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至1932年間，執教清華的朱自清休長假，漫游歐洲五國，歷時十一個月。其間于英倫居留七月，潛心研修語言學與英國文學。歸國后，遂有《歐游雜記》問世，專記歐陸行蹤；至于英倫見聞，則薈萃為《倫敦雜記》。

在《倫敦雜記》創作與刊布歷程中，作為朱自清摯友，葉圣陶先后扮演了“助產士”與“保姆”角色。朱自清與葉圣陶相識于滬上，因志趣相投且同隸文學研究會，結為莫逆。1924年7月，二人與俞平伯合編叢刊《我們的六月》。1925年，朱自清任教清華大學，葉圣陶依舊蟄居滬上，魚雁不絕。抗戰爆發后，二人重逢于成都，合編《文史教學》雜志。戰后，葉圣陶返滬，朱自清北上重執清華教鞭。

現存文獻中最早提及《倫敦雜記》者，為朱自清1934年9月18日致葉圣陶手札，內云：“《倫敦記》月底可成一篇奉寄。”《倫敦記》即《倫敦雜記》之初名。由此可知，之前葉圣陶已與朱自清商討此稿的寫作與發表，而且大概率系葉圣陶主動約稿。據朱自清日記載，1934年10月27日，他僅一日便撰就《三家書店——倫敦雜記之一》，記述客居倫敦時常去的三家各呈異趣的書肆，包括查令十字路上被譽為“世界最大的新舊書店”的福也爾書店。此時，距他旅歐歸來已兩年有余。次年元旦，是文刊于開明書店旗下的《中學生》第五十一號，占據九個頁面，署名朱自清。在朱自清1934年11月13日日記中，還有如下記載：“開明送來《倫敦雜記》第一部分的稿費十八元。”換言之，四千五百余言的《三家書店——倫敦雜記之一》，開明書店是按千字四塊大洋計酬，且采取預付方式，給予這位作者的待遇實屬優渥。

同樣據朱自清日記，《圣誕節風俗一斑——倫敦雜記之二》始作于1934年12月15日，越兩日即告殺青，文中備述英倫圣誕習俗，諸如圣誕樹的裝點、圣誕禮物的贈送等。12月18日，朱自清致函葉圣陶云：“傾又成《倫敦雜記》一則，記圣誕節事。若能一并載入‘新年號’最盼，否則兄載此篇亦可。‘雜記’大約尚有十二則或十三則，期于一年內寫畢，《中學生》有時每期可載兩則（短的）。”不過，最終并未隨《三家書店——倫敦雜記之一》“一并載入‘新年號’”，而是于1935年2月1日發表在《中學生》第五十二號，結集時篇目易作《圣誕節》。其署名不復為朱自清，改為佩弦（朱自清字佩弦）。自此之后，這組系列散文在該刊連載時，均沿用這一署名。按照“‘雜記’大約尚有十二則或十三則”之說，算上業已脫稿的兩篇，《倫敦雜記》本計劃有十四篇至十五篇的規模，然而朱自清最終認為“所知終究有限，不如藏拙為佳”，未能盡如初衷。未竟之篇，包括莎士比亞故鄉斯特拉斯福之游記，以及閑話倫敦戲劇、倫敦男女社交風尚等文。

轉過年來，朱自清2月4日日記留有記載：“寫《倫敦雜記》第三章，談倫敦的食品。”饒富意趣的是，文中言：“倫敦頭等飯店總是法國菜,二等的有意大利菜，法國菜，瑞士菜之分；舊城館子和茶飯店等才是本國味道。茶飯店與煎炸店其實都是小飯店的別稱。”顯然，彼時英倫本土風味實難躋身頂尖美食行列。當年3月1日，此文刊于《中學生》第五十三號，篇目為《吃的——倫敦雜記之三》。

接下來，朱自清在1935年3月21日日記中寫道：“寫倫敦《作者之家》。”3月23日續記：“寫完《作者之家》。”文章詳述作者尋訪英國作家狄更斯、濟慈、加萊爾、約翰生和格雷故居的見聞，生動展現諸文豪的生活片段和文學成就。當年5月1日，該文易名為《文人宅——倫敦雜記之四》，刊《中學生》第五十五號。

朱自清1935年4月11日日記又載：“寫倫敦《加爾東尼市場》的短文。”此文細致描摹作者徜徉加爾東尼舊貨市場的見聞。不過，這篇文章并未交付《中學生》，而是以《記倫敦加爾東尼市場》為題，刊當年4月14日《大公報》“文藝副刊”第一四七期，署名佩弦。收入集子時，恢復原題。

此后近半年光陰，朱自清暫擱《倫敦雜記》筆耕。他在《〈倫敦雜記〉自序》中道出緣由：“有一天，看見《華北日報》上有記載倫敦拉衣恩司公司的文字，著者的署名已經忘記。自己在《吃的》那一篇里也寫了拉衣恩司食堂；但看了人家源源本本的敘述，慚愧自己知道的真太少。從此便有擱筆之意，寫得就慢了。”

直至1935年10月26日，朱自清日記才重現相關記述：“寫《倫敦雜記》第六篇。”兩日后，他在致葉圣陶信中云：“《倫敦雜記》已成一則，寄上。以后擬日作二篇。”由此觀之，朱自清應當是受到葉圣陶的鼓勵，才重拾筆墨。此文雖為該系列第六篇，但對于《中學生》而言屬第五期連載，故于當年12月1日以《乞丐——倫敦雜記之五》為題，刊該雜志第六十號，述及在倫敦遇見的形形色色乞丐及其求乞之道。

因雜事牽絆，朱自清“以后擬日作二篇”的承諾并未兌現。其1935年11月3日日記有載：“上午準備《倫敦雜記》的資料。”

所備資料中，最具參考價值者當屬裴歹克著《倫敦指南》一書。12月12日又記：“寫一篇有關倫敦公園的隨筆。”這篇從準備至脫稿歷時一月有余的文稿便是《倫敦的園子》，詳述海德公園、攝政公園、動物園和皇家植物園的諸多奇觀及其珍禽異獸。文章于次年2月1日刊《文學》第六卷第二期，署名佩弦。收入集子時，改題《公園》。

1936年10月，朱自清有多達四則日記涉及《倫敦雜記》，而這四天時間皆用于撰寫《博物院——倫敦雜記之七》，細數不列顛博物館、維多利亞亞伯特博物院、自然史博物館、歐戰博物院、國畫院、國家畫像院、泰特畫院種種情狀。當年12月1日，該文刊《中學生》第七十號。

這組散文的壓卷之作為《房東太太》，記述作者旅英時房東歇卜士太太的趣聞。這位老太太不僅是朱自清的房東，更兼為忘年之交，頗增其異國旅居之趣。《圣誕節》所記圣誕節，作者便是在她家歡度。他的加爾東尼市場之行，亦由她提及而后成行。《房東太太》創作于1937年4月27日至28日，當年6月1日刊《文學雜志》第一卷第二期，署名朱佩弦。

本來，《倫敦雜記》在連載階段，開明書店便已應允作者結集出版，且書稿隨排隨等。“七七事變”前夕，葉圣陶曾致函催促朱自清速竣此書，提醒“免得彼此損失”。然而1937年8月13日，淞滬會戰驟起，日寇突襲上海閘北中國守軍，設在梧州路的開明書店印刷廠毀于炮火，已排書稿隨烈焰化作灰燼。

1942年歲末，客居昆明的朱自清從書堆里翻出這九篇舊稿。他在《〈倫敦雜記〉自序》中追憶：“這是抗戰那年從北平帶出來的，跟著我走了不少路，陪著我這幾年——有一篇已經殘缺了。我重讀這些文字，不免懷舊的感慨，又記起和開明的一段因緣，就交給開明印。承他們答應了，那殘缺的一篇并已由葉圣陶先生設法抄補，感謝之至!只可惜圖片印不出，恐怕更會顯出我文字的笨拙來，這是很遺憾的。”此處“圖片”，指的是《中學生》連載時配發的插圖。

上述引文未免過于簡括。值得慶幸的是，作為《倫敦雜記》責任編輯，葉圣陶于其日記中留存了該著從編校到出版的全過程，為這段文事添加上清晰注腳。

其中，1942年記有：

11月9日：“燈下，作書復佩弦，渠之《倫敦雜記》一稿欲售與開明，允之。”

11月19日：“作書致呂朝相，亦請其設法借舊雜志，補輯佩弦《倫敦雜記》之缺稿。”呂朝相又名洪鐘，彼時擔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都分會常務理事、《筆陣》編輯。

11月23日：“佩弦《倫敦雜記》所缺稿，已由呂朝相君代假舊雜志一冊，余為之補抄。于是全稿無缺，即可付排矣。”

11月25日：“上午入城，將余與佩弦稿交雪舟，請其先送往圖書審查處審查。”所謂“雪舟”，便是開明書店成都分店時任副經理佐雪舟。

次年又記：

1月24日：“午后，……韻鏘來,攜來壽康、子愷信件，并佩弦《倫敦雜記》之校樣。……/校《倫敦雜記》十三面。身體疲甚，頭腦亦昏昏，酒罷早睡。”“韻鏘”即金韻鏘，同樣系開明書店店員。

1月26日：“又致書佩弦，催作《倫敦雜記》序文。”

2月17日：“校佩弦《倫敦雜記》十數面。”

2月22日：“校《倫敦雜記》十一面。”

2月24日：“燈下作一書寄佩弦，請簽《倫敦雜記》契約，并請和丏翁詩。”

3月15日：“余校佩弦《倫敦雜記》三十馀面，全書校畢。俟佩弦寄到序文，即可付印矣。”.

3月20日：“下午小墨歸來,攜信件歸。佩弦以《倫敦雜記》自序寄來，此小冊即可排成矣。”“小墨”，即葉圣陶長子葉至善。

4月14日，該書“千呼萬喚始出來”：“九時入城，至陜西街，看信。《倫敦雜記》已印出，模糊殊甚，為開明第一本壞書。其故在打紙型技術不高，鉛字行間用木條。辛苦校對，成績如此，殊為不快。”陜西街，乃開明書店成都分店所在地。

不過，葉圣陶日記也有遺漏，未言明《倫敦雜記》封面上的書名和作者名正是他這位編者親筆題寫。2025年3月，中國嘉德舉辦“姜德明珍藏近代名家書信專場”拍賣會，內含葉圣陶致當代書話大家姜德明的八十余通手札，有一通提及：“昨天泰昌（筆者注：即《人民文學》時任編輯吳泰昌）來，談起我在開明時候寫的封面字，因而想起來朱先生的《歐游雜記》和《倫敦雜記》，俞先生（筆者注：即俞平伯）的《讀詞偶得》，還有《聞一多全集》五個字，都是我寫的。恐足下未之知，特奉告。”我的案頭恰存一冊《倫敦雜記》開明初版本，淡藍色封面上，僅在右側豎排印就楷書書名和作者名，字字莊重質樸，墨韻蘊藉有味，別無其他裝飾，盡顯沖淡之美。

《倫敦雜記》為32開本，正文八十一頁，凡三萬二千言，卷首綴有自序，篇目刪去連載時的小標題并重新厘定次序，依次為《三家書店》《文人宅》《博物院》《公園》《加爾東尼市場》《吃的》《乞丐》《圣誕節》《房東太太》。雖屬箋箋小冊，民國時期卻四度再版，且版本質量不斷改良。

葉圣陶對《倫敦雜記》評價甚高，在《朱佩弦先生》一文中云：“他早期的散文如《匆匆》《荷塘月色》《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都有點兒做作，太過于注重修辭，見得不怎么自然。到了寫《歐游雜記》《倫敦雜記》的時候就不然了，全寫口語，從口語中提取有效的表現方式，雖然有時候還帶一點文言成分，但念起來上口，有現代口語的韻味，叫人覺得那是現代人口里的話，不是不尷不尬的‘白話文’。”姜德明亦在《〈歐游雜記〉和〈倫敦雜記〉》中揄揚：“依我看，《倫敦雜記》比《歐游雜記》更多人情味。例如《房東太太》，寫出母女兩個人物的命運，給人的印象極深。這比《歐游雜記》單純寫美術古跡和自然風景要動人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