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記憶：故宮文物南遷史》，鄭欣淼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25年10月出版

2025年是故宮博物院建院100周年，也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在這個具有特殊歷史意義的年份，一部厚重而深情的著作《國家記憶：故宮文物南遷史》再次將我們帶回那段風雨如晦、山河破碎的歲月。該書以小切口大主題的敘事智慧，以文物烽火錄的微觀史實闡述家國大義，也搭建起一座連接歷史與當下的文化橋梁。

這不是一場普通的搬遷，而是一次跨越十年、行程萬里、涉及萬箱國寶的“文化長征”。從1933年2月起，為躲避日本侵略者的戰火，故宮博物院約1.3萬箱珍貴文物自北平啟運，先后遷往上海、南京；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后，又緊急疏散至四川、貴州、湖南等地，輾轉于西南崇山峻嶺之間；直至1947年才東歸南京。這段歷史曾長期被遮蔽在抗戰宏大的戰爭敘事之外，公眾對其知之甚少。然而，《國家記憶：故宮文物南遷史》以詳實的檔案資料、珍貴的圖片、清晰的時間脈絡和生動的人物刻畫，為我們揭開這幅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書中不僅記錄了文物如何裝箱、運輸、保管，更展現了在民族危亡之際，一群知識分子與普通職員如何以血肉之軀守護中華文明的根脈。作者指出：“故宮文物南遷是中國抗日戰爭史上保護中華文脈的一場壯舉。”這不是一句口號，而是無數人用生命踐行的誓言。

中華讀書報：您在《國家記憶：故宮文物南遷史》中強調文物南遷是“國家記憶”，是什么契機讓您對這段塵封的歲月“念茲在茲”，并投入長達20年的心血去研究？

鄭欣淼：我對故宮文物南遷這段歷史產生強烈關注并投入研究，始于2005年。二十年來的探索，主要由三件重要的事不斷推動著我。第一件事，是2005年正值故宮博物院建院80周年，也是馬衡院長逝世50周年。馬衡先生正是抗戰時期故宮文物西遷存藏的重要決策者與管理者。為紀念他，我撰寫了《厥功甚偉 其德永馨——紀念馬衡先生逝世50周年》一文，在《故宮博物院院刊》發表。由此，“馬衡”與“故宮文物南遷”這兩個沉寂多年的名字，重新走進了公眾的視野。第二件事，是2010年6月，為紀念故宮建院85周年、紫禁城肇建590周年暨抗戰勝利65周年，北京故宮倡議并與臺北故宮共同組織了“溫故知新：兩岸故宮重走文物南遷路”考察活動。通過重走，我們不僅串聯起歷史的軌跡，更在彼此交流中堅定了合作整理檔案、深化研究的共識。第三件事，是2019年，“故宮文物南遷史料整理與史跡保護研究”被立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我擔任首席專家。這使研究工作進入了更系統、更深入的階段。正是在這樣的歷程中，我對文物南遷意義的理解不斷深化。它遠不止是故宮自身的一段院史，更是中華民族在存亡續絕關頭，守護文明薪火、彰顯文化韌性的壯闊篇章。因此，這項研究對我而言，早已超越個人興趣，成為一份必須承擔的文化使命——盡己所能，為之記錄，為之傳續。

中華讀書報：您在還原故宮南遷歷史時，發現了許多不為人知的珍貴細節。在發掘檔案和實地走訪中，哪一樁具體的人物事跡或事件細節讓您感到最能與那段歷史產生超越時空的情感鏈接？

鄭欣淼：最觸動我的，往往不是宏大決策，而是具體而微的生存圖景——它們真實丈量著守護文明的代價與溫度。一盞燈，照見了極致的艱難。南遷后期，物價飛漲，樂山、峨眉的燈油價格極具象征性：從1938年每斤2角，飛漲至1943年的26元，是原來的130倍。1943年，馬衡院長致信囑托燈油分配，細致規定“每燈每日發油四兩”，確保有限資源用在最必需的看守之處。燈火雖微，卻是在物質極端匱乏中對職責的寸步不讓。一輛車，則映射出戰時的特殊困境。莊嚴先生之子回憶，1944年底看到許多卡車側邊裝著燒木炭的圓桶。那正是戰時因汽油斷絕而出現的“煤氣車”，靠燒木炭或白煤驅動。到1945年，超過1500輛這樣的車行駛在主要干線上。這種“燒炭的汽車”，是現代運輸在戰火中因陋就簡、頑強存續的象征。能源短缺深刻攪動著所有人，由于汽車嘗試改用菜油，導致食用菜油價格飛漲，其漲幅遠超糧食，文物護運的困難與億萬民眾的日常生活困境緊密交織。這些細節之所以震撼我，是因為它們將“國寶南遷”還原為無數人在極端條件下的具體掙扎。一盞燈如何點亮，一輛車如何開動，這些看似瑣碎的物質難題，恰恰是文明在烽火中遷徙時最真實的足跡，讓我觸摸到那段歷史粗糙而溫熱的肌理，感受到前輩們用近乎執拗的細致，守護文明火種的深情。

中華讀書報：您在書中深刻闡述了“典守精神”，這是南遷故宮人“視國寶為生命”的信仰。您認為在和平年代的今天應該如何理解、傳承和踐行這種“典守精神”？

鄭欣淼：“典守精神”是故宮南遷先輩用生命踐行的信仰。在今日，它應從歷史壯舉轉化為一種持久的文明態度與集體實踐，其內涵可從三個維度理解與傳承。其一，從“以命相守”到“以心相承”，內化為文化敬畏與職業信仰。和平時期，“典守”體現為所有文化工作者對文化遺產的至高敬畏。它要求以“如履薄冰”的審慎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擔當，投入日復一日的保護、管理與研究，成為一種深沉而堅定的職業信仰。其二，從“專人典守”到“眾護共享”，升華為廣泛的社會責任。守護主體應從專業機構擴展到全社會。國家通過法律頂層設計，機構履行專業職責，而每一位公民都能通過了解、尊重、愛護與監督，成為文化遺產的“共同典守者”。這有賴于公眾“文化公民”意識的普遍覺醒。其三，從“靜態守護”到“活態傳承”，踐行于創新性發展之中。“典守”絕非將文物束之高閣，而是為了讓文明血脈在未來綻放新生。這意味著在保護好文物本體的前提下，通過研究、教育、數字化、文創等多種方式，讓文物“活”起來，使其蘊含的智慧與美融入當代生活，滋養人心。總而言之，當代的“典守精神”，核心是將對文明的珍視與護衛，轉化為深入社會肌理的持久實踐。它要求我們在喧囂時代，始終保持對歷史的溫情與敬意，對文化的責任與自覺。這份精神連接著過去烽火中守護燈火的先輩，也照亮著我們民族安頓自身文明、延續文化薪火的未來道路。

中華讀書報：此前在談到枕邊書時，您提到，如果有機會見到一位作家，很希望見到沈從文。您對沈從文的了解是一個怎樣的過程？

鄭欣淼：我希望見到沈從文先生，這源于對其文學的傾慕，更因一段從文學延伸到故宮的緣分。初識沈先生是在上世紀80年代，他的《邊城》等作品以沖淡筆觸描繪湘西的人性美與自然美，令我神往。而深入關注他，是在我到故宮工作后。為厘清他是否在故宮工作過的疑問，我查閱了檔案。發現1956年故宮確曾收到調他工作的通知，但批注顯示他并未正式調入，而是從1957年起以“兼職研究員”身份在故宮織繡組工作。他積極參與研究，許多故宮人都視他為“故宮人”。在故宮，沈先生的研究重點在織繡服飾。他注重學以致用，1958年曾親自護送故宮織繡藏品赴江南多地巡回展出三個月，貼近生產一線，并提出“一切研究，都為的是有助于新的生產”這一前瞻理念。面對故宮織繡研究力量薄弱的情況，他悉心指導青年，培養了如陳娟娟等日后成為權威的專家。同時，故宮的豐富藏品也滋養了他的研究。他撰寫了《中國刺繡》等重要文獻，參與了《中國古代服飾資料選輯》等奠基性編纂工作。1959年，作為國慶獻禮的故宮織繡館開放，他擬定了系統詳盡的陳列設計并參與布展，貢獻卓著。這段歷史令我感慨。我于2005年發表《沈從文與故宮博物院》一文，公布了相關信函檔案，在文學界引起反響。丁玲的先生陳明先生還曾特意來故宮致謝，讓我深感歷史細節的溫暖與力量。

中華讀書報：作為歷史的書寫者，您如何處理宏大的歷史敘事與微小人物細節之間的關系？

鄭欣淼：我認為，宏大的歷史敘事唯有浸潤于具體生命的肌理之中，才能獲得真實的重量與溫度。故宮文物南遷是一部文明存續的壯闊史詩，而這部史詩是由無數鮮活的個人及其家庭織就的。在我的書寫中，著力從兩個層面展現這種關系：

一是守護者的精神世界：風雅與信念，是穿透苦難的光。在戰火紛飛、物資匱乏的歲月里，支撐故宮同仁的不僅是職責，更是他們深厚的人文修養與豐盈的精神世界。在安順、樂山等地，他們吟詩、作畫、訪古、研學。馬衡院長以詩文言志，莊嚴先生在南遷途中賦詩數十首，同仁間彼此唱和。這種在困境中保持的文人風骨與雅趣，絕非閑情逸致，而是中國知識分子家國情懷與“視國寶為生命”信仰的深刻體現。正是這種內在的精神光芒，讓他們在最晦暗的時空里，成為了文明的火種與光源。二是遷徙中的家庭史詩：國運與家運的深刻交織。南遷史也是每一個護寶家庭的流離史與成長史。我特別關注這些家庭的軌跡。例如莊嚴先生一家清貧相守，夫人在后方全力操持，他則以“名畫接龍”的游戲啟蒙兒子，將藝術的種子與澹泊的家風深植后代。家庭，成為守護者最堅實的后方與文化傳承最生動的課堂。而梁廷煒、梁匡忠父子的故事更具象征意義。梁家三代服務故宮，是名副其實的“故宮世家”。尤為動人的是，梁匡忠子女的名字，無意間鐫刻了國寶遷徙的路線：長子“峨生”（峨眉）、長女“嘉生”（樂山）、次子“金生”（南京）、次女“寧生”（南京）、幼子“燕生”（北京）。這五個名字，連綴成一幅鮮活的南遷東歸地理圖，將家族血脈的延續與國家文脈的流轉完美融合。

因此，處理宏大敘事與微小細節的關系，關鍵在于堅持“以人為本”的歷史觀。典守大業的完成，依靠的是每一個具體的人，以及滋養他們的家庭與精神。書寫他們日常的堅韌、家庭的溫情、精神的豐饒，并非稀釋歷史的莊重，恰恰是讓這段“國家記憶”變得可感、可親、可敬。它揭示了一個樸素的真理：文明的奇跡，從來不是抽象的符號，而是由無數具名的生命，用他們的風骨、汗水、智慧乃至整個家庭的軌跡共同鑄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