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十二日，謂之花朝節，皇太后（指慈禧）是日至西苑中為觀剪彩之戲，先遣派太監人等預備紅黃各色綢緞，由宮娥等剪之成條，每條長三尺許，寬二寸余，系之于牡丹花及眾花木之枝上，宮娥太監等取紅黃各條系畢，滿苑中紅黃各條飛揚，而宮娥等盛服往來，五光十色，宛如穿花蝴蝶。”這是1942年刊于《立言畫刊》第180期第22頁的《清末內廷花朝節盛況》（作者退叟）一文中內容。繽紛美景，如在眼前。

提起花神，常被誤為是南方習俗，其實它源于北方，自唐代起一直延續，老北京有多座花神廟，最著名的是圓明園匯萬總春之廟（毀于1860年，兩通廟碑仍存，在今北京大學燕南園）。歷史上，屈原、李白、歐陽修、白居易、蘇東坡、楊延昭、梁紅玉、西施、公孫大娘等都曾被視為花神，可見花神文化影響之深。

隨著央視馬年迎春聯歡晚會中的節目《賀花神》爆火，且一年一度“花朝節”將至（有農歷二月初二、二月十二、二月十五三種說法，明清后多取二月十二日），被稱為“中式浪漫”的花神文化引起廣泛關注。

不少人好奇：神總該一個蘿卜一個坑，為何花神一下子冒出12個？是不是編制太多了，該精簡了吧？其實，早期花神也只有一個，即女夷，后期隊伍發展，規模越來越大，其增長之勢，非人的意志可轉移。本文主要依據學者楊瑞的《歲時花朝：唐宋以降“花神”形象的嬗變》，試作科普。

將錯就錯 花神隊伍趁機壯大

十二花神其實是往少說了。《紅樓夢》第七十八回，賈寶玉說：“你不識字看書，所以不知道，這原是有的。不但花有一個神，一樣花有一位神之外，還有總花神。”所謂“百花神”，真是百余位。

最早的花神是女夷，乃“天帝之女”。《淮南子》記：“女夷鼓歌，以司天和，以長百谷禽鳥草木。”《淮南鴻烈解》注為“主春夏長養之神”。此說未見于同時期其他古籍，可能來自民間，是先民們在生產實踐中，感受到自然節律對農耕的重要性，油然而生敬畏之情，尚缺文化賦意。

唐代時，花神一分為二，據明人陳懋仁在《庶物異名疏》中記：“花神名女夷，乃魏夫人弟子，花姑亦花神。”女夷不是“天帝之女”么？怎么成了魏夫人的徒弟？花姑又是誰？

魏夫人即東晉女道士魏華存，據上清派早期經典《真浩》記，她在晉哀帝興寧二年（364年）攜各路仙真下凡，親傳上清經典于茅山道士楊羲，開上清一脈，被尊為南岳夫人。她的女徒弟叫華姑，又名黃靈徽，修煉后“年邁八十，貌若嬰孩”，于唐開元九年（721年）飛升，轟動一時，唐玄宗令將華姑事跡編入《后仙傳》，后著名書法家顏真卿為黃靈徽寫過《撫州臨川縣井山華姑仙壇碑銘》，不知為何，把華姑寫成“花姑”（古代華、花二字互通），把黃靈徽寫成“黃令微”。

既然“黃令微”是“花姑”，升天后自然當花神，成女夷同事，可“黃令微”有學歷，為給女夷補足短板，晉朝魏華存被算成漢代女夷的老師。

黃靈徽與農業沒半毛錢關系，無當花神的資格。古籍倒是記錄過幾位準花神，如東晉無名氏著《漢宮春色》，稱漢惠帝的張皇后死后成花神，因“生前容德兼美……或抱沉冤以沒……皆為花神”；再如五代沈汾的《續仙傳》（書佚，部分內容見《太平御覽》）記，道士殷七七遇杜鵑花神。這兩例顯然更像回事。

文化賦意是各方博弈的結果，不可只從常理推斷。從結果看，“黃令微”成了主流說法，并給原本只是自然崇拜的花神文化注入永生、超越、愛美、自我修煉等道家文化內涵。

在道家文化啟發下，中國的花神文化形成“花信風”觀念，肇始于南唐徐鍇的《歲時廣記》（書已佚，相關內容轉抄在南宋程大昌的《演繁露》中），即：“‘風不信，則其花不成’，乃至花信風者，風應花期，其來有信也。”

在古人看來，不同品種的花開放時間不同，同品種花則相近，必然是一種花有一神，各司其責。花神隊伍有了壯大的借口，但直到明代，“擴編”才基本完成，開始用十二花神代表十二月。初期皆女神，后擔心陰陽失調，一半換成男神，甚至干脆擴編成二十四花神，男女搭配。

既有好吃的又有好玩的

花神超編，可能還有一原因，即中國幅員遼闊，各地花期不同，形成不同風俗。

有關花朝（意為花的生日）的最早記錄出自春秋時范蠡的《陶朱公書》（書已佚，相關內容轉抄在《月令粹編》中）稱：“二月十二日為百花生日。無雨，百花熟。”春秋至西漢是中國歷史上的溫暖期，平均氣溫可能比今天高2℃，花期早。

唐代亦屬溫暖期，平均氣溫比今天高1.2℃。唐代定二月十五日為花朝節，與元宵節、中秋節并稱三個半月節。唐德宗貞元五年（789年）廢正月晦日之節（農歷每月最后一天，人們通過祓禊、宴飲等祛邪祈福），以二月初一日為中和節（祭天地、山水、百草等，后漸成龍頭節），這可能是一些地區將花朝節定在二月初二之源。

晚唐羅虬著《花九錫》，稱賜花九種高規格禮節，即“一重頂帷（障風），二金錯刀（剪折），三甘泉（浸），四玉缸（貯），五雕文臺座（安置），六畫圖，七翻曲，八美醑賞（醑音如許，意為美酒），九新詩（詠）”。進一步打開了花神文化的內涵。

自唐至清，花朝節成豐富多彩、特色鮮明的民俗節日，代表美食是花朝糕，據明代彭大翼《山堂肆考》記，用鮮花與米一起搗碎后蒸成，傳說是武則天首創。宋代時，每年二月初九，皇帝都以此糕賜近臣。明清時，“今則于初二日戴蓬草，并和以米粉煎為餅，或只取所余年糕煎食，以應節物”。

唐人已將紅色彩綢條系在花枝上，稱“賞紅”，傳說道士崔玄微為護百花不受狂風摧折，立朱紅旗幡，上設符咒，本文開頭時提及，晚清宮廷仍行此。

“挑菜”習俗也出自唐代，源于“曲江拾菜”，即挖野菜，南宋宮廷在花朝節時辦挑菜宴，把“挑菜”設計成類似摸彩的游戲，輸者現場吟詩，或懲以吃生姜、喝涼水。士人在這一天“競買花木植之園圃”，百姓則“下瓜茄菜種”，人們認為此日栽植易成活。

花朝節還是踏青時節，女性結成“撲蝶會”，一起出游。男孩們鐘情斗草游戲，“武斗草”指各持草莖，勾連對拉，先斷者輸；“文斗草”則手持花草起名，讓同伴對句，貼切者勝。

宋朝時官方規定，地方官須在此日“出郊勸農”，據南宋吳自牧的《夢粱錄》記：“此日帥守、縣宰，率僚佐出郊，召父老賜之酒食，勸以農桑，告諭勤劬，奉行虔恪。”

李衛沒混入花神隊伍

花朝節的重點是祭祀與吟詩。

南宋時，蘇州已有祭獻“百花大王”活動，多地建花神廟，“種種香花異果供養，掛名賢書畫，設珍異玩具，莊嚴道場，觀者紛集，竟日不絕”。

古代農民據花朝日預測收成：晴則豐收，即“花朝日晴，則百果多實”；雨則艱難，所謂“有利無利，但看二月十二”“雷打百花心，百樣無收成”。《致富奇書》也說：“十二日為花朝，夜里要晴。大抵二月怕夜雨，若此夜晴，雖雨多不妨。”

花神的作用大，怎樣才能討其歡心呢？古人想到了詩和美人。明代黃周星筆下的花神祠，是“閣中置木主，以奉祀百花之神，如東皇封姨亦與焉。兩傍配以歷代之才子美人，如司馬長卿、卓文君、秦嘉、徐淑之屬”。

據學者高雅在《花朝節及十二花神的傳說與研究》中鉤沉，清代至少有3種花神名單，兩種是男女各12人，一種是男女各6人。女花神皆美人，如楊貴妃、虢國夫人、西施、花蕊夫人、江采萍、宓妃、貂蟬、王昭君等，兩人是女中豪杰，即公孫大娘、梁紅玉。男花神多詩人，如李白、皮日休、周敦頤、范成大、高似孫、白居易、楊萬里、林逋、蘇東坡等，鐘馗憑才華與正直，亦中選。

花神文化精致、開放，但也有人想渾水摸魚。學者馬驍、吳曉敏、陳東在《廟制仿西湖，云楣天藻敷：乾隆皇帝與花神廟》中，鉤沉出一段往事：

圓明園匯萬總春之廟仿自杭州湖山神廟（俗稱花神廟），它是名臣李衛在雍正九年（1731年）建的。乾隆首次下江南（1751年），游覽過該廟附屬的“竹素園”，第二次（1757年）、第三次（1762年）也去了該園，并寫詩。1770年，乾隆批準在圓明園建匯萬總春之廟，“每月每日香燭供獻，萬壽圣節并花朝年節安擺貢獻”，在詩中，承認“廟制仿西湖”。

直到第五次下江南（1780年），乾隆才發現不對勁，問大學士嵇璜，為何廟中花王形象“粗俗乃爾”，嵇璜說，那是按李衛的模樣塑成，廟東樓有二女像，是他最寵的妾。乾隆問，李衛像旁為何還塑個麻子像？嵇璜答，那是野茶館說書的季麻子，李衛喜歡聽，就把他的像塑在身邊了。

乾隆大怒，說李衛本是做小買賣的，在督撫中也非“公正純臣”，得雍正恩眷，頗“任性驕縱”，在江浙工作也沒成績，竟敢“立廟，永享祠祀”，下令將李衛等像搗毀，扔到西湖里，重塑花神像，據說“花神精彩，猶奕奕動人”。可不知為何，杭州湖山神廟原本香火旺盛，毀了李衛像后，急轉直下。嘉慶元年（1796年），梁章鉅任江蘇巡撫時，“廟貌已敝”，后倒塌，清末時舊址改建左宗棠祠。

乾隆發飆，源于李衛趣味太低，煞風景，而乾隆對花神有美好想象，一生寫過80多首與花朝相關的詩。

毀李衛像后2年，避暑山莊的匯萬總春之廟亦建成（1913年毀于軍閥混戰），其中塑像“老穉（同稚）姸媸（音如吃，意為貌丑），紛紜萬象”，意思是有老有少、有美有丑，只要生動傳神，乾隆都能接受，只是混入一個李衛這樣沒品的，實在受不了。

愛美是人的天性，會美則看個體的修養。花神雖多，卻沒一個是濫竽充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