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祝勇與劉心武合影照

一

我認識劉心武老師是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印象中是邱華棟把我引薦給劉心武老師的。我拿著邱華棟給我的地址，到安定門外中國作協的宿舍樓上去找劉老師，沒想到相談甚歡，從此開啟近三十年的師生之誼。那時劉心武老師50歲上下，八卷本的《劉心武文集》已經由華藝出版社出版，我20多歲，文學寫作剛剛起步。

有人說劉心武老師比較“高冷”，對劉心武老師心存懼怕，或許是初生牛犢不怕虎，我與劉心武老師的交往從來直來直去，從未感覺到他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傲慢，相反，我印象中的劉心武老師卻是溫和而寬厚，尤其對于我們這些名不見經傳的青年寫作者，他一點也不嫌棄，相反有一種志同道合的愉悅。

我記得20世紀90年代，就在安定門外那個宿舍樓樓下的一家餐館里，劉心武老師請幾位青年作家吃飯，有王小波、張頤武、邱華棟和我。那時王小波“小荷才露尖尖角”，小說《黃金時代》剛剛獲得第13屆《聯合報》文學獎中篇小說大獎，中篇小說集《黃金時代》已交給華夏出版社但還沒有出來。幾年前他出版過一部小說集《唐人秘傳故事》，原名叫《唐人故事》，“秘傳”二字為編輯擅自添加的，他并不同意，所以他也很少提及。那一天都談了些什么我早已忘記，也沒有想到他日后有如此巨大的影響力。

第二次見到王小波大約也是一次飯局，是光明日報社《博覽群書》雜志社宴請作者，與劉心武老師無關，但也與劉心武老師有關，因為宴請的地點就在劉心武老師小說《鐘鼓樓》里寫過的馬凱餐廳，宴請共分兩桌，老一代學人坐一桌，我和王小波、孫郁這些年輕人坐另一桌，那是我第二次見到王小波。2020年，我第一次見到李銀河老師，對她說我結識過王小波，問她信不信，她立刻露出了驚訝的神色。

劉心武老師后來在文章里這樣回憶起我們當時相處的景況：

在與王小波交往期間，我也主動與另外數位比我小很多的青年作家交往，也稱得上是忘年交。王小波比我小10歲。那時我就與比我小26歲的祝勇交往。我有時約王小波一個人在我居所樓下不遠的一個小小的三星餐廳吃干燒魚喝二鍋頭，有時還另約幾個小朋友一起，圍坐點一桌家常菜，來跟我和王小波一起神侃。干燒魚往往就得吃完一條，再請廚師燒一條，二鍋頭則必兩瓶以上，還喝不少啤酒。在我的這些忘年談伴中，王小波語氣沉吟卻軟幽默連串；其他有的慷慨激昂，有的高度理性，有的插話如畫龍點睛，有的笑聲爽朗豪放。祝勇呢，卻總是紳士風度，不搶話，喜聆聽，偶爾發言，聲不高，詞不炫，藹然可親，謙讓通達。那是二十幾年前了，真是些難忘的，于我而言是哀樂中年，于他們是絢麗青春。(劉心武：《寫作，在故宮博物院的潺潺雨聲中》，原載《新民晚報》，2023年11月15日)

我的“絢麗青春”，有劉心武老師為證，并且記錄在他的文字里，這是何等幸運。這篇名為《寫作，在故宮博物院的潺潺雨聲中》的散文，發表在2023年11月15日《新民晚報》“夜光杯”副刊上，文中對我頗有溢美之辭，令我愧不敢當，但劉老師的垂愛，卻令我心存感激。

劉心武老師和年輕人相處，一方面因為他對我們的魯莽、幼稚能夠寬容、不計較，另一方面是因為他的心態是年輕的。當年因《班主任》轟動文壇時，他也只有35歲，是當年文壇上的青年作家，在錦瑟華年，就已成文壇“主角”。縱然他年紀漸長，文字卻依然年輕。1982年，高行健《現代小說技巧初探》一書出版，引起劉心武、馮驥才等人的共鳴，認為中國小說應該沖破現實主義的樊籬，大膽做一些探索。馮驥才先生給劉心武先生寫信說：“在結束‘四人幫’統治、走向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偉大歷史轉折中，政治清明帶來了人們思想上空前活躍。有人稱這是中國近代史'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此話十分有理。這是一次非人為的運動，唯其如此，才具有真正的生動性。群眾的思想如同江海翻騰，形成社會前進的巨大能源。這一運動，直接而有力地影響了文學。題材內容的廣泛深刻地開掘，必然使作家感覺到原有的形式帶來某種束縛。新一代讀者有自己的思想特征、興趣特征和愛好特征。再加上生活面貌、節奏和方式的變化，審美感的改變，經濟對外開放政策引起人們對外部世界的興趣和好奇等，都促使文學的變化，新潮的出現。”(馮驥才：《激流中——1979—1988我與新時期文學》，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年版)當然他所說的“現代派”是“中國的現代派”，不是“全盤西化”。劉心武則給馮驥才回信說：“我覺得我們都是四十歲的人了，在文學上還能沖擊幾年？

與其畏首畏尾戰戰兢兢地‘守成’，莫如趁銳氣未消，沖擊沖擊，為推進中國文學的發展，多盡幾分力氣!”(同上)

正因如此，當劉老師讀到王小波的作品(盡管那時王小波還沒有出名)，他就有了與他結交的愿望。2003年我的《舊宮殿》——一部頗具實驗性的文本在《花城》雜志發表，劉心武老師非常贊賞。一年后《舊宮殿》在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劉心武老師還熱心把它介紹給法國的出版社，可惜因為找不到合適譯者而未能翻譯。

二

《班主任》在《人民文學》1977年第11期上發表時我只有9歲，上小學三年級，還沒有閱讀短篇小說的能力，后來在大學讀當代文學史時找來《班主任》來讀，距《班主任》發表過去了九年，已不再是當時的語境，所以沒能產生馮驥才老師所說的“像遭到地震一樣”的震動。

1985年，劉心武老師的長篇小說《鐘鼓樓》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我是在讀大一時(1986年)閱讀的，被這部充滿濃濃京味兒的小說深深吸引。這本《鐘鼓樓》，我至今還珍藏著，后來還請心武老師簽了名。這部小說寫轉型時代北京城里的紛繁的人與事，我當時正處在小說描寫的時代環境中，所以認同感非常強。那是變革中的北京，當代人的命運，就在北京城古老的背景上活生生地展開。《鐘鼓樓》里的許多地點，比如地安文化大街、老人俱樂部、荷花市場，甚至馬凱餐廳(后來我和王小波曾在馬凱餐廳吃飯)，一律都用真名，增加了作品的真實感，小說中紛紜的人物，也都是身邊的人物，讀來非常親切，我的閱讀感受也十分強烈，對劉心武老師截取、描摹、思考生活的能力欽佩不已。小說截取了北京城一天的六個時辰(12小時)，把所有的戲劇沖突都集中在這六個時辰里，等于給當代社會截出了一個橫斷面，同時又把鐘鼓樓作為小說的背景，鐘鼓樓代表這座城市的歷史，代表無始無終的時間，在小說的最后，又把筆墨聚焦在鐘鼓樓上，從而拉長了小說的時間縱深，表明北京城這一天的六個時辰，將被時間裹攜而去，成為歷史長河中一個微不足道的浪花。這樣的構思，何等的巧妙、深邃。我把《鐘鼓樓》稱作“當代版的《四世同堂》”，《鐘鼓樓》1985年獲得第二屆茅盾文學獎，2019年又入選“新中國70年70部長篇小說典藏作品”，可以說當之無愧，即使放在今天，仍然不失為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中的上乘之作。

2026年是茅盾先生誕辰130周年，自2025年12月開始，中國現代文學館在茅盾故居舉辦“遇見茅盾——茅盾故居會客廳”系列文學對談活動，第一期就邀請劉心武老師與我進行對談。那天我才知道，他寫《鐘鼓樓》，背后竟然隱含著茅盾先生的鼓勵與期望。“文革”結束，新時期伊始，作家們還來不及寫長篇小說，于是以《班主任》為代表的一系列短篇小說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1978年，在茅盾先生的支持下，《人民文學》雜志舉辦了第一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獎活動，劉心武老師的《班主任》獲得了首獎，茅盾先生親自為劉心武老師頒了獎。在那個“文學爆炸”的年代，一個作家，憑借一個短篇，就可以紅遍全國。《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獲獎作品集》，連年出版，我一本不落，一連買了好幾年，像劉心武《班主任》、馮驥才《雕花煙斗》、張承志《騎手為什么歌唱母親》這些作品，一直滋養著我這個文學少年的成長。當時，劉心武老師開始謀劃中長篇。恰在這時(1979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在北京西郊友誼賓館舉辦了一場中長篇小說座談會，劉心武、王蒙、陸文夫、宗璞、林斤瀾、黎汝清、馮驥才、諶容等中青年作家都參加了那次座談會。茅盾先生在講話時，以他濃郁的浙江口音問了一句：“劉心武來了？”劉心武老師立刻起身，茅公注視著眼前這個年輕的作家，那一刻，劉心武老師感受到茅公眼神里的殷殷期望。劉心武老師說，在那一次座談會上，茅公“鼓勵包括我在內的新一代作家在新長征的路上創作出精彩的長篇小說”。所以那天我們一起走進茅盾故居時，劉心武老師反復說：“這還是我第一次來茅盾故居，茅公對我這么好，我早就該來看他了。”其實就在那次座談會兩年后，茅公就駕鶴西去了，劉老師在閱報欄里看到了茅公去世的消息，就知道自己再無機會拜訪他了。

不負茅公期望，進入80年代以后，長篇小說的時代終于來臨，憑借短篇小說進入新時期文壇的作家們獲得了更廣闊的施展空間，包括古華《芙蓉鎮》、李國文《冬天里的春天》、張潔《沉重的翅膀》、王蒙《活動變人形》、路遙《平凡的世界》、劉心武《鐘鼓樓》在內的長篇小說脫穎而出，共同構成了80年代華麗的文學景觀，也可以視作那次中長篇小說座談會的漫長的回聲。《鐘鼓樓》獲得茅盾文學獎，背后竟然有著茅盾本人的加持，這真是一種奇妙的因果關系。那天在茅盾故居，我才從劉心武老師口中得知，茅公對當代文學的貢獻，不只在于他拿出25萬元個人稿費設立了茅盾文學獎，更在于他對當代長篇小說創作的鼓吹與推動。當然80年代的文學繁榮，離不開劉心武這些中青年作家們的不懈努力。

我工作以后(20世紀90年代初)，看到《鐘鼓樓》由小說拍成了電視連續劇，導演之一是拍攝過《渴望》的魯曉威，演員有楊曉丹、白志迪、劉佳、劉釗、梁天等。京韻大鼓與電聲樂器合奏的片頭曲一響起，20世紀80年代的氣氛就撲面而來。電視劇的第一個鏡頭，竟然是我后來工作的故宮，然后是壽皇殿、鼓樓、鐘樓依次出場，先聲奪人地構建起北京的歷史空間，之后是滿是自行車的大街(當時中國被稱為“自行車王國”)、擁擠不堪的公共汽車、商場的電子收款機、城墻根兒下的老人，生活的氣息撲面而來。那是真正的80年代，濃濃的時代氣氛，今天的“年代劇”做不出來，所以我建議想做七八十年代的懷舊劇的導演們都去看一看《鐘鼓樓》。

《鐘鼓樓》之后，劉心武老師又寫了《四牌樓》《棲鳳樓》《風過耳》這一系列描寫當代北京生活的小說。劉心武老師鼓勵文學探索，提倡文學新潮，根卻扎在中國的土地上，就像馮驥才老師說的那樣，追求“具有革新精神的中國現代文學”(馮驥才：《激流中——1979—1988我與新時期文學》，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年版)，所以他們的作品(以《鐘鼓樓》為代表)，既是傳統的，又是現代的。后來我專注寫北京文化，再后來又聚焦到故宮身上，以“新散文”的方式書寫歷史與文化，這里面有兩位老師的影響。1997年我出版三卷本《祝勇作品集》，是劉心武老師寫的序。那一年劉老師55歲，與我現在的年齡差不多。2021年劉心武老師80大壽(虛歲)，我們這些晚輩們，包括導演張元，編劇全勇先，詩人張曉波，評論家張頤武，作家邱華棟、張者和我，在北京富成花園一起為劉心武老師祝壽。那一天我對劉老師說，我認識劉心武老師的時候，劉老師正是我現在的歲數，沒想到一轉眼，他已成八秩老人，而我，也從一個毛頭小伙變成了劉老師當年的年紀。時光的飛逝，令人怵然心驚。

1999年，我還與劉心武老師做了一個對話，文字稿收入了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提問者祝勇》一書，2024年又收入遼海出版社出版的《大家的大家——祝勇訪談錄》(《祝勇著述集》之一種)中。在這篇對話里，劉心武老師說：

中國傳統文化的澗泉洗滌著這批年輕文人的精神，令你們的內心感到舒適與快慰。當然，我認為你們并不是要復古，而是以嶄新的視角，重新審視傳統文化，并予以翻新，鑄造出新意，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找到新的精神家園。這一點，有一點像歐洲的文藝復興，是假復興古希臘羅馬文化之名，表達思想啟蒙的真義，是“舊瓶裝新酒”。

我想，從《鐘鼓樓》，到我后來以故宮為主題寫下的一系列作品，也是一種傳承、一種延續。中華傳統文脈，從上一代作家的身上延續到我們的身上，從我們自身的生命經驗出發，去鑄造這個時代的“新意”。是“舊瓶裝新酒”，就是通過對傳統的追尋來表達時代的新意，也是“新瓶裝舊酒”，即用新的文學形式涵納悠久的文化。

202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八十周年、故宮博物院成立一百周年，我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以故宮文物南遷為主題的長篇小說《國寶》。在北京市文聯舉行的一次《國寶》對談活動中，《人民文學》雜志原主編施戰軍先生說這部小說延續了以《四世同堂》《鐘鼓樓》為代表的文學脈絡。這當然是溢美之辭，我的文字怎可與老舍、劉心武這些前輩相提并論？但《四世同堂》和《鐘鼓樓》對《國寶》的深刻影響，是不容質疑的。劉心武老師幾十年來對我的鼓勵、扶持，猶如茅公當年對于劉心武一樣，這也是一種文學傳統。

寫到這里，我突然想起我二十多年前買過劉老師一本書，名叫《劉心武侃北京》，好多年不看了，趕緊從書架上找出來，隨手一翻，翻到劉老師中年時期的兩張照片，我猜是在他家樓下的地壇公園照的，一張照片上，他的胳膊肘搭在古柏的樹瘤上，另一張是把手臂搭在古鼎上。圖片說明是這樣寫的：

時隔幾年的照片，卻無意中使用了同一種肢體語言——倚靠。一次倚靠的是千年古柏，一次倚靠的是明代銅鼎。北京所積淀的中華文明傳統，給我們的生命提供了一種強有力的支撐。(劉心武：《劉心武侃北京》，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

三

2023年11月，劉心武老師來故宮，我本想陪他上午門，看“茶·世界——茶文化特展”，沒想到他一屁股坐下來，哪兒也不想去，與我一邊品茶一邊聊天，一口氣聊了一個下午，后來又拽我去了王府井的文華東方酒店，說那里有一個名叫“紫膳”的茶室，下午茶非常好，他的助理焦金木就開車帶著我們去文華東方酒店。我們坐在五樓朝西的落地窗前，一邊看著西山日落(那天的能見度極佳，夕陽的余輝灑遍故宮的琉璃屋頂)，一邊品味英式下午茶，一直聊到晚上八點半。

那天我們談到了我的寫作，談到他剛剛在《新民晚報》上發表的那篇關于我的文章《寫作，在故宮博物院的潺潺雨聲中》。他問我，有沒有發現結尾有些匆促，我不解其意。他說，最后一段被編輯刪了，大致意思是某項文學大獎，我早就該得。他說我寫了這么多高質量的作品，不給我獎說不過去。我說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自己寫得好與不好，自己心里都很清楚，所以我既不自傲，也不自卑，而是對自己的寫作充滿自信。劉老師要我保持這份純凈、平和的心，還自嘲說，他早就是文壇邊緣人了，不管什么時候，作品都是第一位的。

由評獎，劉老師又說到作家浩然，開始為浩然打抱不平。浩然先生是六七十年代最當紅的作家，“文革”中有“八個樣板戲一個作家”，那“一個作家”，指的就是浩然。浩然的三卷本《艷陽天》和四卷本《金光大道》(前兩部)是“文革”時期書店里售賣的為數不多的長篇小說，又被拍成彩色故事片，風光一時無兩。當然這些作品后來因為階級斗爭色彩過于濃重而受到垢病，尤其是創作于70年代初的《金光大道》。但劉心武老師再三對我講，浩然先生80年代發表的《蒼生》是一部好小說，視角新穎，生活氣息濃郁，是集浩然一生創作之大成的作品，值得一讀。劉老師說，不論世人給浩然貼了什么樣的政治標簽，他其實就是一個作家，他“文革”的時候再紅，也沒有上“四人幫”的賊船。我想起我曾讀到一本書，說江青曾經想讓浩然當文化部長，但浩然想方設法逃過了。我還在一本回憶錄里看到，毛主席逝世后，在天安門廣場的追悼大會上，有人見到浩然，想請他牽頭，串連一些作家聯名給江青寫效忠信，浩然沒接茬兒，假裝什么也沒聽見，跑掉了。林斤瀾曾說：“浩然是好人。”這話不是在一般的時候說的，是“十年動亂”初期開浩然批斗會時說的，這事被老鬼記錄在《回憶母親楊沫》一書中。我見過浩然先生，沒有過交誼，但這些歷史記錄基本拼接出浩然先生的風貌，就像劉老師說的那樣，浩然并沒有什么政治野心，他只是想寫作，想發表，僅此而已。我想起當下常說的一句話，叫實現自我價值。為了實現發表的目標，不可能不受時代氛圍的影響，但他本質上是一個作家。

劉老師那天向我講述了一個細節，就是1974年，他已是北京人民出版社的編輯，去浩然家約稿，看到浩然家有一個書柜，擺的全是農村題材的小說——他把他能搜羅到的農村題材小說集中在一起，讀個透。劉老師記得有一本叫《第一犁》，是50年代的小說，作者叫李方立。劉老師感慨，那時有誰還記得《第一犁》，有誰還知道李方立呢？全中國恐怕只有浩然還在認真地研究它們。“文革”結束后，他特別需要肯定，所以憋了一口氣，寫下了反映改革開放初期中國農村真實變化的現實主義長篇巨著《蒼生》。劉老師認為《蒼生》是一部具有茅獎水準的作品，可惜在當時背景下，不可能完全從文學意義上評定這部小說，《蒼生》并沒有受到文學界的重視，可以說湮沒無聞，這一點非常可惜。如果確如劉老師所說，那么《蒼生》與《艷陽天》《金光大道》構成一部中國農民的“創業史”。我想，在浩然的心里，“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時代過去了，他的文學時代并沒有過去，他一定是不甘心，要為完成一部杰出的作品而拼盡全力。在那一刻，我有了閱讀《蒼生》的沖動。

我知道劉心武老師與浩然先生并無私交，況且浩然先生是六七十年代叱咤中國文壇的風云人物，后來終結那“風云”的，正是劉心武、王蒙、從維熙、馮驥才這些新時期作家。劉老師說，粉碎“四人幫”后，林斤瀾先生曾邀請幾位作家到他家里吃飯，有王蒙、劉紹棠、從維熙、鄧友梅、劉心武，也有浩然。我說，當時有個合影，我看到過，心里總覺得有點關公戰秦瓊的感覺，不搭。劉老師說，浩然當時的情緒的確有些低落，對劉心武這個“當紅作家”，既不冷，也不熱。

我沒有想到劉老師竟然對《蒼生》如此贊美，為這部作品受到的漠視而耿耿于懷。今日回想起來，這至少證明了兩點：第一是文學是有連續性的，無論《艷陽天》《金光大道》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極左政治的干預，身為作家的浩然還是盡可能去保持它們的文學屬性，而這兩部作品中殘存的文學性，未嘗沒有給后來的作家提供精神營養，一如李敬澤所說，如果沒有浩然，1970年代早期的中國將會荒涼寂寞；第二，在浩然先生早已經不“紅”的時候，劉老師對他的作品給予這樣高的評價，證明劉老師是一個很純粹的作家。我在這里想講的并不是浩然，而是劉心武——在他的眼里，評價文學的標準只有文學本身，不需要摻雜其他標準。這種純粹，這種誠懇，這種率真，這種坦蕩，這種不勢利眼，在時下復雜的文學環境中，顯得何其珍貴。

作者自述

當代社會，一切講效率，到處都在追求“跨越式發展”。是啊，社會經濟發展可以追求快，因為“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因為“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但寫作如同修文物一樣，想快也快不了，而且，必須要限速。故宮博物院有許多古代漆器。漆器制造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從漆樹上取下天然生漆，然后在一定的胎體上有規律、有層次地鬃涂，一般需要漆百余道，才能再進行描繪、剔刻、推光等工序。而每一次鬃涂，都要自然陰干，不能烘干或者在陽光下曝曬，那樣，漆器制成后會干裂。這樣算下來，一件漆器要多長時間才能制成？但這個過程是不能跨越的，不能“跨越式發展”。寫作也一樣，一個作家走向成熟，需要一個緩慢的醞釀過程。寫作這件事，比什么都需要耐心。

至少從十五歲，或者二十歲起，我的“寫作”(或曰“準備寫作”)就沒有中斷過。楊瀾曾經表揚我一直在堅持，她是我的同齡人，目睹我的“成長”。我感謝她的認可，只是想補充一句——就是在“堅持”背后，一定是熱愛。只有熱愛，才能穿透無邊的寂寞，始終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