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從安達盧斯到中國的旅程——評《致烏爾利爾的贊歌》

與當代強調日常經驗與自我敘事的創作潮流不同,卡洛斯·阿爾貝托·布蘭科·佩雷斯(Carlos Alberto Blanco Pérez)的《致烏爾利爾的贊歌》(Himnos a Urlil)既沒有躲進個人情緒的角落,也不落入政治抒情的傳統框架,而是以開闊的筆觸將語言視作通向存在、本源和光明的階梯。作品開篇便以不容置疑的語氣讓讀者置于精神的高處:“Elévame al absoluto / hazme sentir lo infinito(引我至‘絕對’之高地,令我感受‘無限’)。”從西班牙思想的根基出發,作者將“無限”“絕對”等作為創作的核心。讀者感知到的不是輕盈的意象,而是一種具有穿透力的精神力量。
西班牙思想史中,關于“光”最早的闡述出自安達盧斯的猶太-阿拉伯哲學家,如伊本·白哲(Avempace)、伊本·魯世德(Averroes)、邁蒙尼德(Maimónides)等。他們將亞里士多德的能動理智(active intellect)解釋為一種智性之光(luz intelectual)。伊本·魯世德在《亞里士多德〈論靈魂〉長評注》中說:“光使潛在可見變為真正可見;能動理智使潛在可知變為真正可知?!薄吨聻鯛柪麪柕馁澑琛芬脖磉_了類似的觀點,例如詩人寫道:“La luz interior es creadora; abre nuevos mundos en la libertad de la mente(內在之光自有創造力;于心智自由中開啟嶄新世界)。”這種將“光”視為認知源泉的觀念,與安達盧斯的智性之光傳統形成呼應。布蘭科的宇宙觀來源于各大文明,但又不局限于西方或東方的文化傳統,而是以“智性之光”貫通世界,這與伊本·魯世德“理性即世界之光”的命題在思想層面形成回響。
16世紀的西班牙迎來了思想上的黃金世紀。此時對“光”的理解逐漸從哲學范疇轉向宗教神秘主義。比如弗雷·路易斯·德·萊昂(Fray Luis de León)在《靜夜》(Noche Serena)中寫道:“Inmensa hermosura/aquí se muestra toda, y resplandece/clarísima luz pura,/que jamás anochece(無邊的美好/在此全然展露,熠熠發光/純凈的明耀天光/永不沉入黑夜的夢鄉)?!惫馔c宇宙的純凈相聯結,能人獲得深邃的清明(claridad profunda),并在光的照耀下體悟真理。正如當時的拉丁格言對光與真理同一性的概括:“Lux tua, Deus, est veritas(你的光,即真理)。”《致烏爾利爾的贊歌》中也強調“光即真理”的觀念,比如:“La verdad nace de mi luz y se abisma en mi luz(真理由我的光誕生,并沉浸于我的光中)?!睆哪撤N程度上說,可以被看作是對“光即真理”這一理念的延續。
在《致烏爾利爾的贊歌》中,光不僅是真理,更升華為精神的力量:“Tu luz es palabra de vida engastada en el oro del espíritu(你的光是鑲嵌在金色靈魂中的生命之言)”,“Los que teméis lo oscuro, mirad al cielo(畏懼黑暗者,請仰望蒼穹)”。上述詩句不僅揭示了光明與黑暗的辯證關系,更映照出圣胡安?德?拉?克魯斯(San Juan de la Cruz)將光、火、愛合為一體的神秘主義傳統。他在《鮮活的愛之火焰》(Llama de amor viva)中寫道:“?Oh llama de amor viva, que tiernamente hieres,de mi alma en el más profundo centro!(哦,鮮活的愛之火焰,你溫柔地刺傷了,我靈魂的最深處!)”。在《靈魂的暗夜》(Noche oscura del alma)中,“En una noche oscura, con ansias, en amores inflamada, ?oh dichosa ventura!(在幽暗的夜晚,心中思念熾熱,燃燒著愛的火焰,多么幸福的際遇?。薄T谶@里,光、火與愛三者合而為一,成為精神力量的重要源泉。
此外,在《致烏爾利爾的贊歌》中,光還是智慧的象征。詩人寫道:“Quien venera la luz crece con ella en poder y sabiduría(崇敬光者,智慧與力量皆與光同增長)?!边@種對智慧的尋求,呼應胡安?拉蒙?希梅內斯(Juan Ramón Jiménez)在《永恒》(Eternidades)中寫下的:“?Intelijencia, dame / el nombre exacto de las cosas!(智慧,請告訴我萬物的名字)?!睆倪@個意義上講,《致烏爾利爾的贊歌》體現了“詩性理性”(razón poética)的內涵。理性不應被視為純邏輯的、冷峻的結構,人在精神層面真正的知識來自對“光”的體驗,而詩歌正是使這種體驗得以呈現的方式。這一概念的提出者瑪麗亞?桑布拉諾(María Zambrano)在《人與神性》(El hombre y lo divino)中解釋說:“‘Luz de luz’será la fórmula acabada de este dios descubierto por el pensamiento, por la inteligencia movida por ese íntimo anhelo de la vida humana de ver y de ser vista(人類對看見和被看見有著內在渴望,這推動了思考與智力活動,并使人們發現了神的秘方——照亮一切的光)。”布蘭科在詩集中多次用“破曉”“新光”“初光”描述精神的蘇醒,例如:“Bucea en ti… y descubrirás cómo amanece el infinito(“潛入心靈深處……你將看見‘無限’如何在心中破曉)?!贝司鋷缀踔苯又厥隽松2祭Z所說的人類需要通過光來看見和被看見。光使得周遭的‘無限’變得明亮,被人重新發現。
此外,桑布拉諾在《林間空地》(Claros del bosque)中提出了“claro”(林間明亮的空地)這一關鍵意象。她認為在混沌、幽暗、痛苦的森林中,人會突然來到一片明亮的空地,而“所有真正的啟示都發生在這片‘空地’上”。布蘭科則在詩作中大量使用”開闊”“光場”“宇宙的空白地帶”等意象,尤其是描述其在世界各地的體驗時,該特點更為鮮明。這些意象與桑布拉諾提出的“明亮的空地”形成呼應,二者均指向世界驟然敞開的時刻。
桑布拉諾認為,自啟蒙時代以降,西方文明長期將邏輯理性(logical rationality)奉為最高準則,這使得靈魂被迫隱藏;而真正的知識則源于“靈魂的出場”(salida del alma)。靈魂不應被禁錮于理性、歷史、社會的結構中,它必須“走出來”,讓自身得以顯現。在《致烏爾利爾的贊歌》中,詩人的靈魂以不斷上升的形式出現,如:“mi alma asciende a un cielo de orden,a un paraíso de pureza y geometría(我的靈魂升向秩序的蒼穹,抵達純凈和法則的天國)?!边@種靈魂的出場不囿于神秘主義的神學維度,而是以桑布拉諾所倡導的哲學-詩性方式呈現,讓知識得以生發。
桑布拉諾并非要回到神秘主義,而是力圖構建一種“現代靈性”。她在《人與神性》中指出,現代人既失去了宗教,又無法用純科學認知自我,因此需要新的靈性體系——一個既不依附宗教、又能超越經驗世界的空間。這正是《致烏爾利爾的贊歌》的核心精神所在。布蘭科闡釋烏爾利爾(Urlil)這一符號說:“Urlil es la luz primordial, cuya pureza resplandece en todo lo bello que hay en el mundo(烏爾利爾是本源之光,其純粹在世間一切美好之物中閃耀)?!北驹粗獾撵`感可能源于西方固有的文化傳統,但其范疇并不局限于特定的宗教或文化,而是“絕對”“本源”“無限”的代表。這縷本源之光是人類在苦難、愛、真理追尋中體驗到的“不可言說的在場”(ineffable presence)?!吨聻鯛柪麪柕馁澑琛非『檬菍@種“新靈性”傳統的延續??梢哉f,詩集不僅與桑布拉諾在思想上一脈相承,更可以被視作是其“詩性理性”概念在詩歌創作中的高度彰顯。桑布拉諾和布蘭科都將詩歌與哲學聯結,構建了“光的思想”——這種思想既扎根傳統又超越傳統;既源于西班牙文化,又屬于人類共有的精神財富。
更值得關注的是,中國作為文化意象與精神傳統出現在詩集中。通過與中華文明對話,布蘭科構筑了跨文明、跨宗教、跨哲學譜系的“普遍靈性”。在此意義上,東方元素并非單純的文化符號,而是構成詩歌思想力量的“第二脈絡”。
詩中對于“光”的言說、認知的方式和靈魂的姿態,皆在與中國傳統對話之中獲得了新的深度。詩人首先將中國描繪為光的原野:“?Oh mundo! ?Oh esplendorde lo que siempre inspira! Tu luz es un espacio infinito, exhalación larga y sonora de un alma que se expande(哦世界!靈感之物匯聚的光輝!你的光芒是無垠的空間,是靈魂舒展時悠長而明亮的呼吸)。”此處“中國”被等同于“光的空間”,是靈魂呼出的氣息。這種氣韻化的表達,與中國古典哲學中“氣生萬物”“氣化萬象”的形上觀念暗暗相連。光化作氣,空間成為氣的流動,而中國則成為“流動光明”的象征性文明體。詩人形容長城為“un dragón recostado en la monta?a(臥于山脊之巨龍)”。在中國文化傳統中,龍象征著“氣”的流動、天地靈力的貫通以及陰陽交匯的動力結構。接著詩人寫道:“Sólo ansío traspasarte, porque anhelo superar todo lo que el hombre conoce(我只渴望跨越你,因為我渴望超越人所知的一切)。”此時長城不再是“阻隔”,而是成為“通達”的閾限,象征人類精神突破有限之境、抵達無限之境的契機。隨后,詩人與樂山大佛相遇,為其莊嚴靜穆的力量所震撼:“Quedé sobrecogido por tu buda gigante… para unir al hombre con la naturaleza(我驚異于巨大的佛像……使得人與自然相融一體)?!痹谠娭?,大佛面對的是奔涌的河流,石刻的身體與自然渾然一體,而“人”在佛像前被重新歸入宇宙整體的呼吸之中。佛陀的光化作慈悲與智慧的力量:“Su dulce sonrisa irradia paz… eleva el alma(他溫柔的微笑散發安寧……讓靈魂升華)。”
在《中國篇》(China)里,詩人的語氣愈發帶有某種返本歸源的意味。譬如“Loindescriptibletomóvidaante mis ojos; lo inefable inundó mi alma con su fulgor puro(不可描述者在我眼前煥發生機;不可言說者以純凈輝光浸透我的靈魂)”。在中國的風景中,他終于得以看見那“不可言說的存在”。這與《莊子》中“得意忘言”的境界高度契合——真正的道無法通過概念去認知,唯有憑借靈魂的直覺與頓悟才能領會。中國由此成為詩人在“光”的冥想旅途中抵達的本真之境。在此處,思維轉化為觀照,觀照轉化為澄明,而澄明本身即是光。
這種書寫不止是對建筑的贊美,更是將光的哲學系統融入中國的美學符號中。詩人眼中寺塔、石窟、大佛皆是“光之容器”——是人類以物質為光搭建的居所,讓光在時間中留存、在空間中可見。正如詩人所言:“Si del Oriente viene la luz, comience nuestra búsqueda por las tierras que primero ven la pujante claridad del Sol(既然光來自東方,我們的追尋便應從最先迎見蓬勃晨光的土地開始)。”正因如此,他以東方為起點開啟了環球之旅。詩人將“東方的光”視作精神的晨曦,即文化、智慧乃至本體層面的起點。這種理解不再是歐洲中心主義視角的東方情調,而是一條真正的追尋光的路徑。
綜觀全書,《致烏爾利爾的贊歌》所點亮的并非單一文明的燈盞,而是一條跨越哲學、宗教、詩學與靈性傳統的“光之譜系”。這縷“光”既源自安達盧斯的智性之光,也包含西班牙黃金世紀的神秘之光,更凝聚了桑布拉諾的“詩性理性”之光。布蘭科把這些看似零散的傳統融入一架向上延伸的階梯,讓光成為聯結東西、貫穿古今的精神媒介。在布蘭科的詩句中,光不再只是隱喻,其本身就是一種存在;讀者也不是置身事外的旁觀者,而是與光同行的旅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