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見無處不在

偏見無處不在，性別偏見、身份偏見之外，尚有職業偏見、地域偏見。由偏見而歧視，順理成章。

見東北人，確切地說是黑龍江人，在海南上演現實版的偷菜偷果，被拍成視頻于網上廣為傳布。偷竊者不但不理屈，反強詞奪理，欲動手打人，此等行為藝術，真是不堪。跟帖自是一概的譴責，而其中暗含歧視，似乎海南島的所有混亂，皆東北人釀就。

歧視固然是胸中的狹隘作祟，被歧視方的原因確為主要。我生長的煤礦有來自東北，解放初整體搬遷山西的“工程處”，印象中這里的師傅不是七級工便是八級工，技術過硬，管理嚴格，是學徒時被日本工頭扇耳光修煉出來的。其生活方面的特點，無外乎孩子多、腌白菜、排房里養豬、幾代人鄉音無改，我學普通話就是自東北話切入的。其性格多外向，且強勢，那年“嚴打”，進去不少。有將大齡女介紹二婚男者，女拂意不從，媒人放狠話：“那就找個東北人去吧。”權衡之間，最終嫁給了二婚男。此為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往事，那時已有對東北人的潛在偏見。

長治市的八一廣場，至今仍保持著“文革”時的模樣，已然成為廣場舞、集會演講的不二場所。我問為何，告訴我的人未提及此地工廠倒閉多、下崗工人多的現狀，卻隨口一句：“這里離河南近。”我大致了解這些人的出身，因欠缺內在自我，每每傾向于服從，沒有新知補充，極易為意識形態、流行觀點所操縱，其著迷于整齊劃一的數量，唯有與多數人抱團的選擇，方具安全感。昔日河南林縣有順口溜：“寧往西走一千，不往東移一磚。”“不吃山西飯，不能長大漢。”“一條扁擔兩個筐，拖兒帶女去逃荒。不去山西討飯吃，人還咋個過時光。”逃荒山西，晉東南為必經之途。晉東南地區土著向來對直魯豫移民含有偏見，此類移民民國以來大量擁入，地廣人稀，未見矛盾，故此域百姓能無私接納。然土改發生，土人皆鄉里鄉鄰，沾親帶故，白天分得浮財，夜里偷偷送回，斗爭無法順利展開，終有高人指點，將這些外來戶調動起來后，方有了轟轟烈烈的跡象。

歧視者也被歧視。余幼時外省親戚來，講述流傳于外埠有關老西兒做買賣的笑話，后讀明清筆記，見類似文字不勝枚舉。商賈唯利是圖，左右皆鄙之，古今皆然。相對于農業文明下的樸實憨厚，商業活動中的契約精神，自會格格不入地帶入日常行為，因而為周遭所不齒。人事代謝，草木輪回，晉人早已丟棄貨殖，類似笑話就此湮沒于故紙。幾年前接待過一位京客，問大同市人口，告之二百來萬吧。“都是下煤窯的吧！”語含不屑，視有傲睨。此兄與我有舊，原在河北某企業做領導，免職后至北京開辦文化公司，雖曰民營，倚仗先前積累的人脈資源，終日乞食維計，卻照例生出了權力、金錢加威嚴的面相。其顯然不知我的成長背景，即便知曉，不覺尷尬：明白自己是怎樣的人即可，而不必證明自己是怎樣的人。生命的所有重量，自身攜帶，產業工人的做派，七十年代的審美，至今都在我身上堅不可摧地附著。

一省之內，也存歧視。昔時蘇北多天災，難民顛沛流離，蓬頭垢面至書香傳家的蘇南，蹭蹬潦倒至十里洋場的上海，顯然異類，遭歧視亦難免。無人喜歡，但不會消失，幸得一干賢達哀民生之多艱，賑災放糧，方不致其成餓殍。

抗戰勝利，臺灣光復，當衣衫襤褸的國軍將士登岸時，已受東洋文明熏染五十年的當地百姓頓感失望。加之部隊皆農家子弟構成，文盲居多，舉止孟浪，勝利者反被歧視。當年國脈懸于一線，衣冠南遷，中原士族落荒江南，雖曰少數，卻因掌握精深文化，人們競相仿其衣，學其腔。物有物的美麗，人有人的高貴，失敗者反被抬舉。殊今異古，曾備受不屑的關外腔，如今成了官氣味道的京味，南蠻鴃舌的鳥語，成了財氣內含的廣府話。

偏見偏見，以偏概全之見也。凡有行出格之事老人，網民脫口而出“老紅衛兵”。前些日子邂逅一位昔日“司令”，三杯兩盞下肚，便掀開了其富商外衣，無限懷念往日輝煌，隨后又不住地罵罵咧咧，很是失態。為此我也有了偏見，且會根深蒂固，季羨林說：“壞人是不會改好的。”或確如此。

至于職業偏見，除卻貼小廣告的、打電話詐騙的，其他職業都大可尊重。而時常拋頭露面、調不把門的那幾位專家，計以臉皮厚度，尺有所短，屬瞧不上眼的行當，歧視之。

無意識偏見，是一種毫無知覺的心理模型，是由個人的生理機能、文化背景、生活經驗而對他人產生的不公正解讀。偏見無處不在，歧視便無處不在。偏見所偏，偏的不是出生，不是年齡，畢竟是人；歧視所歧，歧的不是地域，不是職業，終究是人。

文人歸宿在官場

一為文人，便無足可觀。本可觀，期望升值而形狀不堪，遂覺無足可觀。

擇業不同，術業有專攻。文人術業在文，自與學而優則仕牽涉。學，不過官之跳板，“高門出貴子，好木出良材。男兒不學問，官從何處來？”有所求而無所得，便不再安于現狀。為官抱負于天下，乃多數人托辭，官有十條路，九條人不知，卻是實實在在的好處。袁枚《答楊笠湖》云：“士君子行己立身，如坐轎然，要人扛，不必自己扛也。”當下榮光不說，尚可昌大門閭，光前裕后。

志向無以實現，自會牢騷滿腹，幾成心病。小文人“皇帝招我做女婿，路遠迢迢我不去”；大文人“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唯食忘憂，唯歌樂忘憂，唯酒忘憂，唯山水忘憂，蘇軾稱：“某生平無快意事，唯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逾此者。”李漁稱：“予生無他癖，惟好著書，憂藉以消，怒藉以釋，牢騷不平之氣藉以鏟除。”洛陽才子他鄉老，日營營于壯夫所弗為而私自悅，寫作解憂，也不過是失意后的推說。如蒲松齡者，一生專注科考，皓首窮經，終無功名，郁郁寡歡終老，卻以雕蟲小技《聊齋志異》名重文壇。無能為力，只好順其自然，碌碌無為，卻要標榜自己平凡可貴。較之借酒蓋臉、望天呼吁的直白，魏晉文人有越發融入情景的表演，張季鷹說：“人生貴得適意爾，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此雖非失意之言，至少不適意。跡雖迥殊，心乃一致，表達不同而已。

前者已矣，易順鼎說民國文人：

而諸君既不思朱轂，亦慵草玄經，甘雕蟲而弗作壯夫，食蛤蜊而那知許事。十步之內，香草彌多；一山之中，馨桂逾烈。此又一時也。夫處九土摶摶之上，但求無過，不求有功；居眾生攘攘之中，不求為善，但求不為惡。

大格局已變，小場景未改，社會轉型，舊精英群體已是軟弱無力，加之四民結構解體，傳統士人階層不可避免走向崩壞。進士及第，成為天子門生，科舉廢除，打破功名大夢，高深學問與卑微身段間，沒有必然聯系。生命如塵，庸碌半生，日已西斜花已敗；自知不免，無力回天，落花猶似墜樓人。

悠悠萬事，只此為大，官場，是文人引途借徑的歸宿。得之，生命似乎便找到了意義。意義追求成為意義，方使自己成為自己。染于蒼則蒼，有些束縛，不必繩索；染于黃則黃，獨立文人，難以生存。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人間赤子，千萬人中難覓一個。

野史有多野

歲月失語，唯史能言，正史之外的個人記錄被稱作“野史”。正史為官家修訂，野史不同于時流，來自眾手寫史的私家記敘，為個人視角的著錄。

關于正史與野史，周作人《閉戶讀書論》曾有過比較：

正史好似人家祖先的神像，畫得特別莊嚴點，從這上面卻總還看得出子孫的面影；至于野史等更有意思，那是行樂圖小照之流，更充足地保存真相，往往令觀者拍案叫絕，嘆遺傳之神妙。

歷史真相分為兩類：一類是通過邏輯推理，分析判斷事件背后邏輯關系，從而得出結論；一類是通過收集確鑿證據，坐實某些以往推斷，形成完整的證據鏈。

魯迅嗜讀野史，已是眾所周知。1936年其去世不久，周作人在《宇宙風》半月刊作紀念文章《關于魯迅》，談及魯迅早期的閱讀與創作：“豫才從小喜歡‘雜覽’，讀野史最多，受影響亦最大。”較之官修的正史，野史、雜記雖不免有訛傳、挾恩怨，但看往事卻可以較分明，因其不必裝腔作勢，擺史官架子，故魯迅認為野史和雜記比正史更可信，讀正史不如讀野史。人之開智，正在于信息的多源性，以及讀書的無禁忌。

關于張獻忠屠蜀，史料不計其數，其著名者有《張獻忠陷廬州紀》《蜀難敘略》《蜀警錄》《蜀破鏡》《荒書》《蜀龜鑒》《蜀碧》等。對此，魯迅在《病后雜談》中悲涼萬分：

第一本拿在手里的是《蜀碧》。這是蜀賓從成都帶來送我的，還有一部《蜀龜鑒》，都是講張獻忠禍蜀的書，其實是不但四川人，而是凡有中囯人都該翻一下的著作，可惜刻的太壞，錯字頗不少。翻了一遍，在卷三里看見了這樣的一條——“又，剝皮者，從頭至尻，一縷裂之，張于前，如鳥展翅，率逾日始絕。有即斃者，行刑之人坐死。”

爬羅剔抉，銖積錙累，提要鉤元，旁搜曲證，《病后雜談》從張獻忠的剝皮，說到孫可望的剝皮。

永歷六年，即清順治九年，永歷帝已經躲在安隆（那時改為安龍），秦王孫可望殺了陳邦傳父子，御史李如月就彈劾他“擅殺勛將，無人臣禮”，皇帝反打了如月四十板。可是事情還不能完，又給孫黨張應科知道了，就去報告了孫可望。“可望得應科報，即令應科殺如月，剝皮示眾。俄縛如月至朝門，有負石灰一筐，稻草一捆，置于其前。如月問：‘如何用此？’其人曰：‘是揎你的草！’如月叱曰：‘瞎奴！此株株是文章，節節是忠腸也！’既而應科立右角門階，捧可望令旨，喝如月跪。如月叱曰：‘我是朝廷命官，豈跪賊令！？’乃步至中門，向闕再拜。……應科促令仆地，剖脊，及臀，如月大呼曰：‘死得快活，渾身清涼！’又呼可望名，大罵不絕。及斷至手足，轉前胸，猶微聲恨罵；至頸絕而死。隨以灰漬之，紉以線，后乃入草，移北城門通衢閣上，懸之。”

禍以罪降，南明豈有不亡之理？潮汐兩至，“大明一朝，以剝皮始，以剝皮終，可謂始終不變”。

與天地同久，融史識于現實，由此可見古今人心，也看透了人性。魯迅在《忽然想到》為此道：

試將記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現今的狀況一比較，就當驚心動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時間的流駛，獨與我們中國無關。現在的中華民國也還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

1935年1月8日，他給鄭振鐸的信中稱：“偶看明末野史，覺現在的士大夫和那時之相像，真令人不得不驚。”料正史涂飾太厚，不易察覺此類底細。

此類著作中，廣為人知者，尚有王秀楚的《揚州十日記》、朱子素的《嘉定乙酉紀事》記錄了清軍屠江南事略，李圭的《思痛記》記錄太平軍攻占南京后之情形。縣無完村，村無完家，家無完人，人無完婦，歷史上的改朝換代，必定伴隨著白骨遍野、民無噍類的殘酷場景。“或帶活剖腹，摘取心肝；或系首于樹，積薪胯下焚灼”，周作人重溫《思痛記》后，于1930年8月寫就《鴉片事略》一文：

中國民族似有嗜殺性，近三百年張李洪楊以至義和拳諸事即其明征，書冊所記錄百不及一二，至今讀之猶令人悚然。今日重翻此記，益深此感。嗚呼，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乎。

言何以喻，這是周作人文章中不多見的疾言厲色，怒不可遏。

天地之大德曰生，嗜殺者卻層出不窮群魔肆虐，不幸一場連著一場；戰禍不休，深淵一個接著一個。書本知識加之社會經驗，造就了苦痛與黑暗的人生觀，此即魯迅作品的思想底色。舊曲聽來空有恨，故園歸去卻無家，以冷筆寫就的文字，難免沉郁深刻，悲愴蒼涼。

正史未必信史，野史未必不信。賈寶玉便說，除四書外，天下的書無不是杜撰。野史也并不怎樣野，反倒靠譜。

【介子平，1964年生，山西人。山西省人民政府文史館研究員，山西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山西省散文學會副會長。出版有《青燈》《煙霏云斂》《少年文章》《消失的民藝·年畫》《褪色的記憶·連環畫》《雕刻王家大院》《畫說山西古代壁畫》《大韻書法》《風華丹青》等作品。】