局限性。在學科評價體系的“推波助瀾”下，對于史料的發掘、編纂頗有些“搶灘登陸”之感，史料的準確性、史料與文學史或文學之間的關系都有待進一步辨析。與此同時，一些文章過度強調“文學社會學”或者說“知人論世”，甚至將先鋒作家筆下的人物與其周邊的親戚、朋友一一對號入座，則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機械化的問題。

在“歷史化”進程中，對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文學的研究溢出文本，是因為這一階段的文本藝術水平“不高”，必須另覓良處；但是八十年代文學，尤其是“尋根”“先鋒”“新歷史”小說則不同，很難說他們作品中的“文學性”已經挖掘殆盡，用“真人真事”來限制文本內涵，也許并非很好的研究方式。更進一步說，這種研究背后的學術倫理其實并不周延，那些由作家本人交待的內容究竟能保證何種程度的真實？甚或可以說，如果先鋒作家們都能將自己的“事情”和盤托出，每個細節都做到原原本本，也許先鋒作家便不成其“先鋒”了。

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在古代文學—現代文學—當代文學這樣一個由遠及近的“學術鄙視鏈”中，我們也確實需要有學者用實際研究證明在尋找史料、細節考據方面，當代文學并不遜于前者，只是相比細節上的嚴謹，當代文學研究更看重真正能對文學與現實產生影響的問題意識。古代文學、現代文學研究者時常會對一些看似已經與文學關系不大的歷史細節長篇大論，這既是學術研究的嚴謹使然，也與古代文學、現代文學研究的“人多地少”、研究空間日漸狹窄有必然聯系。當代文學研究迫切地需要“歷史化”，但是在“歷史化”的過程中也需要有一種“跳出式”的思維，對研究的方式作出理性的審視。

三、文學史研究中的“人道主義”

一些圍繞二十世紀四十至七十年代文學展開的“歷史化”研究，體現出明顯的“人道主義”情懷，比如李潔非的“典型”系列研究?。這一系列研究圍繞前二十七年文學史中與知名作家、作品有關的公案、是非展開，徘徊在學術研究與通俗性的歷史敘述之間，文學史變成了好讀的、動人的“故事”。作者選擇的研究對象例如丁玲、周揚、胡風、老舍、趙樹理、張恨水、舒蕪等作家、學者，都是具有“兩面性”的歷史形象。他們或者曾經紅極一時，但又跌入人生谷底；或者曾經在權力的爭奪中春風得意，后來又反受其害。曾經的被迫害者，他們遭遇的悲劇不應該被歷史淹沒，此時需要一種文學化的筆觸去呈現他們的挫折與困境；曾經的迫害者，其行為同樣應該被歷史記住，但不能止于道德審判，需要用文學化的方式寫出這些行為的深層動機。李潔非并沒有避諱這些人物身上消極或“不光彩”的方面，用夾敘夾議、考證與推測結合的筆法，實現了對于歷史人物的“人道主義”處理。

“重返”研究的“人道主義”體現在對編輯等“幕后者”的重視。在世紀之交及更早的文學史著中，編輯往往是缺席的。但是在“重返”研究中，通過發掘第一手材料、對編輯進行訪談，這些文學史中的重要個體得到了從“幕后”走向“臺前”的機會。從十七年文學到新時期文學，編輯也在相當程度上參與了重要文學作品的創作。換言之，文學史中理應有編輯家的“一席之地”。“重返”研究在這些人和事被塵封之前讓其“重見天日”，正體現了一種“人道主義”的立場。

并且這些研究也使文學史出現了一種“人情味”，例如編輯程永新冒著《收獲》承擔經濟損失的風險，支持余華的文學探索?；為了給莫言的《透明的紅蘿卜》開研討會，使其獲得文學界認可，編輯蕭立軍在寒風中四處奔走等?。關于八十年代的文學史敘述時常讓人產生一種“進步論”之感，這些史料則揭示了一個時代的文學風貌不僅與輿論環境的變化、作家個人的聰明才智、外國文學作品或理論主張的影響有關，更和這些具體的人有關。

綜上，文學史研究的“人道主義”立場，指的就是對不同時期文學史中產生影響的諸種因素作盡可能公正的評定，使因為時間、政治或其他原因被壓抑與邊緣化的因素重新獲得應有的地位，對壓抑與邊緣化的施動者也給予人性的體察，以“了解之同情”的態度對文學史進行研究。

四、文學史研究的“當下性”問題

文學史研究除了是對歷史的知識化處理，也應該具備與當下對話的能力。

針對前二十七年文學的“歷史化”實踐就體現出了鮮明的“當下性”。對其“現代性”的有無、正反的討論，直逼社會學、歷史學、哲學層面上那個年代中國是否存在“現代性”的問題。而這又直接影響到我們對于那個時代，以及對于當下的判斷與認識。

正是因此，盡管一度引發爭議，相關的文學史研究還是煥發出強大的生命力。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文學史研究在與其他學科、領域的對話中，產生了一種明確的“現實意義”——文學史研究不僅僅是象牙塔里高度專業化的學術實踐，更與當下社會以及普通人的現實生活有著關系。

那么關于新時期以及更晚近文學史的研究呢？程光煒曾談到八十年代現代文學研究的“當下性”。當時的現代文學研究與社會上整體要求“啟蒙”的風向緊緊契合，因此現代文學研究的影響迅速擴大，現代文學學科的“合法性”與“深度”也因此一并建立。以此為例，對于八十年代文學史的研究，是否一樣能夠找到契合新世紀以來話語環境的研究方向？

“重返”研究的誕生，其實與當時整個社會的“懷舊情緒”，以及對現實的反思有關。“重返八十年代”的說法，大致可以追溯到1997年張旭東《幻想與秩序：批評理論與當代中國文學話語》一書的序言《重訪八十年代》。這篇序言除了一種明確的感傷情緒之外，其他內容都相當隱微晦澀，然而從“八十年代變成了九十年代的感傷主義序幕，正如‘文化熱’暴露出一個反烏托邦時代本身的烏托邦沖動，標志著一個世俗化過程的神學階段”?這樣的表達中，或許可以說張旭東將九十年代社會狀態的另一種可能性，蘊藏在了對八十年代的想象之中。對八十年代進行“重訪”，是為了貼近想象中社會、文化、精神發展的另一條脈絡，彌合當下生活中的問題與裂隙。

2006年出版的由查建英主持的《八十年代訪談錄》使“回憶八十年代”成為了一個頗具熱度的文化現象。在作為訪談對象的阿城、陳丹青、崔健、陳平原、李陀等人口中，八十年代是一個充滿矛盾性的集合體，一方面他們對八十年代的懷念是明確的，這種懷念既與八十年代開放、真誠、富于激情的文化氛圍有關，在很大程度上也與人到中年之后對于青春歲月的追思重合。另一方面，每個人在懷念的同時也都對那個時代抱著比較明確的批判意識，尤其是對八十年代學術、文藝作品的深度問題提出明確的反思。《八十年代訪談錄》與文學史研究中的“重返八十年代”并不完全是一回事，甚至仔細溯源的話，“重返”研究的開始還要更早一些，但是舉這個例子的意思在于證明“重返”研究的展開，也和具體的時代語境有著關聯。

如果說《八十年代訪談錄》更多體現出懷舊色彩，“重返”研究“懷念”過去的動因則在于一種對于文學發展狀況的溯源與反思。李楊曾經寫到：

在我看來，我們中的大多數人實際上仍生活在八十年代，就是說，八十年代建立起的觀念仍然是我們理解這個世界的基本框架。對我而言，所謂的‘重返’是為了與八十年代以來的主流文學史和文學批評觀念對話，也是與主宰文學史寫作和文學批評的哲學歷史觀念對話。?

與文學批評盛贊當代文學在八十年代取得的成就不同，“重返”研究多少帶有對八十年代的批判色彩。例如程光煒等人論到八十年代初期文學與政治關系的緊密、先鋒文學以來當代文學“形式”的變革是否真的產生了那么大的意義等。九十年代及新世紀文學是八十年代文學的延伸，“重返”研究對八十年代文學史的“正本清源”，在某種程度上也關系到文學史研究者對當下文學的態度。

“當下性”在黃平等青年學者的研究中更加明顯。黃平以延續性的視角研究改革文學、《平凡的世界》，意識到這些作品對工人階級光明未來的描述，與九十年代之后的社會狀況形成了黑色幽默式的反差?。此時對八十年代文學的“重返”，表現的是對于歷史與當下的批判，對在社會發展過程中邊緣化的個體與階層的關懷，體現出了明確的“當下性”。

五、“歷史化”如何延續

對于八、九十年代文學史的“歷史化”研究蔚為大觀，這種繁榮的狀況或許掩蓋住了關乎“歷史化”思潮延續的視角與方法問題。但事實上，針對前二十七年文學或八十年代文學的“歷史化”方法，可能在“70后”“80后”作家身上完全失效。首先，這些作家及其作品，并不像十七年、文革作家或傷痕、反思作家那樣與官方意識形態保持著極近的距離，因此難以從文學作品與主流意識形態相輔相成的關系角度展開研究。其次，莫言、余華、路遙、陳忠實等作家及其作品可謂“家喻戶曉”，因此對與他們相關的史料進行挖掘，在研究的公共性上顯得更加明確。但從“70后”作家開始，那些學院派研究者更關注的、更傾向于納入到文學史譜系中的作家，往往缺乏廣泛社會影響力與知名度。對他們的人生經歷、家庭背景、交友狀況等“史料”的挖掘，很有可能面臨公共性與問題意識層面的“降格”。

“歷史化”處理的對象，基本都要在“社會影響——藝術水準”這兩個維度中占據一個，也許不無悲觀的是，“歷史化”接下來要處理的對象，可能在這兩個維度中都不具備很充分的合法性。從八十年代開始，文學史基本上隨著文學批評的足跡展開文學史研究，但是當新世紀文學批評關注的作品在藝術性上并不夠高、在現實影響上也漸趨式微，文學史研究恐怕不能再“重走”文學批評的老路，必須要從文學批評確立起的“70后”“80后”作家秩序中，找到新的文學史譜系與內容。

歷史會不斷輪回，當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文學的“歷史化”基本完成，八十年代文學的“歷史化”狀況也已經基本確定后，時間仿佛又回到唐弢提出“當代文學不宜寫史”的時代。今人不會認為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文學以及新時期文學“不宜寫史”——為過去的事情寫史，難道不是理所應當的嗎？然而到了今天，面對近似的狀況，或許我們方才真正理解前人的“苦心”。

有關新世紀以來文壇名宿、文學事件的歷史研究，尤其是類似李潔非“典型”系列的研究是難以展開的；批評家們“信誓旦旦”的贊賞與批判也還無從接受時間的檢驗。當代文學史未來要如何寫？也許沿著“歷史化”實踐建立起的范式，文學史研究會走到名曰象牙塔的“死胡同”里，徹底成為被束之高閣的“知識”；也許未來“歷史化”關注的對象會與今天大相徑庭，許多不曾為學者們重視的文本、作家、事件、現象都在新的理論、視野中豁然開朗，呈現出驚人的闡釋空間。

在此筆者認為有兩條路徑可以嘗試。

其一，是從“語言”等內在于文學之中，也相對恒久、獨立的元素之變，來尋找文學史演進的刻度。李敬澤曾在一篇文章中寫到：

于是，當人們思考和討論政治、社會、經濟、道德倫理等各種公共問題時，你發現他們所使用的其實都是文學語言。這種情況在1998年后發生了決定性變化。新的社會條件和傳播條件使得漢語中各種公共語言領域迅速發育，人們逐步用政治的語言討論政治問題、用經濟的語言討論經濟問題、用道德的語言討論道德倫理問題。與此同時，網絡帶來了又一場大規模的語言解放，這場解放中的英雄不再是詩人、小說家，而是千千萬萬無名的、匿名的民眾。民眾取回了語言的主權，中國的作家們以在書齋中的寫作塑造民族語言的光榮歷史與狂妄夢想就此終結。?

他的言說為我們揭示出了一條線索——語言的演變與更迭，很明確地標示出文學史的段落。他認為，新時期文學的開啟固然和作家開始反思歷史有關，但更和一種不受官方話語宰制的文學語言橫空出世有關。而在上述引文中，他站在不到十年的時間距離上，對于文學在世紀之交的發展做出了準確的判斷，從一種更恒常也更客觀的方式，解釋了新世紀文學的發展邏輯。對于未來的文學史，我們似乎也可以從語言、抒情、故事原型等更基本的、更潛在的元素出發，去尋找書寫文學史的線索。

其二，是從“文化史框架”入手，尋找文學史演進的脈絡。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在整個社會的文化場域中，文學漸呈邊緣化態勢，對于文學主潮的理解，少不了要在“文化史框架”里，對同時期影視、音樂等藝術形式進行分析。比如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新寫實小說”“新歷史小說”，就與當時大陸的電影審美有密不可分的關聯——在市場經濟剛剛拉開序幕之際，市民趣味與精英趣味尚有較大重合，因此文學史的主潮同時也帶有大眾化的意味。而到了九十年代后半程，“晚生代”作家對于城市、鄉村、歷史的書寫，就呈現出較為明顯的對于大眾文化趣味的偏離。如果脫離“文化史框架”，這一轉變可能單純被理解為文學寫作觀念的一種“進化”，而聯系到同時期的電視劇等藝術形式，就能發現這些文學作品在內涵上的轉變，其實也源于這一批作家對大眾文化趣味、觀念的反撥。又比如新世紀，“70后”“80后”作家走上舞臺，其筆下那些以灰色為主調的縣鎮敘事，明顯要和第六代導演的作品進行對讀；而那些一度風靡圖書市場的青春敘事，和港臺流行音樂、電視劇的精神內核也有著強烈的共生關系，并且在其背后還能看到文化消費的“主戰場”，出現向青少年轉向的明確趨勢，這又能解釋科幻、推理、玄幻等類型小說以及網絡文學的崛起。而到了二十一世紀二十年代，也就是當下，類似馬伯庸等作家小說中展現出來的理想主義氣質，則必須要和動漫、游戲等相對“新鮮”的藝術形式對讀，才能充分理解其中暗含的文化邏輯與歷史邏輯。諸如此類，對于“文化史框架”的理解，應該有希望幫助“歷史化”以更加合理、更具問題意識的方式延續。

注釋：

①楊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朝華出版社1993年版）、陳徒手（《人有病天知否——一九四九年后中國文壇紀實》，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版）等更早的專著也使用近似形式，但在學術化程度上稍弱。

②這一研究以“重返八十年代”之名出現，但其研究范圍也包括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與九十年代文學，因此簡稱為“重返”研究。

③陳平原、錢理群、黃子平：《“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文化角度》，《讀書》1986年第1期。

④陳平原、錢理群、黃子平：《“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民族意識》，《讀書》1985年第12期。

⑤陳平原、錢理群、黃子平：《“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藝術思維》，《讀書》1986年第2期。

⑥參見唐小兵：《我們怎樣想象歷史》，《再解讀：大眾文藝與意識形態》（修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⑦張清華：《在歷史化與當代性之間——關于當代文學研究與批評狀況的思考》，《文藝研究》2009年第12期。

⑧參見李楊：《沒有“十七年文學”“文革文學”，何來“新時期文學”》，《文學評論》2001年第2期；程光煒：《經典的顛覆與再建——重返八十年代文學史之二》，《當代作家評論》2005年第3期等。

⑨參見崔道怡、白亮：《我和〈班主任〉》，《長城》2011年第7期。

⑩?參見蕭立軍、魏華瑩：《我和〈透明的紅蘿卜〉》，《長城》2012年第9期。

?參見黃平：《新時期文學的發生——以〈今天〉雜志為中心》，《海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3期；黃平：《“新時期文學”起源考釋》，《文學評論》2016年第1期等。

?參見李潔非：《典型文壇》，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李潔非：《典型文案》，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版。

?參見程光煒：《作家與編輯》，《小說評論》2015年第3期；程永新主編：《一個人的文學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張旭東：《重訪八十年代》，《讀書》1998年第2期。

?李楊：《重返八十年代：為何重返以及如何重返——就“八十年代文學研究”接受人大研究生訪談》，《當代作家評論》2007年第1期。

?參見黃平：《從“勞動”到“奮斗”——“勵志型”讀法、改革文學與〈平凡的世界〉》，《文藝爭鳴》2010年第5期。

?李敬澤：《文學語言，及其未來——〈1978-2008中國優秀短篇小說〉序》，《為文學申辯》，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