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玄奘，中國人的腦海中往往會浮現出《西游記》中唐僧師徒四人歷經九九八十一難取回真經的故事。“唐僧”這個藝術形象深入人心，卻也在無形中遮蔽了他的原型人物——玄奘的真實面貌。長久以來，大眾對玄奘的認知大多停留在“取經僧人”的標簽上，而忽略了他在翻譯事業、佛教中國化、文化交流乃至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形成中的深遠影響。我也是在讀到《玄奘全集》與《玄奘的絲綢之路》這兩部著作時，才驚覺這位千年前的行者，竟是如此一位集孤勇、智慧與文化擔當于一身的“中國脊梁”。

我對玄奘的認知轉變，始于《玄奘全集》。這部53冊、2073萬字的巨著，由廣西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研究中心漢文大藏經研究院院長韓欣主編，中州古籍出版社2023年推出。全集首次系統整理了玄奘的全部文獻：從他主持翻譯的75部佛教經論，到口述而成的《大唐西域記》；從弟子筆錄的口義、后世學人的學說評述，到敦煌殘卷中的玄奘詩作，乃至他呈給朝廷的奏表啟札。韓欣耗時十余年，以《乾隆大藏經》為底本，參校八種大藏經，采用現代標點分段，為學界和普通讀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權威文本。通過這套巨著我看到的是一個令人高山仰止、肅然起敬的玄奘。

在翻閱《玄奘全集》期間，我又讀到了人民文學出版社于2025年出版的新書《玄奘的絲綢之路》。這是一部由歷史學者撰寫的人物傳記，作者邢耀龍在嚴謹考證的基礎上，用文學化的筆觸還原了玄奘的生命軌跡：他在莫賀延磧沙漠中五天四夜滴水未進的絕望，在高昌國絕食明志的決絕，在那爛陀寺與印度論師唇槍舌劍的智慧……這些細節讓玄奘從歷史典籍中的符號，變成了有血有肉的行者。通過這本傳記我看到的是一個令人心生敬惜、真實溫暖的玄奘。

在閱讀《玄奘全集》和《玄奘的絲綢之路》時我不斷思索，后又有機會與《玄奘全集》的主編韓欣進行多次深入交流，逐漸地，玄奘的形象和故事在我的腦海中愈加清晰、豐滿和高大起來——他的貢獻遠不止“取經”一事，他是舍身求法的孤勇者，是中國翻譯事業的奠基者，是佛教中國化的推動者，是文明交流互鑒的擺渡者，更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播種者。

舍身求法

魯迅在《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一文中提到：“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于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盡管魯迅在這里沒有說出“舍身求法”的人是誰，但我們都知道，“中國的脊梁”中，一定包括玄奘。

玄奘（600—664），俗姓陳，名祎，生于洛州緱氏（今河南偃師緱氏鎮）一個官宦世家。父親陳慧曾是隋朝江陵縣令，為官清廉，后因厭倦官場紛爭，辭官回鄉隱居，潛心儒學。母親宋氏出身書香門第，知書達理。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中，玄奘自幼便展現出超乎常人的聰慧，他跟隨父親誦讀經書，熟讀經典。

然而，命運在他十歲那年急轉直下。父親突然病逝，家道中落，年幼的玄奘隨二哥長捷法師前往洛陽凈土寺。初入佛門的玄奘，很快被佛法的深邃所吸引。十三歲時，隋煬帝派官員到洛陽選拔僧人，名額有限，玄奘因年齡不足本不符合條件，卻因一句“意欲遠紹如來，近光遺法”的回答，被考官破格錄取。自此，他正式剃度為僧，法名玄奘。

出家后的玄奘并未安于現狀。他遍訪名師，先后師從景法師學習《涅槃經》、嚴法師學習《攝大乘論》，又到長安、成都等地游學，對佛教經典的理解日益精深。但隨著學識增長，一個巨大的困惑始終縈繞在他的心頭：當時傳入中國的佛教經典，因譯者水平參差、語言隔閡，同一部經文往往有多個譯本，教義相互矛盾，流派紛爭不斷。例如《金剛經》南北朝時期就有六種譯本，且內容差異極大；《心經》的譯本更是多達十余種，讓人莫衷一是。

玄奘意識到，若想徹底弄清佛教教理，必須從源頭入手——直接到佛教發源地天竺（今印度）求取原典。公元626年，他與幾位志同道合的僧人聯名上書唐太宗，請求允許西行求法。然而，此時唐朝剛剛經歷玄武門之變，邊境局勢緊張，朝廷嚴禁百姓私自出境。上書石沉大海，同行者紛紛退縮，唯有玄奘初心不改。次年，關中遭遇嚴重饑荒，朝廷允許百姓外出覓食。玄奘抓住機會，混入災民隊伍，悄悄離開了長安。漫漫西行極端艱險，他時常想起出發時的誓言：“若不至天竺，終不東歸一步！”更堅定了“寧可就西而死，豈歸東而生”的決心。

玄奘的西行之路，堪稱人類歷史上最危險的旅行之一。據《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記載，他先后經歷了“四難”：

第一難：涼州受阻。玄奘行至涼州（今甘肅武威），當地都督李大亮得知他私自出境，立即下令抓捕。危急時刻，涼州慧威法師派兩名弟子暗中護送他連夜西行。

第二難：瓜州遇險。抵達瓜州（今甘肅酒泉市瓜州縣）后，抓捕玄奘的公文已送達。幸遇州吏李昌崇信佛法，私自毀壞文書，讓玄奘早行。然而，慧威法師派來的兩名弟子不堪遠行，在玄奘正愁無人引渡玉門關之際，胡人石磐陀拜為弟子，愿意相送，并送給他一匹識途瘦老馬。然而，行至玉門關外的葫蘆河時，石磐陀因畏懼法律制裁，竟拔刀威脅玄奘返回，玄奘誦念佛經，絕不退縮。石磐陀害怕玄奘被抓牽連自己，玄奘發重誓后他才離開，留下玄奘獨自前行。

第三難：莫賀延磧迷途。從瓜州向西，便是八百里莫賀延磧大沙漠（今新疆羅布泊沙漠）。這里黃沙漫天，水源斷絕。玄奘牽著瘦老馬走入沙漠，很快迷失方向，歷時五天四夜滴水未進，幾近昏厥，終于發現一片綠洲——野馬泉。

第四難：高昌國絕食明志。走出沙漠后，玄奘抵達高昌國（今新疆吐魯番）。國王麴文泰是個虔誠的佛教徒，聽聞玄奘到來，立即將他迎入宮中，盛情款待。麴文泰希望玄奘留下擔任國師，但玄奘堅決不從，開始絕食，連續三日水米未進。麴文泰大為震驚，跪求他進食，玄奘這才勉強答應留下講經一個月，與麴文泰結為兄弟。臨別時，麴文泰贈送他財物、馬匹等，還寫信給沿途各國國王，請求他們給予玄奘保護。

歷經四年跋涉，玄奘終于在公元631年抵達天竺。此時的天竺正值戒日王統治時期，佛教文化繁榮。玄奘先是在北印度迦濕彌羅國（今克什米爾）學習兩年，遍覽當地佛經，后又到中印度那爛陀寺——當時印度最高佛教學府，師從戒賢法師學習《瑜伽師地論》。

在那爛陀寺，玄奘的才華震驚了整個印度佛教界。一位順世外道的婆羅門在那爛陀寺門口張貼了四十條論點，并揚言如有人能駁倒其中一條，即以頭謝罪。一連幾天那爛陀寺都無人應戰。最后，玄奘站了出來，幾番辯論之后，婆羅門根本不是玄奘的對手，只能認輸。玄奘秉持佛門不能害人的教誨，讓婆羅門作他的仆人，婆羅門心甘情愿。公元641年，戒日王在曲女城（今印度北方邦坎普爾）舉辦無遮大會，邀請玄奘擔任論主。玄奘在會上宣講自己的論著《會宗論》《制惡見論》，無人敢上前反駁。

公元643年，玄奘謝絕了戒日王的挽留，攜帶657部梵文佛經，踏上歸國之路。戒日王為他舉行了盛大的歡送儀式，派出二十名士兵護送他穿越印度北部。途經中亞時，玄奘還將自己的部分財物贈予當地貧民，贏得了沿途百姓的愛戴。

公元645年，歷經19年的艱辛，玄奘終于回到了長安。消息傳來，百姓夾道歡迎，爭相目睹這位傳奇僧人的風采。唐太宗勸其還俗做官，玄奘卻志在翻譯佛經，婉辭拒絕。

玄奘的西行之路，是一條信念之路，也是一條勇氣之路。他以一己之力，穿越萬難，不僅實現了求取真經的愿望，更用自己的行動詮釋了“舍身求法”的精神內涵。

中國翻譯事業的奠基者

如果說西行求法是玄奘人生的上半場，那么翻譯佛經便是他人生的下半場。從公元645年回到長安，到公元664年圓寂，玄奘用生命中最后19年時光，在助手的幫助下，潛心翻譯佛經，共譯出佛經75部，1335卷，合計1300萬字左右。特別是他提出的“五不翻原則”，為此后中國的翻譯事業奠定了基礎。

自佛教西漢末年傳入中國，佛經翻譯隨之興起。但由于缺乏統一的標準與規范，早期的翻譯存在諸多問題，尤其以兩大問題為主：一是譯者多為西域來華僧人，中文水平有限，常出現“胡音未融”的情況；二是采用“格義”方法，即用儒家、道家概念附會佛教術語，導致教義扭曲。例如，將“涅槃”譯為“無為”，“禪定”譯為“坐忘”，結果讓佛教失去了其獨特性。玄奘深知早期翻譯的弊端，決心對佛經翻譯進行全面革新。他不僅帶回了大量的梵文佛經，更積累了豐富的梵文知識與跨文化交流經驗，在翻譯實踐中，他提出了著名的“五不翻”翻譯原則，即五種情況下不進行意譯，而采用音譯。“五不翻”原則具體包括：一是“秘密故不翻”，比如“陀羅尼”一類的秘密咒語，由于具有神秘的宗教意義，音譯更能體現其神圣性；二是“多含故不翻”，比如“薄伽梵”一詞意義豐富，意譯難以涵蓋其全部內涵，故采用音譯；三是“此無故不翻”，比如“閻浮樹”，中國沒有，因而保留原詞；四是“順古故不翻”，比如“阿耨菩提”，歷代翻譯均采用音譯，讀者已經習慣，為尊重傳統，故不改變；五是“生善故不翻”，比如“般若”一詞，音譯能讓信徒產生恭敬之心，意譯則顯得平淡，故采用音譯。

“五不翻”原則的實施，在中國佛經翻譯史上具有革命性意義。它標志著翻譯活動從魏晉南北朝時期依賴“格義”的初級階段，進入了成熟的、具有高度理論自覺的新階段。《玄奘的絲綢之路》一書作者認為，正是由于玄奘的“五不翻”原則，在音譯的過程中創造了許多新的漢語詞匯，這些詞匯經過后人的頻繁使用，逐漸進入了中國人的語言庫中，豐富了漢語世界，這是了不起的貢獻。

在翻譯實踐中，玄奘除了建立翻譯標準，還注重制度建設，創立了一套系統的翻譯方法。據《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等史料記載，玄奘主持的譯場具有極其精密的分工協作機制，大致可分為譯主、證義、證文、度語、筆受、綴文、參譯、刊定、潤文、梵唄、監護大使等十余道工序。在此機制中，“五不翻”原則不再是玄奘個人的翻譯偏好，而成為整個翻譯團隊必須遵循的“規則”。這種分工協作的翻譯模式，確保了翻譯的效率與質量，成為后世翻譯工作的典范。玄奘翻譯的佛經，不僅在中國廣泛傳播，還通過朝鮮、日本等國的遣唐使傳入東亞各國，對東亞佛教文化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推動佛教中國化

佛教中國化經歷了一個較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佛教傳入中國后，經歷了“格義佛教”“學派佛教”“宗派佛教”三個階段。漢代至魏晉時期，佛教依附于黃老之學，用道家概念解釋教義；南北朝時期，佛教獨立發展，形成涅槃師、成實師、毗曇師等學派；隋唐時期，佛教實現本土化轉型，誕生了天臺宗、華嚴宗、禪宗等宗派。

玄奘所處的初唐，正是佛教中國化的關鍵期。其時，隨著國家統一、儒釋道三教并用政策推進，佛教中國化進程進入融合與創新的新階段。玄奘的貢獻，在于通過翻譯與闡釋，為佛教中國化提供了完整的理論支撐。玄奘帶回的唯識宗經典，以《瑜伽師地論》為核心，主張“萬法唯識”——世間萬物皆由人的“識”所變現，“識”是宇宙的本體。唯識宗將“識”分為八種：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末那識（染污識）、阿賴耶識（藏識）。其中，阿賴耶識是輪回的主體，儲存著過去所有善惡行為的種子。

為了讓唯識宗思想被中國人接受，玄奘進行了本土化改造。一是與儒家“心性論”結合：儒家認為“人之初，性本善”，玄奘則將“阿賴耶識”比作“心田”，認為通過修行可以“轉識成智”——將染污的“識”轉化為清凈的“智”，最終實現成佛。這種“性善可塑”的觀點，與儒家“修身養性”的理念不謀而合。二是簡化修行方法：唯識宗原本強調繁瑣的“因明學”（邏輯推理），玄奘將其簡化為“五重唯識觀”，即通過觀察“識”的變化，破除對“我執”和“法執”的執著。這種方法更貼近中國人的思維習慣。三是融合道家“自然”思想：唯識宗認為“一切唯心造”，玄奘則用道家“道法自然”的觀點解釋“識”的作用——并非刻意創造萬物，而是順應自然規律顯現萬物。

玄奘推動的佛教中國化，本質上是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的深度融合。他以唯識宗為載體，將佛教的“空性”思想與儒家的“中庸”、道家的“無為”相結合，形成了“三教合一”的文化格局。例如，他將《道德經》翻譯為梵文時，特意加入“道可道，非常道”的哲學思辨，讓印度學者感受到中國文化的獨特魅力。更重要的是，玄奘的翻譯與闡釋，尤其是闡釋時注意和中國傳統經典的觀念相結合，讓佛教從“外來宗教”變成了“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他建立的唯識宗體系，為佛教在中國的生存與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

文明交流互鑒的擺渡者

玄奘的西行與東歸，本質上是一場跨越東亞和南亞的文明對話，搭建起了兩大文明古國溝通的橋梁。玄奘的文明交流互鑒實踐具有鮮明的雙向性。

玄奘在印度期間的學術活動，已超越被動學習階段。據《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記載，玄奘在那爛陀寺求學期間及之后，針對印度佛教核心論爭，以梵文撰成《會宗論》《制惡見論》《三身論》三部論著，這表明玄奘已能嫻熟運用印度學術語言參與核心議題討論。在印度規模最大的佛教盛會——曲女城無遮大會上，玄奘擔任論主，其所闡明的論點，連續十八天都無人提出反駁，這不僅證明中國學者有能力參與最高水平佛學對話，更體現出文化反饋的自覺。

公元646年，由玄奘口述、弟子辯機筆錄的《大唐西域記》成書。這部12卷、10萬字的著作，記錄了玄奘西行途中138個國家的地理、歷史、宗教和文化，被譽為“中世紀中亞、南亞的百科全書”，其價值遠超宗教范疇，實為一部體系完備的比較文明志。《大唐西域記》詳細記載了“絲綢之路”的路線、城邦分布、山川地貌，為研究中古時期的中亞地理提供了珍貴資料。20世紀初，英國考古學家斯坦因正是根據《大唐西域記》的記載，在新疆和田發現了尼雅遺址。

玄奘西行的主要目的是求取佛經，但他在這個過程中，也承擔起了文化傳播的使命。他將印度佛教文化帶回中國，拓寬了中國文化的內涵；同時，他也把中國的哲學思想、科技成就、文化藝術等翻譯、傳播到西域各國，促進了西域各國文化的發展。他在印度期間，曾多次向戒日王介紹中國的政治制度、科技成就。公元647年，唐太宗命玄奘將《道德經》翻譯成梵文，以便傳入印度。玄奘帶領弟子歷時兩年完成翻譯。這部譯作在印度引起反響，許多印度學者開始研究道家思想，甚至有人認為“老子是佛陀的前世”。

古印度因明學是一門包含邏輯學、論辯術和知識論的理論體系。玄奘在印度期間，精研因明學理論，成為當時全印度因明學理論水平最高的法師之一。玄奘把這門學問帶回大唐，豐富了中國邏輯學的理論“大廈”。中唐之后，唯識宗逐漸式微，因明學研究受阻。1895年，被譽為“中國佛教復興之父”的楊仁山，從日本取回窺基法師的《因明大疏》，刊印流通，因明學再次進入中國學人的視野。1931年，陳望道出版《因明學》一書，是第一部介紹因明學的白話著作。書中陳望道介紹了“最為重要”的三部新因明學著作，分別是玄奘翻譯的《因明正理門論》《因明入正理論》和窺基法師的《因明大疏》。陳望道與玄奘一樣，也是翻譯大家，還是《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中文全譯本的譯者。時隔千年，兩位翻譯家因因明學結緣，正可謂中外文化交流傳播史上的一段佳話。

玄奘的西行路線，恰好是“絲綢之路”的核心路段。他每到一國，都會與當地商人交流，介紹中國的絲綢、瓷器、茶葉。據《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記載，玄奘歸國時，有一些胡商隨行，他們將中亞的馬匹、玉石運回中國，再將中國的貨物運往中亞，極大地促進了絲路貿易的繁榮。

玄奘的文明交流實踐，突破了文化傳播中常見的“中心—邊緣”模式。他沒有將自己視為“文化輸出者”，而是發揮“文化擺渡人”的作用，以平等的態度與各國學者對話，在向內引介的同時也致力于向外傳播，這種開放、包容、平等、自信的精神，對當今全球化時代的文明互鑒仍有重要啟示。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播種者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指各民族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相互依存、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思想觀念與情感認同。早在先秦時期，華夏族與周邊民族就有了密切交往；漢代張騫通西域后，“絲綢之路”成為連接中原與西域的紐帶；唐代更是“胡漢一家”的盛世，各民族在經濟、文化上深度融合。

玄奘的西行之旅，正是這一歷史進程的生動縮影。他西行途中經過的西域地區，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從河西走廊到蔥嶺，從塔里木盆地到中亞草原，生活著突厥、吐蕃、回紇、粟特等多個民族。這些民族有著不同的語言文字、宗教信仰、風俗習慣與生產方式，形成了多元一體的文化格局。玄奘西行，在傳播中原文化的同時，也吸收各民族的文化養分。他的旅程，不僅是一場文化求索，更是一次多民族交流交融的實踐。《大唐西域記》中對各民族生活的真實記錄，展現了不同民族的文化特色與共同訴求，促進了中原與西域各民族的相互了解與認同，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形成埋下了重要伏筆。

在西行途中，玄奘與各民族民眾進行了廣泛接觸與深度互動。他與高昌王麴文泰結為兄弟，接受了高昌國的物資援助與人員支持；他與突厥葉護可汗會面，得到了突厥汗國的保護與幫助；他在西域各國講學弘法，傳播中原文化的同時，也吸收了各民族文化的精華。

在《玄奘的絲綢之路》一書中，作者邢耀龍對玄奘在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塑造中發揮的重要作用作了專門論述。他認為，宋代是中華民族共同體逐漸形成的重要階段，而這一時期的宋、遼、金、西夏的壁畫中都出現了“玄奘取經圖”；元代雜劇《西游記》將玄奘塑造成“圣僧”形象；明代吳承恩的《西游記》則將其升華為“旃檀功德佛”，成為中華民族共同的精神偶像。正如書中所說：“玄奘取經圖在整個中華大地上的普遍出現，代表著中華民族這個共同體在中國人的精神世界里開始孕育。”從這一意義上講，玄奘堪稱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偉大播種者

2025年10月，我到西安出差，在工作完成之后的一個雨夜，我專程來到大雁塔南廣場的玄奘大師塑像前瞻仰。凝視著他身披袈裟、手握禪杖的模樣，我仿佛穿越了千年的時光，看到了他在沙漠中艱難跋涉的堅定，看到了他在那爛陀寺潛心研學的專注，看到了他在譯經場中伏案疾書的執著。在那一刻，我忽然意識到，原來真正的強大，是歷經萬難仍心懷赤誠，是穿越千年仍能照亮人心。玄奘的偉大，不僅在于他完成了看似不可能完成的西行之旅，帶回了珍貴的佛經；更在于他以一己之力，推動了佛教中國化的進程，構建了系統的翻譯體系，搭建了中外文明溝通的橋梁。《玄奘全集》和《玄奘的絲綢之路》的出版，不僅為玄奘研究提供了系統完備的文獻支撐，更讓這位千年之前的文化偉人重新走進公眾視野。我們通過今天的閱讀，是否也如千年前的探訪尋跡那般，逐漸理清了脈絡，接近了那至善至純的“真經”？——答案在歷史的風中回蕩。

（本文作者為中國出版集團副總經理、黨組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